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败名裂的“蒙古儒者”---- 元英宗硕德八剌与右丞相拜住命丧南坡

身败名裂的“蒙古儒者”---- 元英宗硕德八剌与右丞相拜住命丧南坡

一 多元文化与多元政治

在元代文化体制中,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并存,即行汉法,又存蒙古法,蒙古语言文字是法定的官方文字,汉语文字等多民族的文字仍然通用。

忽必烈即位后,提倡“文治”采用“汉法”,同时又多方维持蒙古传统,形成了中原传统政体和漠北旧俗共存的行政体制。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实际统治的范围、对象都发生了变化。政治形势的变化使经济、政策都发生变化。儒学是“汉法”的思想基础,孔子是儒学的象征,推行“汉法”要尊孔崇儒。忽必烈为了“文治”,采取了若干尊孔和提高儒学地位的措施,如在各地建立宣圣庙、恢复或新建各级地方官学、建立中央国子学、整顿和推行儒户制等。成宗铁穆耳下诏中外尊奉孔子,建立大都宣圣庙。武宗海山加封了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元代对孔子和儒学是尊崇和推行的,但有一定的局限性,科举制度一直未能全面实施就是一个例证。

忽必烈统治时期,设置了若干与文化有关的机构。在中央设有翰林国史院、国子监和国子学、蒙古国子监和蒙古国子学、秘书监、兴文署等。其他如太史院、仪风司、教坊司等,都与文化有关,管理宗教则有宣政院、集贤院、崇福司、回回哈的司等。在地方有儒学提举司和各级地方官学、蒙古提举学校官和各级蒙古字学,以及管理各种宗教的地方机构。这些机构的设置,表明忽必烈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忽必烈即位后,封八思巴为国师,命他创制蒙古新字。至元元年(1209年)颁行八思巴蒙古文,作为官方文字使用,为此制办了专门学校,称为“蒙古字学”。

在宫廷礼仪制度上,也体现了蒙汉二元性的特点。元朝皇帝有蒙汉两种庙号。如忽必烈的蒙古语庙号是为“薛禅汗”,汉语庙号为“世祖”,铁穆耳的蒙古语庙号为“完泽笃汗”,汉语庙号为“成宗”。元朝共有八位皇帝具有双重庙号。这种双重庙号制度,反映了元朝政治文化的鲜明特点。中原传统的汉文化和特点鲜明的蒙古文化构成了元代文化的基本格局。畏兀儿文化、波斯文化对元代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各种语言的流行以及多种文字的使用,带来翻译人才的众多和翻译作品的发达。

公元1314年以后,元朝诸帝的汉文化修养有明显的提高,特别是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文宗图帖穆尔以及顺帝妥欢帖穆尔。从仁宗起,在尊尚儒学方面比前一阶段有很大的进步,主要体现在重新确立了科举取士制和加大尊孔力度。这些举措以官方名义确认理学是儒学正统,确立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还建立了奎章阁学士院、艺文监等新的文化机构,奎章阁后改为宣文阁,艺文监改为崇文监。这些都是重视汉文化的表现。

仁宗以后的诸帝对各种宗教特别是藏传佛教的崇奉和爱好,远远大于儒学。他们耗费大量钱财兴建佛堂、道观,远非学校所能比拟,仁宗时命各地立帝师八思巴寺,其规制要大过孔子庙,这说明了儒学和宗教在统治者心中的不同地位。在元朝上层蒙古、色目贵族官僚中间,一直存在反对、排挤汉文化的强大势力,科举取士名额有限且一度中断,就是这种势力作用的结果。

元朝统一中国后,罢废科举,直至中期以后的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科举才开始恢复。但在考选人才上又制造了种种民族不平等:在考试科目上,规定蒙古、色目人仅考二场,而汉人、南人则需考三场。元制又规定:如“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在发榜方面,则蒙古、色目人为一榜,而汉人、南人为另一榜;在录取名额上也有许多不合理的规定:分明是汉人、南人参加考试的人数要比蒙古、色目人数为多,但四种人录取的名额却一样。

3、 成吉思汗最早接触的佛教人物是禅宗临济宗僧人海云和他的师父中观。历代蒙古大汗对佛教极为尊崇。忽必烈建立元朝后,禅宗佛教在全国各地更加发展。当时元上都的佛寺林立,仅《元史》记载竞达167座。寺名可查的南天元寺、乾元寺、万安寺、南寺、龙光寺、华岩寺、开元寺、弥陀寺、庆安寺、弘正寺、黄梅寺、帝师寺(陈高华、史卫民《元上都》)。刺嘛教(吐蕃佛教)曾受蒙古统治者的崇信,在朝廷地位最高。从八思巴开始元皇帝每年从萨斯迦派中选高僧一人充帝师,以后成为定制。帝师是佛教最高领袖,所领的宣政院可以自任官属,诸路府州县皆置僧正司、僧亚司、都纲司,管理各地佛教僧徒。元朝统治者对道教也很重视。元初,在北方的道教主要是太一、大道(后改名真大道)、全真等派。元朝建立后,江南正一教备受信用,忽必烈命第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主管江南道教。以后嗣位的历代正一天师,都要经过朝廷任命,受真人之号,袭掌江南道教、道院。元上都有:崇真万寿宫、长春宫、寿宁宫、太一宫等。儒家思想和佛、道教思想在元代文学作品中均有明显的体现。


二 “独尊儒教”政策遭受挫败

英宗和他所有前辈皇帝相比,他处在一个最易接受汉族封建地主文化的社会环境中,1303年,他生于洛阳附近的怀州王府,那一带是宋代理学奠基人二程的故乡,他从小过的是地主土大夫式的生活,又受其父亲的直接影响,耳濡目染,自然与蒙古草原马背上长大的贵族弟子大不相同。

延佑三年,他被立为太子后,又进一步成为内外儒臣竭力施加影响的对象。如同当年许衡、王恂等人竭力争取太子真金一样,御史中丞赵简,监察御史段辅、马祖常,太子詹事郭贯等人,都先后上奏,请求“招天下雅望博通之士”,对富于春秋的太子,加强儒家正统教育,把这一点认真看做“天下休戚之源”。对此,仁宗自然十分重视。硕德八剌从小生活的环境和他所受的儒家教育,对他的思想形成和发展有重要影响,他即位以后,就曾亲书唐代诗人皮日休的诗“吾爱房与杜,魁然真宰辅,黄阁三十年,清风亿万古”,把它赐给拜住,并表白励精图治的志向,以借喻自己与拜住的关系。元代皇帝多不识汉字,硕德八剌所具有的汉族封建文化素养,是元帝中所不多见的。

如果说,硕德八刺立为太子是由于答己太后、仁宗与铁木迭儿三方面的利益一致而取得的结果,那么英宗即位时,构成这种结合的基础已不复存在了:老皇帝已故,答己也发现这位少年皇帝“毅然见于颜色”,远非原以为的那么柔懦,不由得发出“吾悔不该立此小儿”的怨言。而铁木迭儿眼下正是野心勃勃发展自己势力的时候。

仁宗死后第四天,英宗还未即位,答己已把铁木迭儿立为右丞相,仁宗所亲信的一些大臣多受排斥,与答己、铁木迭儿关系至密的黑驴、赵世荣、木八剌儿等人,一个个进人中书,担任要职,前平章政事萧拜住、杨朵儿只,因仁宗时曾劾铁木迭儿不法,此时则横遭铁木迭儿报复,未经硕德八剌许可而被逮至徽政院,以“违太后旨”的罪名而被诛杀。仁宗最信任的儒臣李孟,也被褫夺秦国公印,其先祖墓碑也被扑毁。英宗即位以后仅两个月,就发现宣政院使失烈门及阿散、亦失列八阴谋废立,由于他猜度到幕后指使人就是答己本人,因而也不敢进一步追查,匆匆把他们诛杀了事。

凡此种种,使英宗发现,自己不但是个势单力薄的孤家寡人,而且其地位还岌岌可危,他面临的是答己与铁木迭儿紧密结合在一起并对他造成直接威胁的势力。这股与英宗对立的宫廷势力是属于怎样的一种性质呢?

答已是武宗与仁宗的生母,她崇信喇嘛教,有浓厚的游牧贵族思想意识,当她在一定条件下代理君权或干预政治时,自然倾向于重用与她的政治意识一致的亲信侍从或世袭军事游牧贵族,而不是那些她日常生活中较少接触的儒臣。她“自正位东朝,内则黑驴母亦列失八用事,外则幸臣失烈门、纽邻及时宰铁木迭儿相率为奸”从而成为分割英宗君权的严重势力。
至于铁木迭儿,他从成宗时起,就供职宣徽院,武宗时做了宜徽院使。宣徽院掌玉食及燕享宗戚宾客之事,属后妃直接掌管,铁木迭儿与其他宣徽使臣就有可能与太后结成特殊密切关系,在宫廷中形成内诗集团,他们倚凭太后权势,常常外任政治要职,并与朝内地主士大夫官僚集团形成对峙,政治上往往反映了保守游牧贵族的利益。

铁木迭儿在武宗时期就因贪赃枉法等事,多次被儒臣及御史台弹劾贬职,但每一次都受到答己庇护,重任要职,每任要职,便对弹劾过他或不依附他的臣僚施以报复。如仁宗时的户部尚书韩若愚,被罗织罪名,险遭冤杀。英宗初的平章政事王毅、高防,也受其诬陷,经拜住挽救,才得不死。遭其陷害而死者为数甚多。《元史》称他“怙势贪虐,凶秽愈甚,中外切齿,群臣不知所为”。表明以答己为后盾的铁木迭儿在朝内拥有极大的权势。
为了牵制铁木迭儿,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英宗即位不久,把木华黎的后裔、世祖时丞相安童之孙拜住立为左丞相,并引为心腹。

如果说,右丞相是元代中期蒙古保守贵族势力的典型代表的话,二十五岁的左丞相拜住,则是蒙古贵族中分化出来的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类型。作为东平王的后代,他的家族世居汉族农业经济发达的山东地区,他们数代以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封建地主化了。他们与山东地区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汉族士大夫集团又有长年密切的交往与合作,因此,这个家族中出现过不少“蒙古儒者”。作为主掌礼仪、祭祀宗庙和赠谥的太常礼仪院使,拜住有更多的机会与虞集、吴澄等儒臣交往,这自然与皇帝硕德八剌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拜住“每退食,必延儒士谘访古今礼乐刑政,治乱得失,尽日不倦。”英宗当太子时,就对之极有好感,只是双方不便往来而已,此外,拜住作为赫赫功臣木华黎的子孙,在贵族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这也有利于势单力薄的英宗加强自己在宫廷中的地位和权力。

另一方面,拜住身上,以“儒道治天下”的儒家政治理想和迂腐的书生气又混杂在一起。他对别人关于铁木迭儿阴谋中害自己的警告,竟认为“吾知尽吾心而已,何备为?”对于铁木迭儿之死,竟报以伤悼的泪水,对于王结“除患不可犹豫,犹豫恐生他变” 的劝告,则“是其言而不用”。拜住的优柔寡断,正反映了蒙古上层集团内部“行汉法派”力量的脆弱。英宗寄予极大信任并依靠来实现新政的,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不过,拜住在促使英宗进一步实行新政采用“汉法”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至治二年春,在元朝建太庙四十年以后,英宗首次行亲享之礼,便是拜住施加影响的成功例子,《元史•拜住传》载:
“帝见羽卫文物之美,顾拜住曰:‘朕用卿言,举行大礼,亦卿所共喜也。’对曰:‘陛下以帝王之道化成天下,非独臣之幸,实四海苍生所共庆也。”
“……明日还宫,鼓吹交作,百姓耸观,百年废典,一旦复见,有感泣者。拜住率百僚称贺于大明殿。”
这段记载,颇为生动地叙述了英宗遵汉法、行“亲享礼”的隆重场面以及他倾心于汉法的政治倾向。

元代历史上,也许还没有一个皇帝的国策政令,在短时期内,发生象英宗至治二年十月开始的那种泾渭分明的改变。“英宗新政”的核心问题,就是“行汉法”。所谓“汉法”,就是建立在中原、南方封建农业经济基础之上并与之相适应的一整套封建上层建筑,包括中央集权制的官僚国家机器、法律制度与正统儒家思想等等。任何游牧民族的统治阶级,要在中原和南方建立统治,都必须顺应中原与南方原有经济基对上层建筑的固有要求,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社会制度形式,应当适应他们所面临的生产力水平”。因此,实行“以汉法治汉地”是历史的要求。忽必烈即位以前,长期经营漠南汉地,对此有所认识,他起用大批儒臣,并采用一系列“行汉法’’的政治措施。但是,另一方面,相当数量的保守蒙古贵族却竭力主张以蒙古旧俗统治汉地,从而形成顽固维护与汉地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游牧封建上层建筑的消极势力。自忽必烈以来,蒙古贵族内部“行汉法派”与守旧派之间不断对峙,双方力量互有消长。

这种情况,到元代中期,又有了新的发展。蒙古统治阶级内部出现新的分化。除保守的军事游牧贵族势力外,从蒙古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长期定居中原和南方的封建地主化的贵族官僚,他们的政治势力也渐渐有了发展,他们和汉族地主阶级在经济上有更为密切的联系,也更热衷以地租剥削方式来维持其阶级利益,英宗和拜住,正是这一集团在政治上的代表。

直到“南坡之变”已成为历史之后,一些儒臣还深深怀念这位皇帝,怀念那场失败的“新政”。苏天爵在《题忠献王传》中还发出这样的感叹:“呜呼,以先帝之刚明英断,丞相之公平秉直,使天假以年……则其规举施设将大有可观者。自古忠臣义士,欲除奸邪,率为小人所构,宁非天耶?宁非天耶?”而张养浩多年以后还在驾元英宗画像前寄托这样的哀思: “封章曾拜殿堂间,凛凛丰仪肃九川。回首桥山泪成血,逢君不忍问龙颜。”与英宗同时遇难的拜住,在这位老臣心目中,是位“出师未捷”“孤忠自倚了澄清,笑视群奸不足倾,壮志未酬还中彼,披图老泪雨如倾。”

这种深沉真挚的悲哀,发之为诗,颇为真实地表明元代儒臣阶层对于英宗新政的鲜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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