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天子守边” 

1. 天子守边 

 明成祖朱棣与明朝其他皇帝都大不相同,他是太祖朱元璋二十六个儿子中的佼佼者,年轻时受封北平(即北京)为燕王,是在与蒙古的多次交锋中成长起来的优秀军事统帅。太祖朱元璋临死前,还特意给了燕王朱棣一道诏敕,让他节制诸王,负起指挥北方军事之责,并守卫大明江山。太祖朱元璋为此写道:“攘外安内,非汝而谁?”后来果然是攘外安内,非朱棣而谁。朱棣当上了皇帝后,并没有在南京安于享受,大多数时间仍然呆在北京(当时京师仍为南京,北京称行在),南京的事务交由太子监国处理。而当北京成为明朝的京师后,他又经常率师在外。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天子守边”。以往历朝历代,均为“天子居中,诸侯守边”,以形成四周拱卫之势。“天子守边”因而成为成祖朱棣最鲜明的特质,这也是后来明朝建都北京的最大特点。
  从来中国古代边患都在北方,定都南京不利于控制北方边防,而且有造成边将拥兵自重,国家分裂,政局动荡之虞;定都北京,天子守边,是大一统帝国的基础。


2. 浅论明朝迁都的利与弊

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一方面因为自己准备充足,一方面因为明太祖大杀功臣,没有给建文帝留下几个能打仗的将军,建文帝又太软弱,数次下令“活捉燕王”,结果最终兵败失踪。


燕王即位是为永乐大帝明成祖。

建文帝可谓一位好皇帝,在位期间废除锦衣卫、宽待百官和百姓,很得人心,城破后明朝百官基本没有几个投降就说明了这一点。明成祖可谓其位不正,为了加强皇权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对明代最大的影响就是迁都北京。北京既是他经营多年的大本营,又远离南方亲建文帝的势力。除此之外,迁都北京还可以实现“用南京控制南方财赋,用北京控制北方边防。”“天子守边”局面。这在后来的200多年一直是明朝的基本国策。

首先,用北京控制北方边防。由于明朝与北元以及后来的瓦剌、鞑靼敌对,北方边防一直是国防的重中之重。自古皇帝最怕的就是丢江山,手握重兵的边臣造反是每一个皇帝都不希望看到的局面。迁都是明朝的方式。由于北京算是一个从农业区到牧业区的一个边防重镇,迁都此举造成了明代独特的“天子守边”的局面。一方面,天子守边可以防备边臣拥兵自重;另一方面,北方边防因为首都在边境而必须保证稳定,客观上使得边防不至于松懈。而且边防的稳定掩护了大后方南方地区的发展。
其次,用南京控制南方财赋,南京仍旧作为陪都,控制当时全国最富庶的江南地区。由于江南一带已经成为全国经济、商业、农业的中心,必须要保证对这个地区的控制。南京虽然号称陪都,而且有几乎全套中央政府设置,但是基本没有什么实权,说白了只是监视南方给北方首都送钱送粮的。所以虽然首都不在经济中心区,但是控制却很稳固。

但是由于明朝制度保证皇权的过度集中,这些都是在皇帝英明、朝政太平的时候才能实现的。明中期以后的皇帝不是昏庸就是根本不理朝政。所以迁都北京没有达到应该有的效果。
第一,长城以北的大片缓冲地带后来送给了内附的兀良哈部,所以实际上北京已经成了边境。整个明代因此始终处于准战争状态,国防开支对整个国家负担沉重。
第二,明朝皇帝昏庸的居多,朝政混乱,边防也数次告急。甚至有几次敌人直接攻到北京城下,迁都完全没起到巩固边防的作用。这里插一句,没仔细想过,但好象明英宗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未亡国就被抓的皇帝。
第三,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是江南一带,北方已经无法支持首都的巨大物资开销。从宋代开始,北方首都都要靠大运河运输从南方供应。北迁北京使得国家为了供应首都而将江南物资财富不断运到北方,对整个国家的发展实际非常不利。结果是拖慢江南地区经济发展。
第四,北京地处农耕区的北方边缘,无论是北方游牧民族还是东北的女真人都距离北京非常近。一个国家的首都没有足够的战略纵深来保护是非常危险的,也是对军事上的一种不便。结果后来东北边境战事迭起,因为要保卫北京,军队的回旋余地变的非常小。个人认为这相当制约对满洲作战的战略选择。

当然,明朝灭亡不能说是迁都北京的结果,只是探讨一下利弊。

选自《历史帝国》

3. 中国应认真考虑“迁都”


都?没错!中国确实应当认真考虑迁都了,因为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选择首都,应当考虑国家发展和应对挑战的需求,而在当前的情况下,当初定都北京的理由已经不复存在,其负面作用却与日俱增。北京继续充当首都,不仅对整个国家发展构成了额外的负担,城市自身也走入了死胡同。

尽管早在两千多年前,燕国就在北京地区建立了都城;但在历史上,北京并非华夏文明的腹心地带,其作为大一统中国政权首都的历史是在元、明、清三朝。显然,今日中国选择首都时,不能从自始至终奉行塞北本位、视中原为鱼肉掠夺对象的蒙元政权的视角考虑,审视明成祖定都北京的出发点方才恰当。

明朝兴起之后,蒙元残余势力败退塞北,但卷土重来之心未泯,有明一代,明廷始终视蒙古为头号大敌,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告诫子孙:“胡戎与中国边境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明朝天下精兵良将,尽在九边。但在没有现代通讯、交通工具的古代,定都南京的明廷与其他任何一个定都腹心地区的王朝都面临相同的两难:如果放手赋予戍边重兵集团主将足够的自主权,他们向安禄山看齐的风险很可能上升到令人无法承受的地步;如果仿效宋朝奉行“守内虚外”政策、束缚戍边重兵集团主将手脚,军队的作战能力将遭到严重削弱,“靖康之变”和崖山的悲惨结局永远铭刻在明人心头。对此,明成祖选择了迁都北京,“天子守边”,充分显示了大明王朝前期朝气蓬勃、迎难而上的精神风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选择定都北京时固然有接近当时的友好国家之意,但在百万苏军虎视北疆之时,我们再次看到中国显示出了同样的气概。

然而,时至今日,当初选择定都北京的这些最重要理由都已不复存在:依靠现代通讯和交通工具,中国无需“天子守边”就能够防止安禄山之辈重现;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东方已逐步取代北方成为对华最大军事威胁的方向;内蒙古已经牢固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疆土,苏联解体、中俄结成战略伙伴关系也消除了来自北疆的军事威胁;定都北京已不再有接近盟国的意味;……

与此同时,继续定都北京的负面作用却日益暴露。在这样一个缺水地区,北京竟然已经发展成为近两千万常住人口的巨型城市,中国当局不能不考虑是否已经超越了环境容量?是否最终会为此付出无法承受的重大代价?是否已经损害了整个国家的均衡发展?

正是为了满足北京不断膨胀的需求,在水资源方面被迫作出牺牲的地区已经从海河流域上下游和周边省区扩大到了作为南水北调水源地的汉江流域。如此大规模、远距离的跨流域调水,对汉江下游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未必没有可能解决不了北方的环境问题,反而把本来环境还好的南方也毁了。而且,北京搬迁了一个首钢,可计划大力发展的芯片等产业耗水量似乎也不逊色。与其千里迢迢高成本调水到缺水地区,何如将相关产业、资源部署到水源丰富的地区?

就北京自身而言,过多的人口和产业也正在恶化这个城市的生活品质。由于人口过多,相应地机动车过多,北京的交通堵塞早已是全中国大城市中最大的梦魇,以至于被赋予“首堵”之名;环境污染、房价居高不下也随之而来。也许这可以指责是“钱松地紧”造成了北京房价领涨全国的局面,但是中国必须反思,在北京这样一个地方,环境容得下放松地根吗?在保护低收入阶层权益、改善民生的旗号下,中国政府可以在北京维持低廉的水价,但无法改变从外地调入的水资源注定高昂的成本,而这些水资源本来可以在其他地方以低廉得多的经济和环境成本得到。

更糟糕的是,只要继续定都北京,北京环境负担、生活品质继续恶化并波及其他地区的趋势就不可能逆转。因为一个传统上并将继续实施中央集权制的大国必须在首都集中相当的资源,而只要过多的资源集中在北京,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人们就会涌向北京寻找机会,这是中国国民的权利,不容限制,但客观上必将进一步加大北京的环境负担。在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七大上,胡锦涛所作报告谈到了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格局”,但继续定都北京,恐怕就是最大的区域发展失误。

如果北疆仍然存在一个虎视眈眈的重大现实军事威胁,如果北京现在只有三五百万常住人口,那么,中国确实不必考虑迁都;但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当认真考虑迁都了。从长远来看,迁都有助于化解上述问题;就中短期而言,随着国内外对奥运之后中国经济前景日益瞩目,迁都有助于提供一个新的经济题材克服潜在的危机。

如果迁都,新的首都应当在长江中下游之交处选择一个周边空地比较广阔的中小城市,这样的话地理位置适中,环境容量大,新首都市中心能够提供其他现成大城市所无法提供的地皮建设中央政府各个部委;由于新都土著人口不多,难以形成足够强大的地头蛇势力绑架中央政府一味索取局部私利,也容易全部使用普通话交流,而不至于在首都还大量使用方言交流。


4. 中国迁都动议 / 秦法展 胡星斗

首都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国家最高权力和最高首脑所在地,在国家政治经济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从18世纪末到2007年底,全世界已有61个国家实施了迁都,占现有国家总数的近三分之一。按国家面积和人口计算,分别占五大洲面积总和的71%与人口总和的74%。特别是近10多年来,世界上已有20多个国家先后迁都,目前还有10余个国家正在考虑迁都,可以说当今世界正在涌起一股新的迁都潮。

我国的北京自明朝1402年迁都北平至今已经600余年,新中国建都北京也已近一个甲子,如今的北京从一个古都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都市,成为中国的代名词,成为中国人乃至世界华人华侨的骄傲。

然而,作为首都的北京现在也面临着日益加剧的人口膨胀、资源匮乏、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我们认为,按照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性社会的要求,北京作为一个大国的政治首都已经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将国家政治首都迁出北京已经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诸多专家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说:为了提高首都政治中心建筑环境的改善,应在一定时期、条件允许时,考虑建设新行政区的可能。2006年4月17日,胡星斗在其“中国问题学”网站上发表文章,提出了迁都的基本设想,2006年5月9日,胡星斗上书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建议分都、迁都和修改-宪-法,提出把政治首都迁往更加适宜与安全的地方如河南南阳等地,该文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2007年11月,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上撰文说,元明清选择北京,主要基于大一统政权奉行“塞北本位”的利益需要,尤其是明成祖迁都北京,目的是“天子守边”,巩固江山。1949年新中国定都北京,有接近当时的友好邻国前苏联之意。时至今日,依靠现代通讯和交通工具,中国已无须“天子守边”。自鸦片战争以来,东方已经逐步取代北方成为对华最大军事威胁的方向。梅新育指出,近年北京的发展,碰到水资源短缺、人口膨胀、空气污染等难题,还受到北方荒漠化的威胁。北京地处缺水地区,一座近2000万人口的巨型城市,水资源已“超负荷”。南水北调、搬迁首钢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可能给南方及周边省份带来压力。另外,不断膨胀的人口和产业,对北京的生活品质带来挑战。环境污染、房价居高不下也随之而来。从长远来看,迁都有助于化解上述问题。就中短期而言,国内外对奥运之后的中国经济前景仍然看好,迁都有助于提供新的经济题材。

从上可见,迁都问题已经引起中央和社会各阶层的高度关注和重视,迁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人民的共识。我们认为,迁都势在必行,只是需要选择恰当的时间和时机的问题。

5. 朱元璋朱镕基都想到了“迁都”是历史巧合?

潘谷西老先生是东南大学建筑系著名教授,是大陆大学教材《中国建筑史》的主编,早年毕业于民国中央大学。几年前,我曾就城市考古问题,专门到南京鸡鸣寺附近的东大兰园生活区寓所,拜访了潘先生。当时,建议北京迁都的议论颇多,潘先生结合南京母城、东晋时期台城(唐代著名诗人韦庄的“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诗句即源于此)城址的发现,认为,中国古都文化有三大类型,即以西安(长安)为代表的黄河流域文化;以南京(建康)为代表的长江流域文化;以北京(大都)为代表的渤海文化。择地建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政治因素往往是最先考虑的,中国古代这三大都城文化里都掺杂了很多的政治因素,其形成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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