少数民族在北京:生活处境与文化认同 / 作者:张海洋

只有现代,只有今天,这样的题目才会出现。如果不是现代,少数民族在北京就是无可讨论的天经地义。远自夏商周,近至清代,除明朝之外,北京都是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城市。那时候的社会如果跟今天一样开放,人们要讨论的题目就应该是“汉人在北京的生活处境和文化认同”了。同理,如果我们仍然处在“阶级斗争”、“四个现代化”、甚至“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年代里,少数民族在北京的问题也不会被拿来讨论。那时候大家都知道答案何在:短期阵痛,长期大同。那时如果要讨论少数民族在北京,恐怕只能是如何为将来的博物馆多收集一些文化标本罢了。

但今天毕竟不同于以往。和谐社会与多元文化,以人为本的创新型国家,尊重人就要尊重其文化,正在形成全社会的共识。提醒主流社会关注少数民族的处境和需求,包括尊重他们的权益和文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新闻媒体上的一个题目。

既然顺理成章,我们就考察一下它的理据何在。我认为少数民族在北京的处境或困境千差万别,但成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重物轻人,重金钱轻文化和本末倒置的现代功利价值。这种价值在提高人的物质生活水准的同时,也把人类的精神文化和公益心撕扯得肢离破碎。少数民族,由于他们对精神文化和社会正义的依赖更深,所以处境也就更加艰难。他们的难处概有两类:一是社会经济权益如何保障,二是文化认同如何保持并被人理解。两类难题的答案都是一个,那就是由政府和国家来处理好多元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我不同意把少数民族在北京的处境归因于个人的适应能力,因为这是“责备受害者”的霸权话语,至少是主流社会逃避责任的借口。少数民族之所以是少数民族,正是因为他们以群体身份拥有不同于主流社会的民族文化。文化的核心是语言和宗教。这两者都是群体现象,不是个人可以任意取舍的物件。既然如此,少数民族在北京的处境问题,就应该首先由政府、国家和主流社会,而不应该由少数民族来回答。否则,答案就只有一条:“同化或灭绝”。如果多民族统一国家留给少数民族的出路只有这么一条,那么敢来爱这个统一国家的“多民族们”就真得狂热得丧失理性才能行吧。总之,这个问题根本不是由少数民族造成,因此也不能向他们索要答案。如果一定要我对少数民族提一个建议,那我就建议由他们,即少数民族们来给主流社会,特别是给政府公务员和全国人大代表上课,上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国情课,上尊重少数民族权益和文化的人权课。这可行吗?

既然暂时不可行,那就只有把问题提出来跟大家讨论,慢慢通过主流社会的观念更新和制度创新来解决。与此同时,为了巩固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还要抓紧做两件事:一是强化实施现有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城市民族工作条例》,二是抓紧制订一部《少数民族公民权益保护法》。

我知道主流社会有很多人都觉得中国的少数民族状况已经不错。还有很多人对于少数民族在升学就业中享受到一点儿优惠耿耿于怀,觉得那是伤害了“公民个人平等”的原则。我本人不是少数民族,但因为在中央民族大学教书20多年,所以愿意把自己知道的少数民族的想法拿来跟主流社会的同胞们分享:“如果国家肯用任何一个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来考大学或公务员,如果您肯一天到清真寺礼拜五次,还能遵守饮食禁忌,我们加倍地给您优惠。您干不干?”凡事能这样来回想想,我们就明白我们称为优惠的待遇,其实只是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一种“互惠”。

最后我来讲自己对于文化认同,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多元文化认同的看法。我认为这涉及到人与动物的区别。动物跟人一样,都有一条个体的生物小命。人与动物不同之处在于人还有一条或多条文化大命。而且,人的小命要靠这些大命来支撑才能活得好。这是因为个体的人都知道,小命迟早会死,大命才有可能不朽,因此才能作为短暂人生的支撑力。这个支撑力包括语言、宗教、家族、民族、地方和国家在内的文化。只有这些文化认同,才能向人的生活提供意义。一个人的文化认同越多,他的生活就越全美。他能给社会做的贡献也就越多。据此,我认为一个有多重文化认同绝对不是坏事,而且多重认同之间也没有必然冲突的理由。费孝通先生总结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其实那也就是一个心身家国与天下多元认同和谐的社会。北京是全国各民族人民的首都,也应该是全国各民族的文化中心。文化中心同时应该是由全国各民族人民生产他们的文化产品的地方。北京应该向全国各民族人民趟开怀抱,不仅是对不同民族的个人,而且是对不同民族的文化和认同。短期看,这是我们迎接2008年人文奥运的要求。长期看,它还是国民认同和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和谐社会始于跨文化理解。

2006年4月6日于中央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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