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大臣蒙古族爱国诗人三多 / 齐.斯秦巴托

清朝大臣蒙古族爱国诗人三多 / 齐.斯秦巴托


三多(1871—1940),蒙古族。钟依氏。蒙古全名应为“三多戈”。汉姓张,字六桥,蒙古正白旗人。浙江杭州驻防旗人。1871年(同治10年)5月22日生于杭州。精骑射,志文笔,先后从王廷鼎、俞樾等大师学书法、诗画、琴技,精通汉文。十七岁中举,清末历任三等驻军都尉、杭州知府、浙江武备学堂总办、洋务局总办、北京大学堂提调、民政部参事、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副都统等职。
1909年10月,清朝朝廷派三多出任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市)办事大臣。
三多为人“年力精壮,好文事,有干练才”,但行事不免操切。他“以俄人谋蒙日亟,力纠积弊”,在外蒙古力行新政,主要是兴办教育,移民实边,开放招垦,编练新军,奏请修建张恰铁路(张家口—恰克图)等,在蒙古国筹建实业调查诸局等机关20多处。
1910年(宣统二年)发生喇嘛与库伦大臣的冲突事件。喇嘛因购木料争吵,继而聚众抢劫德义涌木厂,库伦办事大臣三多亲往弹压,拘捕首犯僧人。喇嘛聚集数千人向三多乘舆投石抗捕,并于途中抢回被捕喇嘛。三多责令沙比衙门交出"正犯"。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中旬,杭达多尔济一行赶回库伦,密谋宣布外蒙古独立,组成以杭达多尔济为首的临时总理蒙古国务衙门。11月30日,杭达多尔济等人,向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提出最后通牒,宣布“将蒙古全土自行保护,定为大蒙古独立帝国,公推哲布尊丹巴为大皇帝,不日登极”,要三多立刻出境。
据中文史料记载:在农历十月“十四日,三多见蒙人无加害之意始由领事馆雇车数量,逃至恰克图。恰克图署任章京见三多至,再三挽留,不令其去,三多坚执不从,遂乘俄国火车,逃归奉天,旋又逃至天津”。12月16日,库伦独立集团正式宣布成立大蒙古国,以共戴为年号,奉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皇帝。
辛亥蒙古变,蒙军包围库伦参赞大臣衙门,限三多三日内出境。三多卫队由俄兵搜械解散,行辕由俄兵会同蒙军看管。四日后,由哥萨克骑兵将三多等押解出境,逃至恰克图。恰克图署任章京见三多至,再三挽留。三多这位自小深受汉文化熏陶的蒙古人因无限忠于中国政府,严厉反对外蒙古独立,更为反抗沙俄的分裂活动,于是坚决不从蒙方之“再三挽留”,偷乘俄国火车逃至奉天(沈阳)。这时,清朝政府已经消亡,他又奔天津,坐起寓公,暂缓政治避难。
民国时期,三多先后任盛京副都统、山海关副都统、金州副都统、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咨议、中华民国国务院铨叙局局长(相当中央组织部部长)等。
伪满洲国时,三多仍为高官。“七•七”事变后,常常往来于北京—东北之间。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过三多的事迹。三多曾居北京东城板厂胡同。著书有《可园诗钞》四卷、《可园外集》、《可园文集》、《柳营谣》、《库伦蒙城卡伦对照表》、《库伦奏议》等多部。编辑《柳营诗传》四卷,“集杭州满洲驻防营中诸老辈诗,附采诗余,并及闺秀。”
三多的代表作是诗集《可园诗钞》。线装石印本,清光绪间出版。《可园诗钞》卷四收有光绪二十九年癸卯( 1903 )写的《寒食》,内云: “我生三十三寒食……回溯辛未吾已降”,从是年上溯三十三年,正是辛未即同治十年。至于生日,《余生长杭州……》一诗的副题交代得很明白: “五月二十二日舟中初度”。 六桥曾居京师东城板厂胡同,为满洲文集旧宅,家有可园,擅竹之胜。

三多又署鹿樵、可园、瓜园,为樊增祥诗弟子,其诗多边地莽苍之气,善以满蒙方言叙述。
晚年,他隐居北京城,实则脱离了政治舞台,从事写诗、做学问、整理出版自己一生写作成果之行当。他的著作多以“可园”为名。可见,他在北京的宅院必定是一处极可人意的高级园林化豪华宅邸。晚年,三多在此处可园写出了多部书稿。1940年70岁时,三多很可能就是在北京谢世的。
另据记载,三多又名三六桥。“三六桥”,颇有点像地名,其实是一个人。此人系蒙古族,姓钟木依氏?汉字姓为张,名三多,自号六桥(非其字), “人以其‘三’字为姓,配号而呼为‘三六桥’”(俞樾: 《曲园日记》)。十七岁时,三多“承其世叔父难荫,得袭三等轻车都尉,食三品俸” (王延鼎《可园诗钞》序)。六桥并未中过举人,他虽“奋志读书,欲就试,格于例,不得与,去而学诗、学琴、学书画”,跟从俞樾的“门下士”王延鼎(字梦薇,号瓠楼或壶楼)游学,成为王的“高足弟子”。(见王序及俞樾的《可园杂篡》序)因此,人们便把六桥看作俞樾的 “门人”,三多也称俞曲园为“太夫子”。狄平子称他:“风格逸丽,不减迦陵。”他和俞曲园(俞樾)颇友善。《曲园日记》中说:“六桥,蒙古人,名三多,六桥其号,年十七,袭三等轻车都尉。”
三多喜爱藏书和读书,他有一首《藏书》诗, 云: “爱坐图书府,如对古贤豪。积石亦为仓,敢比谯国曹。” 也爱看《红楼梦》 ,常以有关“红楼”的事入诗。如: 《题韵松〈东山行旅图〉》中有“漏天可助娲皇补”之句;《吴门舟次》中有句说:“红楼近水皆灯火”;《寄赠耆寿民(龄)京卿》有句云:“怡红君薄成常侍,存素吾惭法翰林”。三多和日本人交往甚多,关系很深。如《日本桑名铁城箕以印谱索题即赠》,诗中说“花乳多君为我砻”,自注: “承刻石章”。在《二月二十二日日本村山(正隆)招同云承游湖书赠》诗中,三多把日本人村山引为“吾党”,称道他们“同心足抗横”。三多还在沈阳参加了日本人的图书馆十五届大会,写过文章。从这些迹象看来,三多收藏过百十回本《石头记》,后来转让给日本人,是完全有可能的。所谓三六桥本,大概是从东北流落到日本去的,不可能留在上海。

他是一位文官,工诗词,善琴画的收藏大家,曾收尽天下奇珍异宝,有字画、古玩等。他在清末任驻蒙古(现在的外蒙古)的边防大臣时,崇尚“兴学科教、改革、修铁路、经商”等,所以他很想修筑一条从张家口到恰克图的铁路,改善落后的交通,把内地先进的知识传播过去。为了这个梦想,他捐出了家里所有的宝物,但最终,铁路没有修成,宝物也就从此下落不明。
在三多收藏的宝物中,有三件宝物最为珍贵。第一件是《西溪梅竹山庄画册》。该画册自嘉庆八年(1803年)奚冈开笔画《梅竹山庄图》始,耗时近百年集结成册,此画册将清朝中晚期的杭州书画名家一网打尽。第二件是纳兰性德的画像。纳兰性德是清代词人,大学士明珠的长子。第三件便是《红楼梦》的后三十回。对这个三十回,三多的后人郑先生(郑先生现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都认为这应该就是曹雪芹先生的原作版本。
如今,前两件都找到了“归宿”。2005年,杭州市政府重建西溪时,收藏画册的张珩的后人将画册留给了杭州,让画册“回了家”;而纳兰性德画像也被收藏进了北京故宫博物馆。目前,唯有曹雪芹的后三十回版本却至今下落不明。或许,日本的三六桥本《红楼梦》就是它?
三多又擅画花卉,兼工带写,赋色娇艳,意境清新,秀逸隽永,书卷气、富贵气兼备。亦能书法,工隶体,学俞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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