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所谓的三大

中国所谓的三大"少数民族"中的蒙古族


中国官方自称有55个少数民族,它们都是由中央政权认定的。1953年,当共产党政权进行民族登记时,登记的民族名称超过400个。1954年,中央政权认定了38个。1954-1964年,又认定了15个少数民族。后来认定了2个。

少数民族虽然只占中国总人口的9.44%,但绝对数量很大,达到1.23亿(2005年的数据)。中国的中央集权与民族大融合联系在一起。集权的中央并不希望民族的多样化,而希望民族均一,集权的中央甚至有意淡化民族之间的区别。对于民族的风俗,集权的中央并不情愿让其存在,总会有意推动移风易俗,让那些少数民族改变“陋习”。中国的少数民族有一部份人口已经汉化,与汉族没有差异。因为汉族与这些民族通婚,这种婚姻生育的孩子可以自己选择民族,所以这一部分少数民族人口其实已经有了汉族的血统,他们汉化的程度很高。

少数民族的人口大都生活在偏僻的山区,他们没有受到较好的教育,中国的贫困人口很大一部分就是这些少数民族。中国不存在西方国家历史上出现过的严格种族隔离,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很少受到制度的、文化的限制,相反,统治者会鼓励不同民族的融合。

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存在很深的矛盾,一些较大的少数民族对汉族有天然的敌意。在农业社会时期,当汉族人口面临土地的压力时,就会侵蚀这些少数民族贫瘠的土地,少数民族没有力量,有时会反抗,但总是遭到政府的镇压。

蒙古民族是古代匈奴人的后裔。匈奴应该是一个笼统的称呼,包括多个民族。这些民族逐水草而居。不停地迁徙,频繁地互相争斗。在争斗中,强者吞并弱者,有时也可以形成巨大的国家。在汉朝初期,冒顿(公元前209-174年)的帝国从贝加尔湖延伸到巴尔喀什湖,南部边界达到北纬40度,包括现在中国的塔里木盆地。但游牧民族的帝国都是短命的,它缺乏文明的凝聚力。

这些民族一般以“野蛮”来描述,他们总是在破坏,发动攻击。现在仍被蒙古族视为英雄的铁木真说:“人生最快乐的事,杀人性命,夺尽其财,使其根绝,令其亲友痛哭,淫其妻女。”另一种译法是这样的:“人生最快乐的事是战胜敌人,追逐他们,抢夺他们所有的东西,看他们的亲爱的人以泪洗面,骑他们的马,臂挟他们的妻女。”(转引自,雷纳•格鲁赛,蒙古帝国史,龚铖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在中国史书上有太多的记载:他们掠夺财物和人口,强奸妇女,杀人放火,在遭遇抵抗或被激发兽性时,他们还会灭绝一些村落和城镇。

至少在17世纪清朝建立前,中国农耕地区的统治者一直都面临这个问题:他们不能摆脱世界上最大也许是最野蛮的游牧民族的侵扰。即使战争把游牧民族打败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打败他们,只是减少了他们的数量,把他们暂时地赶走了。但很快又有游牧的人口填补真空地带。定居的农耕文明面对游牧民族总是处于这样的劣势:消耗人力、物力的军事胜利意味着一无所得,军事失败意味着无穷的损失。

在中国的战国时期,接近草原游牧部落的三个诸侯国秦国、赵国和燕国都修筑长城(魏国本来与草原的游牧部落相连,但它将这一块土地割让给了秦国)。这显然是一个防御措施,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他派十万军队重创草原部落,用汉代文人贾谊的话说:“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但秦始皇知道,匈奴人还会回来,他只能跟着前人修建“万里长城”。一直延伸到十七世纪的明朝,农耕地区的统治者仍在修建长城。

在清朝将蒙古纳入领土之前,集权帝国都会将防范北方的游牧民族作为最重要的政治事项之一,北方一直是集权帝国军事布防的重点。

匈奴作为一个强大的、无法消灭、无法驱除的游牧民族至少是一股力量,促使农耕文明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国。秦始皇没有说过他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是为了对付匈奴。但他确实这样做了。他派重兵攻击匈奴,修建长城。汉朝在初期与匈奴相战时总是大败,但在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以后,大为改观,屡战屡胜,一个原因就是能够集中国力。

虽然秦始皇和汉武帝发动过大规模的主动攻击。在中国的历史书中,这两次攻击只是把匈奴人赶走了。但匈奴人到哪里去了,中国人并不关心。匈奴人受到秦始皇军队打压后,向西攻击月氏,他们把“月氏的人从昆仑山的东端赶到了西端,最后越过山嶂进入西突厥斯坦的一度是雅利安人的地区。这些月氏人征服了希腊的巴克特里亚国(大夏),并在那里同雅利安人相混合。以后这些同雅利安成分混合的月氏人形成了印度-斯基台人。这个新的民族征服了印度北部地区,扫清了希腊统治印度的最后痕迹。”(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吴文藻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央集权的皇朝确实有这样的作用,它向匈奴施加第一推动,然后引起一连串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至少,匈奴人在南向中国长城碰壁后,只好转向西部(东部是太平洋,北部是严塞地区),他们或直接西进,或迫使其它民族西进,在公元4世纪,像雪崩一样,虚弱的罗马帝国遭到覆灭之灾。
匈奴或者说蒙古民族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比任何一个其他少数民族都大。铁木真曾率领军队四处征伐,蒙古人的这股征伐浪潮横扫欧亚,也在中国建立了元朝。

元朝覆灭对蒙古族的影响与清朝覆灭对满族人的影响不同。蒙古人被打败,但回到了他们的祖居地,也就是说,这个民族不像满族那样在征服中国时押上了全部赌注,他们在失去对中国的统治权后,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他们继续着以前的游牧生活,明朝称他们为“北元”。如果说中国的蒙古人走下坡路,不是从元朝灭亡的时候,而是在清朝。

在清朝初期,蒙古族帮助满族征服了中国。掌握政权的满清对蒙古族表面上笼络优待,实际对他们进行打压防范。满清利用藏传佛教彻底驯服了蒙古人,使他们已经不可能对农耕文明构成威胁。在这之前的1571年,“北元”的俺答汗皈依黄教(藏传佛教的一支),黄教开始在蒙古迅速传播,《蒙古-卫拉特法典》规定:“十人中必须有一人献身于佛。”三世达赖有较长时间在蒙古传教,并在临终时留下遗嘱:他的将世在俺答汗的家族中。一个蒙古人因此成了四世达赖。满清政权利用藏传佛教来控制蒙古人,实行“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国策,提高喇嘛的地位,给予他们优厚的待遇,让他们进入到贵族阶层,并且特别拨款修建寺庙。诱使蒙古的男性大量投入寺庙。在黄教鼎盛时期,喇嘛人数占到蒙古族总男性人口的1/3。直到民国时期,蒙古族人口一直在下降。

1918年,外蒙古(蒙古国)人口仅64.8万,他们生活在15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是现在排在世界第十七位的领土面积。现在的蒙古人口只有280万。

中国境内的蒙古族人口按中国的统计超过580万。蒙古族人口主要集中在内蒙古自治区,2005年有421万,当然,蒙古族的人口在这个地区仍然是少数,只占17.6%,内蒙古自治区以汉族人居多,有1870.3万,占78.4%。

中国蒙古族在数量上比二十世纪初有很大的恢复,比外蒙古(蒙古国)恢复更快,显然这种恢复有汉族人在帮忙。因为蒙古族与汉族结婚的子女可以选择民族,而他们常会选择蒙古族。中国对少数民族确实有优惠政策,但这些优惠政策实际上不是每个少数民族的人都可以享受到的,这些优惠政策主要是针对那些少数民族的精英,这些精英一般具备汉族和本地少数民族的家庭背景,他们比较容易进入到官场等上流社会。中国政权需要这些少数民族身份的人去统治自己的民族,他们可能竞争不过内地的汉人,但确实已经汉化,政权便有意提携他们一把,这是他们能享受优惠政策的一个原因。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政权对少数民族的友善,政权只是为维护政权着想:集权的中央政权需要的是顺从,尽量避免民族之间的冲突。

蒙古族与满族一样,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下很尴尬。政权一方面极力淡化这两个民族与汉族的冲突,另一方面又提倡爱国主义教育,而汉族人主导的爱国主义教育又不可避免地排斥蒙古族和满族。

这两个民族都曾武力征服汉族取得政权,这自然有血腥的屠杀。满族有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蒙古族的记录更坏,一般估计,蒙古人在灭西夏、金、南宋时屠杀的人口有七千万,至少,金和南宋被认为是历史上属于中国的正统政权,人口的多数属于汉族。这个记录被列入世界吉尼斯记录(1985年版)。抵抗蒙古族和满族入侵在中国是绝对的爱国行为,其中的英雄人物绝对是爱国英雄。这就使蒙古族和满族成为一个反面的角色。这两个民族的人接受中国整齐划一的爱国主义教育肯定会接触到这类内容,他们内心肯定有反感。

中国历史有这样的传说,包括蒙古族的几乎全部少数民族,他们最早的祖先来自中国的中原地区,与汉族有共同的祖先。如《史记》就有这样的描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但儒学文化又贬低少数民族,对少数民族的称呼一般都与野兽、虫这类动物联系在一起,儒学的大师孔子和孟子也非常贬低少数民族。汉族的统治者和文人甚至不能容忍汉人政权在外交方面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平等,与少数民族政权“和亲”、向少数民族政权“进贡”被视为卑躬屈膝。蒙古族和满族对中国的征服本身就给自负的汉族人带来了屈辱。在满族人征服明朝后,连日本和朝鲜半岛受儒学影响的知识人都感到愤愤不平。也许是为了打压汉族人自负的傲气,蒙古族和满族在统治时期都把汉人视作低人一等。在蒙古人统治的元朝,人被划分了等级,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这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一群人,来自中亚、西亚。第三等是北人,他们较早被蒙古人征服,多数是中国北部的汉人。第四等是南人,他们基本上是汉族人,属于原来的南宋政权,最后被征服。汉人的许多行为被禁止:打猎、学习武术、持有兵器、集会拜神、夜间走路等。甚至有传说,蒙古人垄断了汉族女人的初夜权,以至重视血缘关系的汉族家庭因此都会溺死第一个孩子。满族统治的清朝比蒙古族统治的元朝要好得多。它一开始就启用汉人加入统治集团,但它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极端政策,也把汉人视为低于满人、蒙古人的一个民族。

这两个民族在统治的中后期都有所转变,甚至做了一些民族和解举措。她们甚至接受儒学,重新解释儒学,把自身的政权看作是中国历史政权的继承,以中国的“道统”自居。但不管怎样说,蒙古族和满族都是少数民族,她们的身份改变不了,她们也限制与汉族人通婚,不想改变自己的身份。只要他们统治汉族,她们总是汉族的异类甚至是敌人。孙中山推翻清朝的革命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孙中山的口号不是新的,明朝的开国皇帝在推翻蒙古族统治的元朝时,就已经使用过类似的口号。这个口号不只是把满族和蒙古族当作汉族的敌人,也是低贱的敌人。

从外表看,汉族和这两个少数民族和解了,但她们之间并没有在心灵上和解。

蒙古族比满族人的收入低,受教育程度也低。但蒙古族有聚居区,这个民族还有一个外援,这就是蒙古国,而且蒙古曾征服过欧亚大片地区,其民族具有世界性。在俄罗斯和世界其他地区,还有超过一百万(也许有几百万)的蒙古人。对于中国来说,蒙古族比满族要复杂得多。按照人口,满族排在少数民族的第二位,蒙古族排在第八位,但在中国政权民族问题的日程上,蒙古族可以进入前四位,而满族也许在十位以外。

1911年,趁中国爆发辛亥革命的混乱之际,活佛哲布尊丹巴宣布外蒙古独立,当时的清朝政府和后来的民国政府都没有承认,俄国和后来的苏联虽然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但事实上控制了外蒙古。最后,在1945年雅尔塔体系的框架下,外蒙古还是以公民投票实现了独立,并在1961年加入联合国。在这之前,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无条件地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并与其建立了外交关系。

与此对应的是,日本在1932年策划“满洲国”并不成功,“满洲国”不被中国承认,中国称其为“伪满洲国”。“满洲国”有完整的政权体系,也建立了军队,还有日本这个外援。1941年,日本以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古)为条件,换取了苏联对“满洲国”国家地位的认可。但在日本战败后,“满洲国”立即解体,没有任何影响,这个政权根本就没有人民的基础。“满洲国”的皇帝溥仪虽然是一个满族人,但他的人民却主要是汉族人,满洲国的汉人有国家之念。当时庞大的“中华民国”虽然虚弱,但总是一个精神的寄托。

从“满洲国”的失败看,将后永远不会有“满洲国”。所以,中国的政权对满族人几乎没有提防。蒙古族就是另外一回事。

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后,连续发动了多次“政治运动”,每一个“政治运动”,中国人都受到影响,少数民族也不例外。“文化大革命”触及到每一个人的灵魂,它当然也要触及到少数民族的灵魂。满族中有人受到迫害,有的人被打死,有的人自杀,有的人坐牢,有的人受到歧视。但几乎没有一个满族人认为受到民族压迫。在政治运动中,有满族人攻击陷害汉族人,也有汉族人攻击陷害满族人,他们都不认为民族身份是攻击陷害的动机。

但蒙古人不这样看。文革时期,内蒙古曾发生过著名的“内人党”案件。

“内人党”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简称(在中国官方的报道中几乎不使用全称,大概是“内蒙古人民”这个表达太敏感)。这个党是1925年成立的一个左翼政党,是内蒙古的一个地方性政党。这个政党的目标是实现内蒙古的自治。当时的共产党和国民党还在合作中,与这个政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真正操纵这个政党的组织是“共产国际”。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分裂(1927年)后,这个政党实际上已经解散。1945年日本的败势已定,内蒙古的各种政治势力开始联合起来。内蒙古的一些知识分子和青年第二次组党,1946年3月,这个政党的名称为“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内蒙古共产党操纵下,同年4月3日,“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被解散,成员集体加入内蒙古共产党。乌兰夫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内蒙古共产党是与中国共产党彼此独立的一个政党,它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但并不完全听命于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共产党试图组建自治政府时,中国共产党在1946年2月24日发布过“关于不宜成立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给东北局的指示”,要求蒙古人在当时的辽北省与热河省的管辖下成立自治区,也就是说,这些区域只能作为省内的一个自治区域。中国共产党反对从热河省和辽北省中分离出蒙古族的聚居区作为一个独立的自治区域组成“东部蒙古”。但内蒙古共产党并没有理会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不仅成立“东蒙自治政府”,并且与内蒙古西部的政治势力联合起来,在1947年,将“东蒙自治政府”扩充为“内蒙古自治政府”。内蒙古共产党控制了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乌兰夫是这个政府的主席。这时,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有两年。
内蒙古自治政府经过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而诞生的,它并没有宣称具有独立的国家主权,只是中国内部的一个自治政府。它没有依赖当时的中央政府,甚至没有得到当时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承认。在1948年,中国正式的行政区划没有“内蒙古”或“东蒙”为名称的行政区。“内蒙古自治区”的区域在当时分属热河、辽北等几个省管辖。

中国共产党不得已承认了这个政府,在1947年5月19日,毛泽东、朱德以中共领导人同时又是局外的支持者的身份向内蒙古自治政权发去过贺电。

乌兰夫被称为“蒙古王”,从1947年到“文革”开始的1966年一直在主政内蒙古。他虽然属于蒙古族,却不会说蒙古语,他在苏联接受了共产主义,又在共产党的革命圣地延安工作过。也许是因为他不会说蒙古话让中央政权放心。他的头衔很多: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内蒙古人民政府主席、内蒙古军区(中国的十三个军区之一)司令员兼政委、内蒙古大学校长。他控制了内蒙古的党、政、军,另外,他还是中共华北局第二书记。在中央,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民委(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在少数民族的干部中,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在掌握实权上超过他。新疆在1949年后、西藏在1959年后被“军管”。而内蒙古的政权却掌握在这个蒙古人的手里。

在文革前夕,乌兰夫被打倒。他当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他还有“破坏祖国统一、搞独立王国的民族分裂主义、修正主义的错误。”

乌兰夫不愧是蒙古王,他在内蒙古有很强的势力,在他被撤职受到批判后,内蒙古的党、政、军系统明显不服从中央政权的摆布。1967年北京军区一个师进驻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内蒙古军区降级,并入了北京军区。与从北京开来的军队同行的还有一个北京军区的副司令员,他被空降到内蒙古主政,他带着中央的指示到内蒙古领导“文化大革命”,他揭开了事后证明不存在的“内人党”案件。

这个案件大致是这样:有人举报内蒙古仍有一个名为“内人党”的秘密组织,许多成员特别是骨干成员属于过去的“内人党”。或者说过去的“内人党”并没有解散,这个组织在进行不公开的活动。其成员有许多已经在内蒙古的政权身居要职,他们被视为“钻入共产党内,窃取要职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乌兰夫被认为是这个“内人党”的总头目。通过酷刑,内人党成员越挖越多,并且扩展到内蒙古以外的蒙古族聚居区。

按官方统计数据,内蒙古有34.6万受到诬陷迫害,其中,87,180人终身残疾,16,622人死亡。受伤害的人数有多种说法,在美国成立的内蒙古人民党宣称,中国的“内人党”案中,“五万多人被残害致死,七十万人遭关押,上百万人受牵连。”在这些人中,也有汉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身份的人,但绝大多数是蒙古族,有些个案人为地把几个无辜汉族人故意拉扯进来,只是为了显示这不是在进行“民族迫害”。那时的蒙古族人口大约是200万,可知这个案件对蒙古族的伤害深度。内蒙古还发生了其它案件,但这个案件最大,牵涉到民族这一敏感问题最明显。

那时的中国与苏联已经交恶,隶属中国的内蒙古与苏联、蒙古接壤。蒙古紧跟苏联,自然与中国作对。蒙古与内蒙古有更长的边界相连,它们原来都属于一个民族,甚至同属一个国家。所以,这个案件里的涉案人是中国其它地区所没有的“双修”(修正主义分子):既是“苏修”,也是“蒙修”。这是一种对叛党的称呼。案件中的受害人还有一个头衔:“分裂主义分子”,分裂国家也是严重的罪行。在中国与蒙古敌对时,蒙古族人自然处于一个难堪的处境,很容易招致怀疑,这当然是民族主义在作怪。这个案件被后来的中国政权平反,在世的受害人得到了微不足道的安慰。

乌兰夫确实是当时政治的异类,现在人可能搞不清楚他为什么身兼这么多职务。即使一个汉族人,在汉族生活的一个地方主政,也不可能如此大权独揽。内蒙古靠近苏联与蒙古,又是蒙古族聚居区。让一个蒙古人大权独揽,在中央集权的中国是反常的。乌兰夫可能不知道集权中国的历史:一个人只要有谋反、独立的潜在实力和可能性,就有谋反、独立的嫌疑,最后往往都因为这个罪名受到整肃。他可能不知道在中央集权的中国有“天无二日”的古训,中央政权不允许让“蒙古王”存在。

在“内人党”案的处理之中,“空降”官员下手较狠,但其目的只是清除乌兰夫的势力。内蒙古本地官员反弹强烈,这种僵持应该是“内人党”案件非常惨烈的一个原因。当然中央政权的掌权者显然也有意扩大事态。1969年,中央政权明显知道在“内人党”案件中存在“逼供信”和扩大化的错误,毛泽东甚至为此作了指示,中央政权发布通知要求平反被“误打”的同志。但犯“扩大化错误”的人依旧掌权,“平反”政策没有落实。毛泽东的批示显然是一次欺骗。同年,中共中央下令,将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划归黑龙江省;哲里木盟划归吉林省;昭乌达盟划归辽宁省;巴彦淖尔盟划归宁夏回族自治区;阿拉善盟划归甘肃省。原内蒙古自治区的面积减少了三分之二。并从几个野战军中抽调出精锐部队对内蒙古实行全面军事管制。显然,毛泽东和中央政权不是在无意中伤害无辜,而是有意对内蒙古和蒙古族动用外科手术。乌兰夫被认为是“内人党”的总头目,应该是首恶,死有余辜。奇怪的是,乌兰夫只是被剥夺权力,并没有受到严重的“迫害”,他幸存下来,后来做上了国家副主席。这也说明这个案件民族压迫多于政治压迫。民族压迫指向多数人,政治压迫主要指向宗派的领导人。

乌兰夫和蒙古人应该没有谋求独立的奢望。在1960年代,这根本不可能。他们应该有这个常识。但乌兰夫确实屡屡犯忌,触怒了中央政权特别是毛泽东。1961年1月,乌兰夫指示向内蒙古各级干部印发《对内蒙古人民的宣言》,这是毛泽东在1935年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发布的。

这个宣言除了一段非常可笑的、孩子气式的说明外,提出了五个主张,其中的第二个主张是:“我们认为内蒙古人民自己才有权利解决自己内部的一切问题,谁也没有权利用暴力去干涉内蒙古民族的生活习惯、宗教道德以及其他的一切权利。同时,内蒙古民族可以从心所欲地组织起来,它有权按自主的原则,组织自己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权与其他的民族结成联邦的关系,也有权完全分离起来。总之,民族是至尊的,同时,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

当时,脆弱的共产党政权发表这个宣言,给内蒙古自治甚至允许独立的承诺,这是为了与内蒙古达成交易,共产党想要得到的是这个宣言的第五条,希望内蒙古方面“不要允许中国军阀或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经过草地来向我们(共产党军队)进攻”。

共产党政权当时是非法的,它创立了一个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政权的存在就表明,共产党正在分裂中国,这个宣言在鼓动内蒙古从中国分裂。共产党1949年执政后,把分裂国家的行为又看成十恶不赦。

所以,当共产党政权组织人员批判乌兰夫时,批判者甚至不承认这个宣言是毛泽东写的,坚持它是“当时的(共产党)党内教条主义者假借毛泽东的名义发表的”,指责乌兰夫是想照着这个宣言“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

1961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全中国人在挨饿,许多人饿死。内蒙古人稍好一些,但肯定感受到与众多民族一起分享这个集权大国痛苦的无奈。也许乌兰夫也有这个无奈。蒙古族是他手上的一张牌。如果没有这张牌,他肯定登不上中国共产党的权力高位。但当看到一个正常的年份下,饥荒如此普遍,他看问题的角度与一个汉族官员肯定不一样。汉族官员认为这只是一个政策失当的问题,少数民族的官员就会看成是一个民族问题。他要尽量减弱中央政权的愚蠢政策对本民族的伤害。在中央集权的国家里,每个民族都有这样的政治人物,他们牺牲本民族的利益从中央政权获取权力和政治资源,他们这样做往往出于私欲,这时,他们是民族的叛徒。但当他们掌握一定权力的时候,他们也会为本民族做一些事。当中央政权使他们民族利益严重受损的时候,他们会抵制。抵制的坚决程度又取决于他们的良心。

1961年,也是毛泽东地位下降到一个低谷的年份。这也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冲突的时期。乌兰夫在华北局,与彭真这些人的关系好,应该在刘少奇的势力范围。乌兰夫在自己管辖的地域公开毛泽东1935年发表的宣言,也许是借此揭开毛泽东当年分裂国家的材料,带有共产党内部政治斗争的意味。也许他是拿这个宣言来主张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时的自治权,这个自治权已经被中央政权侵蚀。

在1950年代末,官至副总理的乌兰夫反对中央政权在内蒙古开垦土地,反对设立农垦兵团。内蒙古的知识分子和牧民也普遍反对。他们坚决维护赖以生存的土地。乌兰夫这样做,多少也触怒了中央政权和毛泽东。中央政权要求的是服从。内蒙古的本土政治势力对中央政权的抵制有一些效果,这是他们受到清算的原因。在内蒙古的本土政治势力受到清算后,中央政权在内蒙古可以肆意妄行。“文革”时期,汉族知青组建成“内蒙古建设兵团”大量进入内蒙古,另外,还有大量的其他汉族人进入。被划到邻近省份的、原属内蒙古的地区也迅速汉化。中国在1958年就实行了户籍制度,人口迁移受到政府控制。大量汉族人口迁入内蒙古肯定是一个政治的、有意识的行为。与内蒙古类似的地区有新疆和西藏。

内蒙古根本承载不了这么多的人口,内蒙古的草原转变不成耕地。集中的权力和愚昧一起,导致了现在内蒙古积重难返的生态问题:草原退化、沙漠化。其实这个灾难性的局面的原因还应该包括共产党特有的致命的自负。中国历史上的皇朝也曾对北方的游牧民族给予过打击,把他们赶得远远的,但从来就没有移民占据他们的草原。中国季风性气候决定了降水量分布。在草原与农耕地之间界线分明,这也是修筑长城的路线。历史上的中央政权肯定知道这个简单的知识,草原就是草原,它不适宜耕种。中国向内蒙古移民导致了双重伤害,害了蒙古族的生活,也伤害了汉族人的生活。现在,沙漠化和沙化土地在向南移动,离北京并不遥远,而且,沙尘暴更加频繁,更加剧烈。
在共产党掌权初期,毛泽东就把中国民族之间矛盾的原因归结为历代统治者的反动统治,也就是清朝政权、军阀和共产党的政敌国民党造成的。后毛泽东时代的掌权者把毛泽东时代伤害少数民族的行为归结为极“左”路线的错误,加害主体被抽象化了。他们还不情愿承认毛泽东在其中也有一份功劳。海外的一些汉族“民运分子”不满共产党,他们也不能接受疆独、藏独、蒙独人士的这种判断:中国存在民族压迫,汉族在压迫那些少数民族。在这些“民运分子”看来,少数民族的灾难与汉族的灾难一样,都是共产党的极权统治造成的,全中国的人在一样地受难。

中国宪法一直坚持,民族是平等的,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在毛泽东时代,虽然法制废弛,集权的中央政权也一直是这样主张的。

当少数民族受到中央政权的伤害时,他们的想法与汉族有很大的分歧。这也许是所有国家的共性。当一个少数民族受到本民族不能控制的伤害,他们寻找原因非常简单,伤害就是其他民族造成的。1911年革命后,中国的政局由汉族人操控,在集权的中央政权建立后,其掌权者是汉族人。即使在中央政权决策控制圈中也有少数民族的人,但汉族人保持压倒性的优势。掌权者的决策可能使一些汉族人受到侵害,受害人只会理解成政治迫害或政治问题。但少数民族如果是受害人,他们很容易理解成民族问题。对少数民族的敏感,汉族人是无法理解的。

中国1950年代末因为“大跃进”引发全面饥荒,中国汉族区域受害比少数民族区域受害严重。这时的少数民族不太会感受到民族压迫,他们虽然是受害者,也会情愿地帮助受害比他们严重的汉族。在中国的那个饥荒时期,蒙古族的牧民收养了大量的汉族孤儿。但汉族人控制的中央政权发生重大错误,也会使这些民族反省自己的民族命运是否应该与汉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至少,他们会试图控制自己的命运。少数民族容易与一个多数民族共享大国的荣耀,却不愿与一个多数民族共享大国的痛苦。在美国,有哪一个少数民族裔不感到作为一个美国人的自豪呢?在中国却真的有少数民族的人体会到做中国人的悲哀。这也是人之常情。在中央集权的国家里,问题更严重,中央政权对地方事务干涉过多,少数民族的生活受到中央政权的干涉,这容易被理解成少数民族的命运被多数民族操控,因为中央政权掌握在多数民族手中。因此,即使集权的中央政权没有民族偏见,也有这样的危险:它使一个政治问题转化成了民族问题。中央政权“好心办错事”容易被多数民族理解,但却不容易被少数民族理解。

共产党把宗教理解成精神鸦片,在毛泽东时代,全面限制宗教信仰。确实,这没有针对哪一个民族。汉族人也有和尚、尼姑被逼迫结婚的事例,也有牧师和基督徒被逼将《圣经》踩在脚下的事例。但是,藏族、蒙古族、回族、维吾尔族不会把限制宗教、禁止宗教当成简单的政治问题。汉族普遍是不信教的,而这些少数民族普遍信教,他们受到的伤害更深。蒙古族恐怕也不会简单地把“文革”理解成中国政治的内乱,他们受害人的比重比汉族高很多。中央政权的一个干预行为在名义上没有针对哪一个民族,如果对一个少数民族造成伤害比较大的时候,往往被理解成对这个民族的压迫。因为中央政权由多数民族主导,所以这又被理解成多数民族对这个少数民族的压迫。

中国中央政权很少明目张胆地打压某一个少数民族。涉及到少数民族,政治问题常常包含民族问题。

政治问题有时就是基于民族问题。

在中国“反右”斗争中,不仅有触怒共产党政权和共产党权贵的右派,也有维护少数民族利益的“民族”右派。这些“民族右派”基本上属于少数民族,他们得到“平反”,表明他们受到打压只是曾经试图维护本民族的正当利益。

在内蒙古“内人党”的案件中,案件的开展当然有共产党政权常见的宗派斗争,但主要是蒙古族与汉族干部的斗争,是中央政权与内蒙古本土政治势力的斗争。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成立时,“内蒙古共产党”控制政权,但“内蒙古共产党”不是中共内蒙古委员会,它有独立性,是独立于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在日本军队投降前夕的8月11日,原来隶属于日本军队的蒙古族军人组织成立“内蒙古人民自卫军”。这支军队由内蒙古共产党控制,即使在1949年中共掌权后转变成“内蒙古军区”,它与其他十二个大军区不一样,它有很强的本土势力。这也是乌兰夫这个“蒙古王”有实权的一个原因。也许在中国与苏联、蒙古的蜜月期,中央政权放任这种本土势力存在。但在中苏交恶后,中央政权必须清除内蒙古的本土势力。为什么向内蒙古大量移入汉族人?这种违背常识的做法也许只是对内蒙古本土势力的一种过度反应,掺沙子是中国政治斗争的一种常用战术。向新疆移民、成立军事化的建设兵团,向西藏派驻大量的汉族官员,这些不只是“支援祖国边疆的建设”,大都是用民族的制衡来解决集权大国的政治控制问题。那些在“党的号召下”支援边疆建设的青年被迫“扎根”边疆,他们并不情愿,但他们不能回家乡,他们希望子女们回到内地,因为户籍制度也难以实现,他们感慨:为了祖国,献了青春献子孙。他们发现他们只是中央政权用于稀释新疆、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水。

蒙古族的牧民早就失去了游牧的能力,他们已经定居,但草原的生产力在下降,而人口在上升。他们已经很贫困,他们要改变处境,还得做一次彻底的迁移:进入工厂。工业化是内蒙古的出路,如果内蒙古的工业化不成功,这些牧民将只得离开内蒙古,到中国沿海的工业区寻找机会。

蒙古族有一股力量,主张内蒙古的独立。有人声称,他们在美国成立了“内蒙古人民党”,这个政党的章程主张与中国建立邦联式的政治体,最终实现内蒙古的独立。2003年,这个政党声称将总部从美国搬到了日本东京。这个政党与蒙古国有一定关系,它在蒙古国设立了分部。显然,这样做不是为了参与蒙古国的政治,而是想获取蒙古国的支持。有趣的是,蒙古国共产党的名称是“蒙古人民党”,它长期在蒙古执政,现在虽然减退了共产主义的色彩,仍然在蒙古国主政。这个新成立的“内蒙古人民党”既是对以前内蒙古政党的继承,也想与蒙古接轨。

外蒙古(蒙古国)与内蒙古相比,历史上与中国的联系更加微弱,这也反映内蒙古和外蒙古的蒙古族人是有区别的。在二十世纪上半期,曾经有人试图努力实现两个蒙古的合并,并不成功。现在这个理想更不可能实现。基于地缘政治(与俄罗斯抗衡)、基于内蒙古的资源、基于内蒙古的接近80%的汉族人口,中国不可能放弃内蒙古,无论是让其独立还是让其与蒙古国合并,都不可能。

蒙古国也不可能明目张胆支持内蒙古的独立。它没有这个力量。蒙古国肯定希望内蒙古独立,内蒙古独立可以满足民族的荣誉感,中国力量因此分散,增加蒙古国的安全。至少,有内蒙古作为缓冲地带,蒙古国减弱了靠近一个集权大国的压力。但蒙古国不敢开罪中国,开罪中国的代价太大。

蒙古族与汉族在历史上相持超过二千年。两个民族在失败后都有机会东山再起。汉族有人口优势,短期可以被征服,但可以长期与这个少数民族消耗。而蒙古族在失败后,可以在茫茫的草原舔愈自己的伤口,恢复元气,在汉族的集权帝国衰弱时展开进攻。

但当战争进入到热兵器时代以后,蒙古族作为游牧民族的攻击性受到了制约。掠夺被贸易替代,文明压倒了野蛮。民主自由的制度和教育科技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实力。蒙古族再也不可能重现昔日的辉煌。

内蒙古独立是不可能的事。汉族人口已经有了压倒性的优势。在内蒙古,蒙古族也是少数民族。在元朝时期,蒙古族人口曾经达到总人口的10%左右,仍然失去了政权,逃回草原。现在汉族人控制了中央政权,蒙古族不会再有机会。即使内蒙古真的出现奇迹而独立,蒙古族作为少数民族又能怎样?

内蒙古独立只不过是一小群蒙古族人的臆想,在中国境内的蒙古族中不可能得到认同。这不是因为蒙古族的无知,而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常识:不可能。中国根本就没有把内蒙古独立当作一回事,在他们的民族问题事项中,有台独、藏独、疆独,但没有蒙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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