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的地缘环境及外交战略选择

蒙古的地缘环境及外交战略选择

陈妙峰
摘 要 冷战结束后蒙古放弃了追随苏联的“一边倒”外交方针,确立了以同中俄两国保持友好为基石、同时发展与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所谓“第三邻国”关系的全方位、多支点外交战略。蒙古着力恢复和发展与俄罗斯的传统关系。它建立了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这引起了俄罗斯和中国的警觉。它与日本的合作则以经济内容为主。蒙古与中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正在稳定的发展,在经贸领域的合作潜力很大。在发展与蒙古的关系时,中国必须注意蒙古维护独立、蒙俄关系和蒙美关系的影响、以及蒙古与达赖喇嘛关系的发展等问题。
关键词 蒙古 多支点外交 “第三邻国” 中蒙关系
一、蒙古的地缘环境及多支点外交战略的确立
20世纪初,现代地缘政治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英国牛津大学地理学教授麦金德指出:“政治的进程是驱动和导航两种力量的产物。这种驱动的力量源于过去,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特质和传统的历史之中。而今天则是通过经济的欲求和地理的机遇引导政治的动向。政治家与外交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1据此,他进一步提出了“谁征服蒙古,谁就征服世界”2的论断。一百年后的今天,麦金德的警言以及他对蒙古所作的判断仍有意义。
蒙古地处中俄两大国之间,素有“亚洲的心腹地带”之称,地缘位置极其重要。历史上,欧亚大陆强大的民族或势力都曾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蒙古,并造就了匈奴、突厥和蒙古等对世界历史具有深远影响的强大帝国。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蒙古奉行“与具备进行地区战争和世界战争实力的国家结盟”的方针,一直坚持向苏联“一边倒”的地缘政治选择,并作为决定其内外政策的战略标尺,几乎断绝了同西方国家的联系,中蒙关系也因中苏冲突而一度变僵。正如蒙古一位前总理指出的,对蒙古而言,当时95%的外部世界并不存在。3然而,随着苏联的解体,这一情况已大为改变。苏联的解体某种意义上使蒙古成为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权力真空,冷战期间不起眼的这一亚洲内陆国家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特殊地位再次引起大国的关注,特别是在冷战后世界格局重组的今天,随着中国和其它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亚洲内陆地区,尤其作为中俄两大国之间巨大接合部的蒙古的地缘政治地位进一步提高。除蒙古传统的两大邻国中俄外,美、日等西方大国的政治家多用复杂的眼光盯着蒙古,焦虑地估测着蒙古的地缘战略前景及意义,并悄悄地开始了在蒙古的争夺。
冷战结束后,蒙古政府审时度势,顺应已改变了的外交环境和安全环境形势,放弃长期奉行的追随苏联的“一边倒”政策,确立了全方位、多支点的外交新战略。这是70年来蒙古第一次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追求一项开放而真正独立的外交政策。1994年春,蒙古国家大呼拉尔以立法形式通过《蒙古国对外政策构想》,明确规定了蒙古的对外政策目标:一是均衡地同中、俄两大邻国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并把同这两个国家发展互信、互利的友好合作关系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二是努力寻找“第三邻国”,即借重美、日等西方国家的势力,扩大其在蒙古的政治和经济战略利益中作用,以达到制约中、俄两大邻国对蒙古施加影响的目的;三是积极倡导和参与建立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从其内容来看,蒙古已改变了传统上闭塞和孤立的外交局面,转而实行一项以同中俄睦邻友好关系为根本,立足亚太、面向世界的外交新战略。客观的讲,与往昔“一边倒”政策相比,这种“多支点”外交更符合蒙古的安全和经济利益。这一政策实施以来已成为蒙古各种政治力量的共识。2000年人民革命党重新上台后,在《施政纲领》中重申了这一政策。
蒙古地处中俄两大邻国之间,地缘关系决定了在新形势下蒙古要打开国门,扩大对外交往,必须同中俄两国保持友好。这是冷战后蒙古外交新战略的基石所在。为此,蒙古一再重申,要彻底避开中国同俄罗斯过去的敌对关系,与这两个国家开展等距离外交。然而,虽然蒙古发展离不开两大邻国,由于历史原因它又对两国存有不同程度的戒心和疑虑。在蒙古看来,历史上的中俄两大邻国犹如非洲神话中两只争斗的大象,而蒙古就是被争夺的绿草地。1994年蒙古国家大呼拉尔通过的国家安全纲领即《国家安全概念》中指出了威胁蒙古国家安全的种种情况,其中好几项来自中国或俄罗斯,包括邻国移民的大规模涌入4,外籍居民的急剧增加5,境外人员散布质疑蒙古独立的假情报6,以及受外国政策和外部势力的影响而使蒙古被其他文化所同化7等。在这种背景下,为了牵制中俄、保障自身安全,蒙古又提出“第三邻国”战略,这是蒙古从自身情况出发,将大国利益引入本国,企图在大国利益的交叉点上寻找平衡的一种举措。所谓“第三邻国”不仅指美、日等西方国家,而且包括诸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经济政治组织。蒙古认为,强大的“第三邻国”不仅可以给予蒙古政治经济援助、外国投资等利益,而且是蒙古平衡两大邻国关系的决定性因素。蒙古多支点外交政策的出台,使大国利益汇集蒙古成为现实。
二、蒙俄关系:传统关系的恢复与发展
随着苏联的解体,保持了几十年的“兄弟般友谊”的蒙俄关系急转直下。政治上,蒙古外交不再唯俄是从;经济上,俄罗斯中断对蒙援助,双方贸易额急剧下降;军事上,不再实行两国军队一体化,蒙古加强了在北部的防务。尽管如此,由于地缘因素及由此产生的政治、经济、安全利益的需要,以及随着90年代俄罗斯“东方外交”的展开,蒙俄关系开始渐渐恢复。两国关系变化的最重要特征是由原来的依附型特殊关系转变为建立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
1993年1月,蒙古总统奥其尔巴特访俄,双方签署《蒙俄合作友好条约》,宣布两国是友好国家,互相尊重主权与独立、尊重领土完整、不以武力相威胁、两国关系平等、不干涉对方内部事务、保障人权与基本自由等原则。条约还规定:双方都不加入针对对方的任何军事政治同盟,不同第三国签订有损于对方主权与独立的任何协定或条约,任何一方都不允许第三国利用其领土从事针对另一方的侵略或武力;任何一方认为其安全利益面临威胁时,双方将尽快协商,谋求解决办法。根据此条约,蒙俄建立了新型的平等互利的关系。
然而,90年代以来,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和中俄战略协作关系的建立,蒙古在俄罗斯外交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加之受两国国内经济形势的影响,蒙俄关系的恢复和发展一直比较缓慢,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目前,影响蒙俄关系的问题主要有三:一是蒙古拖欠俄罗斯债务问题。在90年代以前,蒙古欠原苏联的债务达110亿卢布,约合160亿美元。但是由于两国计算方法不同及对前苏联援蒙的历史背景理解有较大分歧,该问题一直未能彻底解决。俄方认为,当前虽然不将债务问题放在两国关系中的第一位,但债务不能完全免除,双方可通过寻找彼此能接受的方案来解决,并提出俄方减免70%、余额算作俄方在蒙古境内投资股份的债务处理方案。对此,蒙方似乎能够接受,蒙俄间始于1988年的债务纠纷终将以“债务转股份”的方式加以解决8。二是关税问题,近年来关于俄国降低进口蒙古商品的关税和恢复两国公民往来及互免签证的问题迟迟未能得到解决;三是边境纠纷问题。由于俄国的一些不法分子越境偷盗牲畜,双方边防军人开枪等恶性事件逐年增多,蒙俄边境出现不安宁、不稳定局势。
尽管存在这些不利因素,今后蒙俄关系仍将进一步发展,这是由双方的利益所决定的。从俄罗斯来讲,普京上台后,俄罗斯内政外交发生明显转变。为加强在东亚地区的影响,俄国政府决心恢复俄蒙传统关系。用普京的话说,就是“目前的任务就是要恢复双边关系〔原有的〕水平”。俄国认为,蒙古是其在亚洲的重要伙伴之一,可以再次成为其保障地区安稳的盟友。而且,在美国向蒙古大举渗透、抑制和弱化俄罗斯的战略背景下,在北约东扩战车的轰鸣声中,莫斯科也需要增强与蒙古的合作关系,以防止其为北约军事集团所利用。因此,政治与安全合作是莫斯科恢复俄蒙关系的当务之急。而俄蒙在经济合作方面拥有的巨大潜力对俄国来说也很重要。苏联时期,蒙古是苏联原材料的供应国,两国经济呈现出高度相互依存的特点。苏联解体后,蒙古丰富的矿产资源和畜牧产品对俄罗斯仍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发展对俄关系也是蒙古外交取向的优先选择。对蒙古而言,加强对俄关系既有地缘政治考虑,也是发展经济的需要。在蒙古经济体系中,苏联援建企业的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60%以上,蒙古对俄贸易虽然在90年代降低了80%,却仍在其贸易总额中占40%以上。此外,蒙古在能源需求方面,则要完全依赖莫斯科。为此,双方都意识到改善两国关系的必要性。1999年,蒙古对外关系部将发展对俄关系定为当年外交工作的重点,得到俄罗斯的积极回应。2月至5月,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秘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和司法部第一副部长相继访问蒙古,与蒙方签署了一系列安全、国防及司法领域的合作计划。俄方承诺,将为蒙军培养军事人才,并将向帮助蒙军更新和改进武器装备。进入2000年以来,两国关系继续发展。蒙古人民革命党在《施政纲领》中明确提出,“本着蒙俄友好合作关系条约的精神,要全面扩大和发展同俄罗斯的睦邻友好关系与平等互利合作”。 2000年11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蒙,他是继1974年勃列日涅夫访蒙以来的第一位访蒙的俄国总统。在《乌兰巴托宣言》中,双方再次确认,两国不参加任何针对对方的军事政治联盟,不同第三国签署任何有损于对方独立主权利益的条约和协定,任何一方都不能允许第三国借其领土达到实施有损于对方主权、安全和社会秩序的侵略或其他暴力行为的目的。普京成功访蒙预示着今后两国关系和平发展和积极合作新时期的到来。
三、蒙美关系:军事合作关系的迅速建立
苏联解体后,在建立单极世界战略目标的驱使下,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加紧向前苏联控制地区进行渗透,意在进一步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使其彻底丧失与美进行战略对抗的能力。自蒙古摆脱莫斯科控制以来,美国及其盟国对蒙古的战略地位兴趣大增,在美国人看来,一旦控制了蒙古,就等于在中俄之间打进了一个“楔子”。为此,从80年代末开始,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蒙古进行了大举渗透。
政治上,从1990年起,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克林顿总统夫人希拉里、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等多位高层领导人访问蒙古,表示全面支持蒙古进行的“民主改革和过渡到自由市场经济”,支持蒙古的独立和民主。奥尔布赖特1998年访蒙时说,蒙古与美国虽然相隔遥远,但都情系民主主义的价值观,并实行开放式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国又是邻居”。奥氏访蒙极大地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蒙古国家大呼拉尔随即做出了进一步发展蒙美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决定。2000年2月,蒙古外长图娅访问美国时对90年代以来美国对蒙古政治、经济改革所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并希望美国能对蒙古转型时期面临的政治经济困难以及由于1999年冬天自然灾害所导致的蒙古经济匮乏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此外,美国还直接插手蒙古的政党选举。1992年6月蒙古民主党派在国家大呼拉尔选举失败后,美国共和党授意蒙古民主党等四个党合并成立蒙古民族民主党,并在经济上解囊相助。在90年代蒙古举行的三次国家大呼拉尔选举中,美国都为民族民主党提供资金,并派出人员为其开展竞选和其他斗争出谋划策。为了在蒙古培植亲美势力,美国还邀请蒙古的所谓“民主精英”到美国接受训练,向其灌输西方民主思想。美国的努力没有白费,作为美国在蒙古的代言人,民族民主党(1996年合并为民主联盟)攻击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主张经济私有化和政治自由化,成为建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模式的马前卒。蒙美关系也在“民主联盟”执政时期被提升为与蒙俄、蒙中关系并列的蒙古对外关系的三大支柱。
军事上,1993年以来,蒙美军事人员交流频繁,军事安全合作范围不断扩大。1994年4月,美军太平洋总部军事代表团访蒙,与蒙军方就将蒙纳入其“联盟战略体系”一事进行磋商。7月,美国太平洋陆军派出的医疗服务队与蒙军医务人员合作举行了代号为“贝克全球-2”、“平衡魔力”、“贝克全球-3”的特种作战与人道救援演习。1993年,蒙美签订军事合作协议,使军事交流制度化。美国为蒙古更换苏式武器装备,每年培训4名(1995 年增至20名)军官,蒙古将和美国合作开展针对中国的电子技术侦察。两年后,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访蒙,双方商定将蒙古纳入美国亚太安全体系。1995年3月,蒙古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兼国防部副部长嘎瓦少将访问美国,双方达成实施蒙美军事部门合作的五年计划协议,并商定蒙军将参加美国太平洋部队进行的军事演习。同年8月22日,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了第95-38号命令,把蒙古列为美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即向蒙古提供“用于国防的技术设备和零部件”。此举表明,蒙美军事合作已进入实质性的阶段。1996年6月签署《蒙美军事部门交流互访协定》,其中规定:可派遣部队到对方,加强维和交流,必要时美军可以临时进入和使用蒙古的某个目标,蒙古为进入其境内的美军人员提供援助;美国在蒙古出现自然灾害时提供救济等。该协定将蒙美两国国防领域的合作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8月,蒙美又签署了《蒙美安全保障合作协定》,规定:当一方安全因战争或自然灾害受到现实威胁时,另一方有提供帮助或人道主义救援的义务。199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的援蒙决议中支持蒙古成为北约和平伙伴关系国。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斯洛科姆于2000年12月访问蒙古时承诺美国2001年将向蒙古提供350万美元的援助,其中200万美元用于改造同俄联邦图瓦自治共和国接壤的蒙古乌布苏省的军事通信系统,100万美元用于人道主义援助,另外50万美元用于军事专家培训。目前,这一承诺已有一半兑现。美国2001年国防预算中新增为蒙古边境巡逻部队提供200万美元的通信设备援助,占美国亚洲军事援助资金的一半。9总之,蒙美军事合作的范围已由前几年的军官培训、提供人道主义物资援助和军医服务扩展到不定期军事对话、联合军事演习、情报交流等广泛领域。
经济上,美国不仅给予蒙古长期最惠国待遇,而且提供大量经济援助。1991年以来,美国每年给蒙古1000多万美元的无偿援助,支持蒙古的“民主和经济改革”,迄今为止,援助金额已达1.37亿美元。在经贸方面,美国已成为次于中、俄、韩和瑞士的蒙古第五大贸易伙伴,1997年,双方贸易额为3840万美元。不过,与兴师动众的政治支持相比,美国对蒙古的经济援助似乎很不相称,很显然,美国对蒙古的渗透是以军事、政治为主的。
总的看来,冷战结束后的十年中,蒙古视美国为保障自己独立与安全的“第三邻国”,美国则全面加强了对蒙古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渗透,蒙美关系发展迅速。从根本上说,蒙美关系发展如此迅速是双方互有所需的必然结果。首先,对蒙古而言,冷战结束后,蒙古因失去政治上的保护和经济上的依赖而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境地。为了制衡中俄并获得经济援助,蒙古提出了“第三邻国”战略,寻求美国的支持便是该战略的重要内容。其次,对美国来说,蒙古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意义。无论从全球战略还是亚太战略出发,美国都视蒙古为其深入欧亚大陆腹地的“触角”,同时有助于构成美国的亚太共同体网络的均衡分布。发展美蒙关系,不仅可以与俄罗斯角逐在中亚地区的主动权,不断扩展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影响,而且还可以利用蒙古形成对中国的潜在战略牵制。
然而,“民主联盟”执政时期蒙美军事合作的迅猛发展引起了中俄两国的不安和警觉,蒙古过分接近和依赖美国不但起不到平衡作用,反而会导致本地区的动荡和不安。因此,新政府上台后,开始调整上届政府过分亲美的做法,强调要加强与中俄两大邻国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疏远同美国的关系,更不会以牺牲同美国的关系为代价发展同中俄两国的关系。
四、蒙日关系:以经济为主的区域合作
早在7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开始形成潮流之时,日本就曾提出建立“环日本海经济区”的构想。但因为当时整个东北亚局势的不稳定,这一构想未能付诸实施。冷战结束后,随着东北亚局势的缓和,日本再次提出以日本海为中心实行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概念,而蒙古由于其特定的地理位置及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东北亚区域合作中不可缺少的一员,因此日本对蒙古的兴趣也随之大增。在蒙古经济形势日益恶化的情况下,日本发挥其经济大国的优势,利用蒙古的经济困难,以日元为敲门砖,充当起援蒙的急先锋。迄今为止,日本已7次倡议并召开了世界援蒙国家会议,为蒙古解燃眉之急,其援助额超过各国援蒙总金额的1/3,成为援蒙的最大施主。随着两国经济合作关系的日益密切,蒙日政治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发展。1991年8月,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访蒙,这是战后日本政府首脑首次访问蒙古,也是第一位西方政府首脑访蒙。访问期间海部提到“日本对蒙古的政策寄予很大希望”,双方表示要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两国关系。此后,通过1997年蒙古总理访日、1998年蒙古总统访日和1999年日本首相访蒙,实现了双边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互访,签署了有关除军事以外的各个领域合作协定,把两国关系定格为21世纪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总的看来,现阶段蒙日关系仍以经济合作为主,但并不仅限于经济合作,正如蒙古国家大呼拉尔蒙日议员小组主席卓力格所言,蒙日关系已从经济合作为主向政治、经济、安全的全方位合作关系转化,发展势头良好。10
蒙日关系的发展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蒙日合作是实现东北亚区域合作的重要环节。日本提出所谓的“日本海经济区”计划,其目的在于通过组织和机制上的保障来为获得资源铺平道路。由于蒙古是为数不多的世界级待开发资源富集区之一,且地理位置近便,自然被日本视为实现其经济安全目标的理想场所之一。而蒙古目前也正致力于把本国经济纳入国际、尤其是东北亚经济合作关系的运行中,但由于蒙古实行激进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使本来就脆弱的经济几乎陷入了瘫痪的境地,因此急需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的资金援助来渡过困境。从日本获取更多的发展资金和技术是蒙古发展蒙日关系的最主要考虑。其次,日本重视蒙古的战略价值。日本国内某些极右势力强调要从地缘战略的高度看待日蒙关系,扬言要“把蒙古变成一把指向中俄两大国腹地的匕首”,声称如果日本控制蒙古或与蒙古结盟,既能对中国中心地带构成战略威慑,又可以抵消俄罗斯占领北方四岛对日本形成的威胁。11日本曾提出向蒙古移民的可能性问题,此举目的是想在蒙古建立国中之国以及在中俄两国间获得一个施加影响的据点和观察哨。
五、中蒙睦邻友好关系:现状与未来
蒙古是中国北方的重要邻国,两国有漫长的边界线和悠久的交往历史。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初,由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原因,两国基本上中断了各个领域中的来往与合作,关系比较紧张。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两国关系逐步恢复,1989年后,中蒙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和高层互访。1991年以蒙古人民革命党主席贡•奥其尔巴特访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访蒙为标志,中蒙友好关系重新开启。1994年4月李鹏总理访蒙,双方签署《中蒙友好合作关系条约》,中方表示,尊重蒙古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蒙古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选择,赞赏蒙古为维持本地区和平、稳定所做出的积极努力,支持蒙古成为无核区。此外,双方同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不参加任何针对对方的军事政治同盟。1998年蒙古总统巴嘎班迪成功访华,两国领导人发表了《中蒙联合声明》,蒙方认为,该文件是确立两国面向21世纪合作关系的政治性文件。1999年7月江泽民主席回访蒙古,中蒙关系进一步发展。2000年8月15日,蒙古新政府成立不到一周时间,以叶选平为首的中国政协代表团访问蒙古,受到蒙方高度重视。据说,由于财政困难,为了接待中国政协代表团,蒙方不得不取消好几个其它国家代表团的访蒙计划,以此表达扩大对华关系的愿望。看来,较之于“民主联盟”政府,新政府将更加重视发展中蒙睦邻友好关系。
中蒙友好关系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中蒙经济关系的发展。近年来,由于俄罗斯经济不振,无力给予蒙古更多援助,中国在蒙古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明显加强。自1991年以来,蒙古在政治上实际对中俄两国保持等距离,但在经济上则更靠近中国。特别是从1999年起,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1999年两国贸易额达到2.67亿美元,比1998年增长51%,超过俄罗斯而成为蒙古第一大贸易伙伴。此外,中国还是蒙古最大的投资国。1995年8月,中蒙两国签订了16个合作项目,其中两国联合经营的锅炉厂、煤矿、商业服务中心和皮革加工厂等项目已投入正常使用。巴嘎班迪总统访华时,中国又向蒙古提供了1亿元人民币低息贷款和3000万元人民币无偿援助。截止2000年上半年,中国在蒙古注册的公司达400多家,投资额为1.2亿美元,占外国对蒙古投资的40%。
在新世纪开始之际,进一步发展中蒙睦邻友好关系,对中蒙两国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蒙古作为中国的北方近邻,同中国有着漫长的边界线,加之蒙古族分别居住在两国境内,因此维持边界的稳定,促进民族地区的团结与发展,对于稳定中国北部周边形势意义重大。其次,防止蒙古成为某些别有用心国家遏制中国的据点,确保蒙古的中立地位,是中国最基本的战略目标。从地缘政治学观点来讲,对中国或俄罗斯的威胁均不会来自蒙古,但蒙古所处的位置一旦被某一大国利用,便可成为其桥头堡。最后,中蒙两国经济合作发展态势看好。中蒙两国经济在商品、资源等方面具有互补性的特点。中国工业制品尤其是轻工业制品品种繁多,价格低廉,对于工业欠发达、轻工业产品主要依赖进口的蒙古来说不无吸引力。而蒙古富足的矿产资源对于现代化后备资源不足的中国来说也同样具有吸引力。例如,蒙古南部边境地区发现了大量的石油资源,如果中国利用自己的技术和资金帮助蒙古开发,既可以帮助蒙古经济发展,又能够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解决进口石油的问题,因为从蒙古进口石油,路途最近,成本较低,运输方便。蒙古一些有识之士也认为,21世纪是“中国世纪”,蒙古应早做准备,把蒙古市场与中国市场连接起来,利用中国经济腾飞,带动蒙古的经济发展。
然而,在发展中蒙关系时,中国必须注意以下问题。首先,蒙古担心自己的独立地位问题。无论从历史还是国际关系现状来看,小国总是处于一种心理弱势,蒙古亦如此。虽然中国多次声明尊重蒙古的独立和主权,但由于历史原因以及近年来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蒙古对中国一直存在着担忧,担心有朝一日中国会重新收复蒙古。事实上,蒙古同中国在领土主权上并无争议,只是由于历史影响,在心理上有些猜疑,因此,处理中蒙关系,真正做到平等互利,特别需要中国发扬大国风范。
其次,蒙古的“多支点”外交战略尽管以同中、俄睦邻友好关系为基础,但随着民主改革和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其基本走向已呈现向西方倾斜的倾向,它同西方大国关系特别是同美国关系的发展,应引起中国的高度重视。蒙古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提出“第三邻国”战略,积极谋求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建立联系,以此作为牵制中俄进而达到保障自身安全的目的。然而,由于蒙古政府特别是民主联盟执政期间蒙美关系发展迅速,美国对蒙的军事渗透逐渐加强,该地区的安定有逐渐被打破的可能,这不能不引起中国的警觉。随着布什总统的上台,美国战略重心开始转向亚太,其防范的一个潜在对手就是中国。美国加速发展同蒙古的关系,企图插入“熊嘴与龙爪之间”的用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其目的之一就是针对中国。因此,在努力发展中蒙友好关系的同时,中国也应进一步注意美蒙关系的发展,遏制美国的这一野心。美国因素已成为中蒙关系发展中最重要的不确定因素之一。
再次,蒙俄关系的发展不能忽视。随着苏军撤出蒙古,中俄关系进一步改善。在此基础上,中俄蒙三角关系也随之改善。然而,正如前文所及,由于蒙俄两国在地理、经济等方面的联系以及普京上台后推行的务实外交,蒙俄关系将走出90年代中期以前的停滞状态而加速发展。俄罗斯战略研究所一位研究人员就曾指出,俄罗斯不仅看重友好的蒙古,更垂青于战略上与俄罗斯结盟的蒙古;如果中国或其它国家将在蒙古取得优势,那将意味着整个亚太地区均势的显著变化。12这是俄罗斯所不愿看到的。蒙古前总统奥其尔巴特和现任总统巴嘎班迪分别于1995年和1997年发表了声明,称蒙古始终将俄罗斯置于其外交政策的首位。13就目前来看,中俄两国关系正进入所谓的“蜜月”时期,蒙古也正式提出了“不结盟”政策,因此,中俄蒙三角关系在一段时间内不会出现大的波动。
最后,蒙古与达赖喇嘛的关系。蒙古政府多次表示,蒙古承认中国的统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支持西藏的分离主义。但在1994年,蒙古国家大呼拉尔通过“喇嘛教是蒙古的国教”之后,蒙古恢复了与流亡在印度的达赖喇嘛集团之间的联系,达赖已5次访问蒙古,表示西藏和蒙古“应相互支持”。蒙古政府曾表示,不承认达赖喇嘛任命的九世哲布尊丹巴(历史上,哲布尊丹巴为蒙古佛教领袖),不让其来蒙定居,1999年底却承认了由达赖册封的第九世哲布尊丹巴活佛,并推举其为蒙古佛教领袖。此外,蒙古新任总理恩赫巴雅尔与达赖喇嘛私交很好,曾拜达赖为师,1999年恩赫巴雅尔访印时还专程拜会了达赖。因此,达赖问题可能对中蒙关系造成的冲击值得注意,但是,由于中国在蒙古外交战略中的地位,相信蒙古不会在这一敏感问题上走得太远。


( 本文的某些资料来源于《蒙古国研究》(1999年,2000年),中国蒙古国研究会主办。
1 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2 G.Tumurchuluun, ‘Mongolia's Foreign Policy Revisited: Relations with Russia and the PRC into the 1990s', in Stephen Kotkin and Bruce A. Elleman eds., Mongoli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andlocked Cosmopolitan, Armonk, N.Y. 1993, p. 277.
3 Yuri Tsyanov, Russia and China: What is in the Pipeline?, www.extmin.mn.
4 Concept of National Security, Art.21(11). www.extmin.mn.
5 Ibid.,Art.35(8). www.extmin.mn.
6 Ibid.,Art.41(1). www.extmin.mn.
7 Ibid.,Art.45(1). www.extmin.mn.
8 千龙新闻网,2000年7月27日。
9《人民日报》网络版,2001年3月13日。
10 转引自林晓光、陈红:“蒙古的内政与外交”,《东北亚论坛》,1999年第1期,第51页。
11 吴大辉,“世界政治格局中的蒙古”,《参考资料》,1999年7月14日。
12 转引自G.Tumurchuluun, 'Mongolia's Foreign Policy , Revisited: Relations with Russia and the PRC into the 1990s', in Stephen Kotkin and Bruce A. Elleman eds., Mongoli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andlocked Cosmopolitan, Armonk, N.Y. 1993, p.282.
13 见Tom Ginsburg, 'Nationalism , Elites, and Mongolia's Rapid Transformation', in Stephen Kotkin and Bruce A. Elleman eds., Mongoli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andlocked Cosmopolitan, p.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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