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中的「哥」词源

哥在汉语中本来是“歌”(唱歌)的本字,而从甲骨文起“兄”便是表示现在的“哥”义。在东汉前尚未见“歌”字。

“哥”字不作“歌”是从唐朝开始的。《旧唐书•王(土局)传》“玄宗泣曰:‘四哥孝仁……’”,四哥是指玄宗之父睿宗。玄宗的儿子李琰也称其父为“三哥”。玄宗称李宪(睿宗长子)为大哥,又是以“哥”称兄。而《淳化阁帖》中唐太宗居然对其儿子李治自称“哥哥敕”,这又是以“哥”作为父亲的自称。同时代的白居易在《祭浮梁大兄文》中也出现了以“哥”称兄。由此可见当时“哥”可以兼指父兄。有意思的是,这种用法至今在山西文水还存在(读音略有区别)。

南北朝、唐是民族大融合时期,许多少数民族融入汉族,北方民族的一些习俗称谓也潜入汉语。对于太原李氏和白氏是否是胡人,当今学术界尚有争议,但是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李唐发迹于关陇,混有鲜卑血统。过去北方民族与汉族交战,并未进入中原与汉族混合生活,惟有北魏鲜卑族是第一次,而且历时较久,拓跋政权前后共165年。

鲜卑语中有“阿干”一词,父与兄鲜卑语都可以用“阿干”相称。现在的哈萨克语比较接近古突厥语,在面称时,哈萨克语 agha一词既可称父也可称兄,与鲜卑一致。在突厥语族甚至阿尔泰语系中称兄都是同一系列的语言形式:agha(a)、aka(a)、aqa(a),其中鼻尾是不稳定的。如蒙古语akan, axan, ax,满语age,维吾尔语aka。由此可以推测,在北魏时这种称呼已经渗入汉族,经过一段时间的融合,变为汉语中活生生的词,“哥”在后世已经汉化,成为完全汉语化的根词形式。

中国真是所谓四大文明古国吗?

犹太文明,如果从公元前1000年扫罗建国算起的话,是三千年历史。但实际上,作为一个民族,犹太人的历史还更为悠久。早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居住在这里的迦南人(闪米特语族),已经进入铜器时代,建立了城市,后来与进入这里的犹太人融合。

至于犹太文明及其民族独一无二的延续性,以及他们对人类的贡献,我想不需要我多说了。

赫梯文明,这可能是一个雅利安语族的文明,也大致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地点在小亚细亚一带。这个文明最大的成就就是发明了冶铁术(有可能更早在这之前的米坦尼王国已出现),并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率先进入铁器时代。而今天高加索一带的亚美尼亚,据称其居民就是古代赫梯人的后裔。

今天叙利亚的居民,则是建立以大马士革为中心的古代叙利亚文明的阿拉米人的后裔。

波斯文明,就是今天伊朗的前身,这是一个雅利安人的文明。如果从其最早的居民--埃兰人建立的文明开始,是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他们创造了伊朗最早的文字,国家。埃兰人与后来的米底人,波斯人同出一源。波斯帝国则建立于公元前550年,是第一个横跨欧亚非空前庞大的帝国。今天伊朗人的绝大多数,就是古代波斯人的后裔。

顺便提一下罗马文明,如果从公元前754年罗马建国开始(另一说公元前575年),是两千多年历史,而实际上,早在公元前1800年特拉马拉文化时期意大利已进入青铜时代;公元前1000年维兰诺瓦文化时期已进入铁器时代。今天意大利的绝大部分居民,仍然是建立罗马文明的古代拉丁人的后裔。

至于美洲的玛雅,印加诸文明,由于出现时间稍晚,这里就不赘述了。

所谓"创造某个古代文明的民族已经灭绝了"这种说法纯属误导。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被彻底地灭绝。不管是在战乱中遗存下来的人民,还是后来迁居而来逐渐融合了的外来成份,他们都会自然地依照共同的地域意识和文化心态,重新恢复古代的文明版图。读者如果把今天的世界地图与早期文明的分布图对比一下,就会发现,各早期古代文明所在的大致范围与今天建立在这些地区的现代国家版图基本上是相吻合的。以色列人流浪千年之后仍然要顽强地回到故土上去,并恢复了希伯莱语言文字;伊朗人(波斯人)近代独立以后马上就将阿拉伯文字从自己的文化体系中清除出去,并全力恢复古代波斯的文化传统,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还有很多国人喜欢夸夸其谈的一种荒谬可笑的论调"唐朝时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事实上,中国从来就不是什么"世界的中心",唐朝时世界上有阿拉伯帝国,拜占庭帝国,查理曼帝国。那时候世界的中心在君士坦丁堡,在巴格达;汉朝时有罗马帝国,安息帝国(波斯的继承者),贵霜帝国。那时候世界的中心在罗马,在亚历山大里亚,在巴比伦尼亚。这一点看看世界历史地图就很明了,中国地区一直都是远离文明的中心,在欧亚大陆最偏僻的角落里。

某些人津津乐道什么唐朝多么多么开放,有很多外国人来中国做官。只是自己少见多怪而已,其他文明地区的这种开放的程度普遍的很,各个种族的人来来往往经商做官是家常便饭的事,例如罗马帝国时期,甚至有好几个皇帝都是阿拉伯人,腓尼基人,日尔曼人等外族人,而且是依照正常程序继承的皇位,而非象蒙元满清时代那种异族征服得来的皇位。

地中海周边地区和中东地区,才是在整个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世界的中心,文明的源头。

中东文明可以说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源泉,楔形文字与埃及象形文字是后来的西方字母文字的最早源头,中国地区的文字实际上也起源于楔形文字。青铜冶炼术,冶铁术,制陶术,车轮,驯养牛马,都是从中东最早发源并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的(也包括中国),这是国际学术界普遍的看法。当然中国的"历史学家"对很多事实是一概否认的。

这个问题,就我个人来说,我当然是相信国际学术界也绝不会相信中国的这些所谓"历史学家"的,读者们则可以根据自己对中国"历史学家"德性的了解自行作出判断。

最近几年,中国的某些无赖似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据说对国际上不予承认中国有商前文明感到很恼火,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声称要单方面宣布中国为"六千年文明历史",有人甚至提出要更进一步修改为"一万年文明史",据说还是什么"考古学会"的"会长"。我并不相信这些白痴"学者"真有这种滑天下之大稽的胆量和脸皮去实施这个搞笑计划,我倒是担心他们虚张声势一场最后又不了了之,让我们失去了一个看国际笑话的机会。

其实对付这些"历史学家"这种流氓手段的最好办法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西方人是太厚道了,要像韩国朝鲜人那样。比如说,我在朝鲜的官方宣传资料上就看到:朝鲜人说他们是"六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好嘛,比我们中国还多吹出了一千年,现在中国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不是要修改中国的历史为"六千年文明"嘛,那么朝鲜就会把自己又改称为"七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反正始终保持比中国领先一千年,反正只需要改动一个字的功夫而已,何乐而不为呢?日本人就更离谱了,干脆把文物自己埋到地下又自己挖出来做"证据"证明自己的"历史"(跟中国的"考古学家"有得一拚)。

顺便说一句,如果要像中国官方那样将新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文化遗迹混淆为"文明时代"的话,那么日本根据其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绳纹式文化,也可以把自己说成是"一万年文明历史"。

中国要想把自己打扮成是"最古老的文明国家"这可不容易啊,首先连日本韩国朝鲜这一关都过不了,大家都在比赛谁修改教科书的功夫更厉害。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如果要比谁是最无耻的国家的话,倒是有得一比。

中国的某些"历史学家",他们"做学问"的态度,就像是妓女对待嫖客一样的态度,随时可以为了政治的需要改换自己的态度和立场,换一个主子就又炮制出一种新的"理论"出来。

这些娼妓一样的"历史学家",不客气地说,应该称之为"历史篡改学家""历史伪造学家"或者"历史文学家"更为合适。相信看够了他们是怎样篡改伪造近现代历史的种种表演的世人,都不会不同意我的这种说法。更何况是虚无飘渺的古代历史?

最近这些年来,人们对中国越演越烈的学术腐败学术造假现象都很关注,但主要都集中在一些造假者有丰厚利润可图的学科领域,对历史学界,考古学界这些好像没有什么油水的圈子都不太注意,其实这两个看似不重要不起眼的学科领域倒是最有学术腐败学术造假的可能性的,因为这两个学科是直接为政治服务的。比如说那个在国际学术界臭名远扬的所谓《夏商周断代工程》伪学术项目,就存在着大量学术腐败学术造假情况,例如在用碳14测年法测算文物年代的问题上,主事者在数种测年法中故意选用最不准确但是却能够有利于将文物年代往前提早的那一种,他们就是这样搞"学术研究"的,不知道骗取了多少国家科研经费。此类事例,举不胜举,很多资料都有披露。

我在商务印书馆三十年代出版的一本《考古学》上看到那时的考古学前辈是这样阐述研究考古学的意义的:"考古学的目的一不是为了夸耀古国的辉煌,二不是为了粉饰现实的政治。而是为了了解历史的真实,知道我们以前的路是怎样走过来的,以为参考,对我们将来应该走什么样的路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

中国的某些"考古学家",把前辈们的教诲全都扔到茅坑里去了。将来到地下碰见这些先辈,肯定是要被打屁股的。

还有某些国人,常常喜欢放这样一种话:"我们中国人辉煌灿烂的时候,你们(西方人)还在树上呢",说这话的人不一定就是对起码的人类进化史常识无知,虽然大家都知道人类早在一两百万年前就已经从古猿逐渐过渡到直立人了,也就是说早就不"在树上"。可能他们的意思只是以此比喻谁开化得早一些。不过我们前面已经说明得很清楚了:中国进入文明时代远远晚于其他文明地区而且也晚于欧洲。

而现在我们需要更进一步来比较一下石器时代的情况:在欧洲发现的不管是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舍利文化,阿舍利文化,克拉克当文化,还是中期的穆斯特文化,晚期的奥瑞拉文化,索鲁特文化,马格德林文化,以及中石器时代的阿齐尔文化,塔登鲁尔文化,阿斯度尼亚文化,马莱姆斯文化,一直到新石器时代诸多文化,在谱系上都非常完整,不象中国地区有一个很大的断层。时间上也早得多。

就连日尔曼这种相对来说在欧洲算较为野蛮的地区,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就已经进入了铁器时代了(武器和工具普遍使用铁制),比中国地区早了近一千年;英国地区早在五千年前其最早的居民皮克特人也已经开始建筑石头城殿;西班牙和法国尼奥岩洞等地,考古发现了数万年前的绘画作品(是世界上最早的绘画和艺术品。奥瑞拉文化时期)以及最早发明弓箭的考古证据。

而中国,即使是公元前1500年才开始的商王朝,也还是青铜器时代,夯土建筑,其主要覆盖范围也只不过就是河南的一小部分地区(注意我说的是主要),而古中国其他广大地区,基本上都还处在野蛮原始的部落文化状态。这到底是谁"还在树上"呢?这不是很明显的事情吗?

其实当很多中国人得意洋洋地吹嘘"我们的祖先比你们西方人辉煌灿烂"的时候,用心思考的人会发现,这句话所包含的潜台词其实就是"我爸爸比你有钱"。且不说这只是颠倒的事实,就这句话的潜意识来说,这样吹嘘本来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有人用"我爸爸比你有钱"来炫耀自己,毫无疑问地都会遭到那怕是最势利最无廉耻的人的鄙视。可偏偏有一些人不以为耻,反倒以此为荣。

每次看到这些人无知地吹嘘什么"我们的祖先比你们西方人辉煌灿烂(我爸爸比你有钱)"或者是"我们中国人辉煌灿烂的时候,你们(西方人)还在树上呢"的时候,都让人忍俊不禁。

我真不知道咱们的脸皮怎么就这么厚,也真不明白中国历史到底有什么可以吹嘘的,有什么可以得意的。讲政治,中国三千年来一直都是最专制,最腐败,最黑暗的,一直到现在都还是类似于中世纪般的半封建专制体制;讲文化,中国文化其实质根本就是最腐朽最堕落的奴才文化,太监文化,官场文化,伪君子文化,一点可取之处都没有,这个问题也是自五四以来鲁迅等仁人志士早就已经多次阐明了的;讲经济,中国老百姓在封建帝王,贪官污吏,地主豪强等多重压迫下一直都是最穷困的,所谓"唐朝时一个马车夫都比欧洲贵族富有"之类的蠢话恐怕也只有白痴才说得出来;讲历史,中国不要说跟中东,埃及,欧洲,印度这些文明悠久的国家和地区相比,就连跟自己的邻居日本和朝鲜韩国等比,都没有多少可骄傲的资本;讲科学,我们对科学毫无贡献,唯一能够拿来吹嘘一下的就只有个子虚乌有的"四大发明",还是李约瑟这个洋人帮着编造的(连编谎都得靠着外国人来编!李约瑟炮制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里面那些胡编乱造的"中国古代科学发现"连稍

有良知的中国人自己都不好意思拿到正式场合来炫耀,这里也就不多说了,具体可参考《

从头审视所谓四大发明等说法的种种谬误》等文章。)

我觉得国人这德性很不好:刚吃了几天饱饭,就得意得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任何事情都要撒谎吹嘘成是自己"世界第一"(虽然昨天还在挨饿),其他国家民族在中国人眼里好像根本不存在似的(其实心里面一门心思琢磨着怎么移民到外国去)。这样自欺欺人下去,没准明天又要挨饿。这就叫做"器小易盈"。

某些国人就是想通过种种方式来抬高自己贬低其他国家民族(特别是让他们嫉恨不已的西方国家),来满足他们那种面对西方文明时极度自卑心理背后的需要,并迎合官方的愚民。是一种极其可笑的行为。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引用有关世界史的大部分数据和资料都可以在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史》教材中找到出处,相信不会再有任何理由指责我"歪曲,捏造,不客观"了。当然,关于中国史的部分,那你得看国外学者的著作才能知道真实的情况,基于中国"历史学家"一贯的德行表现,我相信这一点大家也不会有什。

一直以来,中国官方在对国内的宣传中都宣称什么中国是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们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国家,以此做为教育国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可笑的论调还流传颇广,深入人心,其实呢,只要稍有一点世界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只是个笑话。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所谓"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国际上和学术界是不会有这种幼儿园口号式的提法的,比较近似的只有"几大文明发源地"的提法,即便是这样,中国也是排不上什么"四大"的。

如果是按照"四个最古老的文明国家"的定义的话,那么,我们中国,不要说四大,连前十大恐怕都排不上,它的文明开始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商王朝,不过三千多年的时间,而其他几大文明早于此之前已经分别存在了两千到一千年,中东两河流域文明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埃及尼罗河流域文明也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希腊爱琴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印度河流域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这只是就大的区域来说,在各大文明区域周边,还有更多次要文明如赫梯文明,亚述文明,腓尼基文明,波斯文明,犹太文明等(这些古代文明正是今天西亚很多国家的前身,这些古代闪米特人和波斯人也正是今日犹太人,阿拉伯人,伊朗人等的祖先)。要按照前面"四大古国"的定义的话,也只能是在这些文明和国家里去排,那里轮得到中国呢。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从上面列举的文明开始时间来看,排在前面的"四大文明"分别应该是中东文明,埃及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并没有中国的位置。何以在中国官方的宣传中,希腊的位置消失了,反而变成了晚于其后1000年的中国?

这并不是什么无意的错误,实际上,这只是长期以来在官方操纵的反西方政治背景下,有系统有计划地贬低西方文明的各种宣传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因为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头,中国官方出于意识形态原因,不乐于见到任何表现了西方文明优越性的信息出现,对西方文明的任何方面都要尽可能贬低,再加上掌权的"民族主义者"对西方文明那种极度仇视和嫉妒的心态,所以搞了这样一个偷梁换柱的小手脚。

读者可能会问:中国官方宣传的不是"五千年文明"吗?何以实际上只有3500年?

那么我们需要搞清楚一些考古学和历史学上的基本常识和概念,而中国的某些"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正是靠着混淆这些基本常识和概念来误导愚弄民众。这就是关于"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概念的区别的问题,以及构成"文明"的几个基本特征。

考古学历史学上所说的"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概念是有严格区别的(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可以把它们混用)。简单说来:"文化(culture)"是一个属于石器时代范畴的概念,用于专指石器时代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包括金石并用时代的原始部落人类遗迹,而"文明(civilization)"是属于青铜时代范畴的概念,专指人类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的国家阶段。

其实,从"文化(culture)"和"文明(civilization)"这两个英文单词的词源上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的区别。"文化(culture)"这个单词的词根"cult-"的原始意义是"耕作",这很清楚地表明了"文化"这个概念的本义是属于与"农耕"相联系的原始部落时代的范畴的;而"文明(civilization)"这个单词的词根"civ-"的原始意义是"市民",这也同样清晰的表明了"文明"这个概念的本义是属于与伴随着"市民"的出现而同时产生的"城市"及工商业相联系的青铜时代的范畴的。(城市city这个单词就是从词根"civ-"的变体"cit-"演绎而来的。)

而"文明(civilization)"的几个主要特征:文字,金属冶炼术,城市国家(城邦),宗教礼仪,等等(雅斯贝尔的定义),正是与工商业的出现密切相关的。要判定一个文明是否开始了,什么时候开始的,正是按照上述几个标准来核定的,而且是按照考古发现来核定的,而不是用什么神话传说,民间故事,野史杂书,或者是像什么《史记》之类的晚于考古年代两千年之后的所谓"历史纪录"来判定的。这是一个考古学历史学常识。

可能有人会问我这样一种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用外国人的标准来判定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标准来判定吗?完全可以,但是,"文明"和"文化"这些概念本来就是西方传来的,不仅如此,整个考古学,历史学的方法体系,都是从西方输入的观念,如果要用我们自己的标准,那么我们就不能再用西方的概念来宣扬什么"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历史",而应该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有五千年神话传说的历史"。

但是按照这样的标准,我们倒是有"五千年历史"了,而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地中海周边国家地区及中东地区,他们就不仅是"五千年历史"了,起码都是一万年以上的历史了。这样我们还是占不到什么便宜。

而中国的"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正是靠着混淆"文化"和"文明"的标准来误导愚弄民众。比如说把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文化(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等等)偷换冒充成是所谓"文明"时代,这样中国的历史一下子就提前了一两千年,甚至两三千年。而在介绍其他国家其他文明的时候,又用另一种标准,从人家文明开始的正式起点(文字,金属冶炼术,城市国家出现)严格算起,这样无形中就缩少了中国与那些最古老文明国家间的距离,甚至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中国比这些实际上比中国文明历史早得多的国家和地区反倒还要早些,而实际上,如果按照中国衡量自己的那种标准,很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地中海周边国家地区以及中东地区,起码都是一万年以上的历史了。就是诸如此类的小伎俩小把戏。

下面就让我们来详细地从头审视一下中国及世界的历史。

首先从中国文明的历史开始说起。先开门见山地阐明这个基本事实:中国最早的文明——商文明,开始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距今3500年,地点在今河南安阳一带。考古依据:中国地区最早的文字——甲骨文;成熟的青铜冶炼术,及出土的冶炼的青铜器;国家形态已出现。

要说明的是:这可不是我的发明,随便找一本国际学术界的世界史著作或者教科书,上面讲述中国文明都是从商王朝为起点开始的。

当然,中国自己的历史教科书是从所谓的公元前2000年的"夏王朝"开始算起的。但是国际学术界是不承认这个子虚无有的"夏王朝"的,因为没有任何考古依据:既没有文字出现,也没有冶炼的青铜器发现,更没有表明国家形态存在的任何依据,以及城市遗迹,等等。

而中国的这些江湖骗子一样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虽然把整个中国地区都翻遍了也没找出什么能证明所谓的"夏王朝"存在过的证据,但还是要厚着脸皮硬把这个幻想中的"夏王朝"塞到教科书和宣传资料中去贩卖给世人,又硬着头皮把在二里头等地发现的一些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包装一番冒充成是"夏王朝"的所谓"都城"遗迹拿出来蒙骗外行人。

我们来看看中国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找到了些什么?有一次我听一个《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演讲,主讲的"考古学者"给我们展示了他们宣称是所谓的"夏王朝"的"都城遗迹"复原图,我仔细一看,原来就是几个烂草棚子,一个标准的原始村落,他们把这个叫做"伟大的""夏王朝"的"都城"?还有什么呢,考古现场的几个烂泥堆,那是什么——夯土遗迹,夯土是什么,就是把泥巴堆在一起压紧做墙基,原始部落用来建造窝棚的最原始技术,俗称"干打垒"。他们把这个叫做"伟大的""夏王朝"的"都城"?还有就是一些铜渣子,大量的石器,骨器!这问题不是很清楚了吗?只不过是新石器时代的氏族部落遗迹。所谓的"夏王朝都城"纯属胡扯!

要是这算是"都城遗迹",那世界各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都城遗迹"就太多了,瑞士汪金的湖居文化(早于公元前5000年),人们用五万根木桩作地基建在湖上的大型村寨,那就比"伟大的""夏王朝"的"都城遗迹"大到不知那里去了。看来西方人脸皮还是太薄了。

还有一些考古学家声称在中国其他地方发现了一些铜器,更是误导,那是什么?金石并用时代的用天然铜打造而成的铜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出现的产物,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中多的是,以此为标准的话,那我前面所提到的那几个古文明地区的历史更要往前提前一两千年。

而其他那些古文明地区都发现有标志文明起点的大量完整的城市遗迹,而且都是砖石结构,埃及就不用说了,希腊,西亚,印度河,特别是希腊米诺斯文明遗迹的克诺索斯王宫(公元前2000年),其华丽,在各早期文明中是首屈一指的,我们中国直到四千年之后的现存很多近代宫殿建筑都无法相比。这一点无须多说,实地参观一下就知道了。

还有印度河流域的早期文明哈拉巴文明(公元前2500年),在摩亨佐与哈拉巴等地发现了许多完整的城市遗迹,砖石结构,构造复杂。据考证当时城市人口已达到三四万人。

还有埃及的南城遗迹等(公元前3500年,涅伽达文明时期)。某些书上错误地说埃及没有城市,玛雅文明印加文明没有文字,实际上都有。比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早就说过他这本书在细节上是错误百出的)

说老实话,所谓"商王朝"的殷墟遗迹其实也不过就是一些夯土遗迹而已,只不过规模稍大一点,根本还不是城市遗迹。要不是发现了甲骨文,冶炼青铜器,国际上也是根本不会承认商文明的。毕竟跟其他国家地区比起来,证据太少了。

中国有些人为此找了一种借口:说中国文明的早期建筑都是砖木结构的,所以不容易保存下来,而其他国家地区特别是西方主要用石材建筑,所以保存下来多一些,甚至还厚着脸皮反吹一把:中国的砖木建筑比其他文明的石材建筑技术程度更高。其实恰恰相反,我上面提到的几大文明地区,其发掘出来的早期文明遗迹实际上都是大量使用烧制的砖块建筑的,最典型的就是那个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明遗迹,以及两河流域最早的的乌尔,巴比伦,苏萨等城市遗迹,埃及的南城遗迹,希腊的米诺斯文明遗迹,等等,实际上西方建筑的典型代表--古罗马的建筑,也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都是用石材建筑的,也大量采用砖块,混凝土等建筑,如现今在法国西班牙等地都还保存着的高架水渠等,这些都很好地保存着。

而中国早期文明遗迹恰恰不是用砖建筑,而是夯土加木材建造,当然不容易保存,但那正是因为其技术水平低下的原因。中东,西方等地用砖石建筑比中国用泥土木材建筑所需要的生产力水平和技术水平要高得多,造价也要昂贵得多,也更坚固,当然便于保存。(希腊迈锡尼文明时期的城市遗迹,其巨石建造的城墙,厚达二十米。)

所以找不到所谓"夏王朝"的遗迹是毫不奇怪的,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过,只有一些石器时代原始村落的遗迹。

而找不到更关键的两个证据——文字的出现,和金属冶炼术的出现,就更加不值一提了。
现在更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问题不仅仅只是没有所谓"夏王朝"存在的任何证据那么简单,而是反倒有大量证据证明其根本不存在。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时间上紧随所谓"夏王朝"其后的商王朝,其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中竟然找不出有关这个前一代"王朝"的任何记载。这不是很荒谬吗?不是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事情的真相了吗?你能想象周王朝,秦王朝,汉王朝等在他们的政府文件和档案中不记载他们的前一代"王朝"的任何情况吗?只有商王朝这样的初始文明才会是这种情况,因为在前面什么都没有,一片空白。

而有些无聊文人绝望之余,干脆对外撒谎说商代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上已发现有关于"夏王朝"的记载了。好笑的是,考古部门的负责人马上就出来予以否认。显然他们也还不敢于拿自己的职业声誉来开国际玩笑。

中国的这些"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对此也是无计可施,绝望之余,只有祭出"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为真理"的法宝,在中小学教科书和宣传资料中反复宣传"夏王朝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但是在大学历史教科书中还是遮遮掩掩吞吞吐吐地告诉大家,这还只是一个纸上的"王朝",连他们自己也觉得心虚。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毕竟这些历史系学生将来是要加入"历史造假工作队伍""考古造假工作队伍"的,在教会他们如何造假之前,还是必须要让他们先了解真相,不然岂不是把他们都"培养"成**了?

最好笑的是,中国官方在对国内的宣传中就用"五千年文明"来愚弄大家,但是在国际上,为了不闹笑话,还是老老实实地承认中国历史是从商文明开始的,如外研社出版的英文版《中国通史》,就将所谓的"夏王朝"与黄帝的传说等乖乖地归入"神话传说时代"目录下。我真是替我们中国人感到悲哀啊,原来我们本国人在官方眼中是比外国人要低贱一等的,连了解本国的历史,都没有与外国人同等的知情权。

而且我们退一万步来说,就从所谓"夏王朝"算起,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2000年,也才4000年。那来的"5000年文明历史"?难道2000+2000=5000?所以说"5000年文明历史"只是个笑话。(这个笑话荒谬得甚至连谎言都算不上,因为基本的事实都摆在那里,一目了然,他们要撒谎造假的余地都没有,唯一的办法就是凭着垄断了宣传机器拼命宣扬,让大家习惯成自然。如果有人说1+1=3,或者是1+1=4,大家确实也不会认为他是在撒谎,而只会当作笑话看。事情就是这样的。)

还有一些"历史学家"恼羞成怒地用一种泼皮口吻断言道:"夏王朝是《史记》中记载了的,不容置疑!"。好嘛,原来隔了两千年之后的司马迁通过道听途说记述了一件从未见过的事情,这就成了"不容置疑"了?那古希腊的柏拉图还记载过一万多年前有一个大西洲国呢,人们在海底还发现了一些疑似城市的遗迹,那也是"不容置疑"的了。

司马迁的话有多少可信度?他写的《史记》与其说是历史纪录还不如说是历史小说。很多情节都不知道是怎么虚构出来的,一个人单独干的事情,或者是两个人秘密的谈话,

而且都是不可告人的勾当,又没有外人在场,他是从何而知的?难道古时候的人还每天记日记,死后将日记出版,让你几百年后的人知道这些细节?自从他被皇帝阉割了以后,应该说心理就变得极为扭曲了,沉浸在虚构的远古"贤君""盛世"的幻想中就成为了支撑他活下去的重要精神支柱了(当然,这也是我的猜想),这种心态下导致了他把"三皇五帝"这种荒诞无稽的神话传说(连中国官方都不敢承认)都当作历史来记述了,是不是这也是"不容置疑的"?

至于所谓的黄帝,炎帝,尧,舜,禹,这些到了春秋战国及秦汉时代才陆陆续续由方术士根据神话传说虚构出来的人物,连中国官方都不敢承认,而是乖乖地称之为"传说中的黄帝时代"。这里也没必要多说了。(这不是一个需要在这里辩伪的问题,而是一个历史学上的常识,这方面的文章资料多的很,这些问题也不过是五四时代就已经解决了的,中国史学界的泰山北斗顾颉刚所著《古史辩》已经把这些问题阐述得很清楚了。)

好笑的是,中国官方虽然在正式的教科书中乖乖地将其称之为"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但是在出版的字典词典中又堂而皇之把所谓的"五帝时代"列在"历代纪元表"里面,于是搞笑的一幕发生了:从"黄帝"开始的"五帝"竟然延续时间为500年!平均每个"帝王"在位时间为100年!再加上他们"继位"之前要达到成年的年龄,以及"退位"之后的晚年,平均每个人的寿命为一百多岁!原来石器时代原始部落的人平均寿命已达到一百多岁,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虽然中国的这些政客和文人骨子里很想把这个虚构的所谓"炎黄始祖"作为正式的历史来宣传,"祭奠黄帝"的闹剧也搞了好几次了,但是我相信,除非中国到了邪教横行的那一天,否则他们的企图是不会得逞的。

"尧,舜。禹"不过是后人的虚构,更不存在所谓的"炎黄始祖",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主要的两点"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是辨识伪史的指导思路,至于春秋战国时的方士文人具体是怎样伪造出上古史的,他的书中已有详细分析。可详查。

顺便说一句,顾颉刚是中国历史学家中几个稍有良知的人之一,但是受时代条件限制,他也曾错误地把当时发掘出的"北京猿人"认为是中国地区各民族的人种起源,而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了,科学家通过对不同种族人群的线粒体DNA测定,发现所有人种都是起源于20万年前的非洲智人,"北京猿人"等其他地区的早期原人早已灭绝,并不是中国地区的人种的起源。而我们中国现在的人种是冰川期结束以后才陆续从中亚迁移过来的,这不过是个常识而已。

而某些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所谓"中国文明是唯一延续下来的古文明,其他文明都已经消失了,种族已经灭绝了"的可笑说法,也是颇能迷惑人的一种荒谬论调。这种荒谬可笑的调子现在该是彻底澄清的时候了。

那么我们来看看其他文明是否已经消失了,种族是否已经灭绝了。

首先说希腊,希腊最早的文明——米诺斯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距今四千多年。最初见于《荷马史诗》的记载。十九世纪末在希腊克里特等地发现了它的大量遗迹。考古依据:早期的象形文字,

以及中期的线形文字A;成熟的青铜冶炼术,及出土的大量冶炼的青铜器;早期的城堡,中期的克诺索斯等地的王宫,尤其是后者,其优美华丽,在各早期文明中可以说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

(注意:中国的历史书上是把米诺斯文明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算起的,但是国外的历史书上都是从公元前2500年算起的,谁是谁非自己判断吧。)

紧随其后的是希腊南部的迈锡尼文明,开始于公元前1600年,距今3600年,《荷马史诗》记叙的主要就是这一时期的历史。十九世纪在希腊迈锡尼,泰林斯等地发现了它的很多城市遗迹,大量青铜器,还有线形文字B。

然后是两百年的荷马时代,这时候希腊开始进入铁器时代,武器和工具都普遍使用铁制,而中国直到将近一千年后的汉代才开始正式进入铁器时代(我并没有夸张,其他诸文明地区比我们中国地区早一千年左右进入铁器时代是个历史常识,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冶铁术起源于地中海一带的赫梯文明,然后陆续传入远近各个文明,中国地区距离最远,所以传入最晚)。

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熟知的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典文明时代了。

创造米诺斯文明的皮拉斯基人,不是希腊语族,中国某些流氓文人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刻意强调米诺斯文明的创造者跟创造迈锡尼文明的希腊人不是同一民族,想要贬低希腊文明的原创性。实际上,皮拉斯基人只是非希腊语族而已,但是与希腊人同为印欧种族,或者称之为雅利安语族。而且他们从米诺斯文明早期开始就逐渐与创造迈锡尼文明的希腊族阿开亚人融合了,其文明是一脉相承的。在阿提卡等地的皮拉斯基人也早就与当地的阿开亚人融合而共同创造出了后来的古典文明,其文化艺术的世俗主义,自然主义特征,在几个古代文明中是绝无仅有的。跟后来希腊古典文明同出一源。

就算从正宗的希腊人,阿开亚人的迈锡尼文明时代算起,也早于中国最早的商文明。不知道"四大文明古国"怎么会算到中国头上去的?

更何况,中国的两个早期文明:商,周,都是西方迁来的游牧民族创造的,周灭商之后,商民族即已消亡,今天有谁敢说自己是"商人"的后裔?要说"正宗"的"中国人"——汉人,那是到了秦汉才形成的,是否也应该说"中国的早期文明都已经消失了,种族已经灭绝了"?

公元前1000年以后的希腊古典文明则是南下的与阿开亚人同族的多利安人与前两者共同创造的;而再后来统一希腊并建立了亚历山大帝国的马其顿人也是希腊族人,并开创了希腊化文明时代;罗马兼并了希腊之后更是成为希腊文明的直接继承者;而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继续延续了一千年之久,其核心民族仍然是希腊人,使用希腊语。直到十五世纪东罗马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灭亡,希腊人经历了四百年亡国时期,到十九世纪初又重新独立。今希腊共和国的版图,即是古代希腊的主要区域,其人口绝大多数仍然是希腊族,希腊语为国语。这个地区自古以来民族成分就没有大的改变过,何来的"种族消失了"?

而且,说人家"文明消失"了,更是笑话。今天的整个现代文明完全是西方文明的内容,而西方文明又是以希腊罗马文明为基础的,希腊罗马文明在今天社会的科学,哲学,文学,艺术,政治,法律等等方面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我们身边处处可见希腊罗马文明的影子,何来的"消失"了?

希腊罗马文明只不过中途又接受了基督教的成分,而且是希腊化的基督教。基督教从一开始产生就可以说是希腊文明与犹太文明的混合产物,基督教经典《新约》从一开始就是用希腊语创造出来的,主要的传播者也是罗马帝国中的希腊人,只奉《旧约》的犹太教是严禁偶像崇拜的,而基督教各流派都可以绘画雕刻圣像,这就是其希腊化的典型特征。

对于希腊文明,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可以说:如果没有希腊文明,就几乎没有我们今天现代社会的一切。现代的许多科学学科,技术发明,以及民主制度,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产生出了其雏形。古希腊文明更是直接催生了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导致近代科学的产生,民主制度的萌芽。这是对今天整个人类世界作出了最重要最关键的贡献的一个文明。这一点,我们以前是认识得太不够深入了。

我们又反过来看看中国的民族构成,前面说了,商,周,本是外来民族,商灭周后,商民族即已消亡。秦汉时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才形成所谓"汉人",这一点跟其他国家地区的民族演化并无什么不同。

汉代时人口最多时达到五千多万,但是经过汉末动乱,到了三国时人口仅剩下七百万,其中蜀国人口最多时仅有九十多万(所以不难理解蜀国的基本战略非联吴抗魏无以自保)。而曹操诗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描写并不是文学夸张,而是对当时十室九空的人口灭绝情况的真实记录。这样巨大的人口真空靠什么来填补?靠的是北方蛮族的大量南迁来填补的。而紧接其后短暂的西晋(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北方汉人又大量南迁至长江以南,然后就是长达两百多年的"五胡乱华"时期,黄河流域一带已经基本被换了血了。

隋唐时又是一次全国范围的大混血,而这个所谓"最辉煌"的唐朝,本身就是一个部分汉化的鲜卑人政权(李世民与其家族是汉化的鲜卑人并不是什么秘密),并保留着大量蛮族陋习,如兄死父死子弟续娶其妻,这就是所谓一脉相承的"华夏文明"吗?

至于辽,金,蒙元,满清时期,那就更不用说了,被混血不说,而且整个就是亡国奴时期。胡人汉化,汉人也胡化,留起鞭子,穿起旗装,这就是所谓一脉相承的"华夏文明"吗?

还不得不说的是,今天生活在中国地区的南方人和北方人,不仅在构成"民族"这个概念的基本特征——共同心理素质上差异甚大,而且在种族的生理特征上都是有很大差异的。总的来说,北方人是比较纯粹的蒙古人种,而南方人则比较复杂,混有大量马来人种的成份。这种情况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当初中国地区的人种从中亚,南亚等地迁移而来时就形成了这种格局,即黄河流域一带以中亚迁徙来的蒙古人种为主,而长江以南则是南亚迁居来的马来人种,二是在后来几千年的历史演变,民族迁徙中,北方的蒙古人种又大量南下与长江以南的百越等民族融和混血而成。(这也是一个人种学上的常识问题,读者可以向你身边这方面的专家咨询一下,就知道我说的没有夸张。)

种族都是如此,文化就更不用说了。说"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下来的文明",那到底延续下来了些什么呢?举个例子:其他国家民族往往都有自己的民族服装,中国人(汉族)有自己的民族服装吗?(不要告诉我中山装是民族服装,那是用日本人的学生装改制的)。经过一千多年特别是最近几百年以来历史车轮的无情碾压,所谓的"华夏文明"剩下的也不过就是一些碎片而已,而且是些四不象的碎片。日本人的文化都比现在中国的本土文化更近汉唐文化。

很多国人喜欢自以为是地吹嘘什么"世界上唯一延续下来的文字就是汉字,其他语言文字都断绝了",实际上那是很可笑的说法。以英语为例,学英语专业的应该知道,英语虽然词汇数量巨大多达数百万,但是除了一小部分基础词汇以外,绝大多数的词汇都是由数量有限的希腊词根和拉丁词根以及前后缀组合而成的(而拉丁词根又源于希腊词根),特别是数量巨大的科技词汇基本上都是由希腊词根构成的。很多人觉得英语词汇的构成好像就是胡乱把一些字母拚接在一起,毫无规律,其实那只是不了解英语的希腊词根构词法而已。(有些网络混混喜欢宣扬什么"汉语词汇的组成是规律的,英语词汇的组成没有规律,汉语优于英语"这种谬论,简直无知得可笑。)

你会发现在西方国家的各种语言中,很多词汇都是很相近的,就是因为它们都是用同样的拉丁词根和希腊词根构成的原因。例如"地理"这个词,英语是"geography",德语是"geo",因为都是由表示"土地"意思的希腊词根"geo-"构成的原因。

从语言上来说,西方国家各语言间的差别并不比中国各地区方言之间的差别更大,在西方国家一个人同时会说几种西方语言的情况是很平常的事情,就像在中国一个做生意的人同时会说普通话,四川话,广东话一样。

从文字上来说,英语的字母是拉丁字母,拉丁字母源于希腊字母,希腊字母又源于腓尼基字母,而腓尼基字母最早的源头又可以追溯到埃及文字。同样的,汉字也可以追溯到苏美尔文明的楔形文字。

不仅在印欧语系(或者又称雅利安语)内部是这样,印欧语系与中东一带的闪米特语系也是渊源很深,腓尼基字母产生的另一个分支——阿拉米亚字母,又发展出今天的阿拉伯字母,维吾尔字母等。

我们又来看看汉字。不错,甲骨文是今天汉字的直接起源,但是如果是一个没有受过古文训练的人,根本看不懂古代的甲骨文字,也分不清甲骨文,金文,小篆,大篆等的区别。从文字上来说是这样,从语言上来说,今天使用欧化语法的现代汉语的人如果没有经过古文训练也根本看不懂先秦时代的文献。

然后我们又来看看埃及文明,埃及文明正式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涅伽达文明时期),这时期出现了象形文字,数十个城市国家,冶炼铜器。(实际上在公元前4500年已进入铜器时代)。并发明了纸--草纸。

然后在公元前3100年时,美尼斯统一了上下埃及各城邦,进入早王朝时期。第三王朝时开始大规模修建金字塔。埃及大大小小的金字塔建立起来一千多年后,中国才开始进入文明时代。

再来看埃及的种族:埃及最初的居民是含米特人,然后与西亚进入的闪米特人逐渐融合,创造埃及文明的就是这种闪含混和民族。而闪米特人都起源于阿拉伯半岛,阿拉伯人,犹太人都是闪米特人。今天生活在中东北非的大部分居民,不过就是阿拉伯化的古代闪米特人的后裔。古埃及虽然在其本土政权延续了三千年之久后又陆续经历了亚述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的统治,但是其种族本身从法老时期一直到今天并没有大的改变,今天生活在尼罗河两岸的居民其体貌特征跟古埃及时期的雕刻和绘画上的形象仍然非常相似。

埃及人只不过中途又接受了伊斯兰教的成分,这种情况跟古希腊罗马接受了基督教的情况非常类似,也类似于中国人接受了佛教文化一样。只不过伊斯兰教基督教这种一神教的同化作用更为彻底一点,而伊斯兰教本来就是中东闪米特人土生的宗教。

再来看印度文明。印度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哈拉巴文明时期),地点在今印度河流域一带,以哈拉巴和摩亨佐两地发掘出来的完整的砖砌城市遗迹为代表,以及象形文字,青铜器。

创造最早的哈拉巴文明的是达罗毗荼人,他们与后来进入印度的雅利安人逐渐融合构成了今天印度的主要居民,今天印度的人种混杂局面就是这种历史原因造成的。而雅利安人在公元前1500年进入印度后,就继承了达罗毗荼人的文化,其宗教,哲学都深受前者影响。

至于印度后来受到蒙古莫卧尔王朝的统治,本质上跟中国地区被蒙元满清统治时期一样,而且在殖民化程度和奴役程度上要轻得多。

今天印度人口的绝大多数都仍然是古代达罗毗荼人和雅利安人等民族的后裔,其信奉的印度教也是从古代就一脉相承下来的,其创造的佛教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何来的"文明消失"了?

实际上,通过对比上述几个文明,我们可以发现,恰恰消亡得最多的就是中国地区的文明,除了仍然在使用汉字这一点以外,我没有看出今天的中国还从古代继承下来了些什么。

其实,在学界有一种不便于启齿的看法就是:真正的古华夏文明,从宋代以后就已经消亡了。今天的中国不是昨天的中国。

我们又来看看中东的两河流域文明,它正式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的苏美尔文明时期(实际上在公元前4300年已经进入铜器时代,出现了城市,国家的萌芽),这时候出现了象形文字,及稍后的楔形文字,冶炼铜器,以及乌尔,乌鲁克,尼普尔等数十个城邦。

创造最早的苏美尔文明的苏美尔人,可能是含米特人,他们很快就与后来进入的闪米特人融合了。而后继承苏美尔文明而起的阿卡德文明(公元前2371年),巴比伦文明(公元前1894年),都是闪米特人创造的;创造亚述文明,腓尼基文明,犹太文明的也是古代闪米特人;创造伊斯兰文明的阿拉伯人也是闪米特人。今天生活在中东地区的大部分居民仍然是这些古代闪米特的后裔。信奉的宗教仍然是从古代闪米特人原始宗教发展而来的伊斯兰教,使用的文字仍然是从楔形文字和埃及象形文字中提取元素而产生的腓尼基字母文字发展而来的阿拉伯文字。

至于中国官方宣传的"四大文明古国"中的那个巴比伦,不过是两河地区最早的文明出现近两千年之后才出现的一个晚期文明,中国官方把这个拿来列在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中,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中国地区的文明跟早于自己两千多年的两河文明是在同一个时间层面上似的。

闪米特人的另外一个文明:亚述文明,大约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发源地在两河上游一带。这个文明最突出的特点在于他的军事技术上的成就,它建立了当时世界上兵种最为齐全,战斗力最为强悍的一个军事体系,后来其军事技术体制被波斯所继承。

闪米特人在地中海沿岸一带的另一个文明:腓尼基文明,也大约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著名的城邦有推罗等。范围就相当于今天黎巴嫩的版图(另外,著名的迦太基古国,也是腓尼基的殖民地)。这个文明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其航海及商业上的成就。早在埃及尼科二世时期(公元前611年),腓尼基人已经实现了环航非洲,这是人类航海史上与麦哲伦环球航行,哥伦布发现美洲并列的航海壮举。

腓尼基文明的另一个伟大贡献就是字母文字的发明。它虽然从楔形文字和埃及象形文字得到启发,但是却是真正成形的拼音字母文字,从腓尼基文字又发展出希腊文字,拉丁文字;以及阿拉伯文字等。从腓尼基文字发展而来的这种字母文字,是除了东亚之外全世界都在使用的文字。韩国日本等国都曾经进行过文字拼音化的尝试,现在也还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将来也不可避免地要向这个方面发展。

文章来自:我的维吾尔网

西藏问题中的苏联因素

西藏问题中的苏联因素

  历史上,沙皇俄国曾经侵略中国西藏。苏联建立之后,宣布放弃沙皇俄国的侵略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在冷战的大背景下,支持和帮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和平解放西藏。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之后,苏联曾经在平息西藏叛乱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新刊布的史料和当事人的回忆录,有助于今天重新审视西藏问题中的苏联因素。
一、历史背景
苏联建立于1922年,起初是在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基础上,由数个加盟共和国结合而成的世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前身沙皇俄国是一个军事封建主义的帝国主义国家,近代以来从中国攫取了15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近代以来侵略中国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一。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沙皇俄国加紧了向中亚地区的侵略扩张,其领土野心囊括了包括中国新疆、西藏在内的大片区,并且企图“直叩印度的大门”,这就与当时统治着英属印度殖民地的英帝国主义发生了利益冲突,引发了英俄两国在中亚的大争夺。
历史上,俄国的布里亚特蒙古人普遍信奉藏传教黄教,可以前往西藏拉萨三大寺入寺为僧、考学位甚至出任僧职。沙皇俄国利用其统治下的布里亚特蒙古人打入西藏,影响达赖喇嘛,促使其与沙皇保持联系,排斥英帝。达赖喇嘛堕其术中,亲俄而拒英。这成为1903-04年英国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的借口。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之后,沙皇俄国鼓动外蒙古脱离中国。历史事实表明,沙皇对于近代中国实行的是一种罪恶的侵略政策。
十月革命之后,列宁痛斥沙皇俄国侵略中国的盗行径。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于1919年7月25日发布《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帝俄与中国、日本、协约国签订的一切秘密条约,帝俄政府在中国东北以及别处,用侵略手段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废除帝俄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租界,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放弃帝俄在中东铁路方面的一切特权。1920年9月27日,又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除了重申第一次对华宣言中的主要内容外,还建议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和缔结友好条约。虽然上述宣言后来并未真正兑现,但是列宁领导的苏联对于既是东方大国、又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弱国的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给予了此前任何其他列强所从未给予中国的切实的尊重。
中华民国时期,苏联官方与西藏地方当局有过断断续续的联系。1927年和1928年,苏联的蒙古人两次访问拉萨。他们带去了苏联政府给西藏地方当局的信件。
到拉萨后,他们拍摄照片、搜集情报、给各寺院布施、给自己选定的达官贵人捐钱。达赖喇嘛接见了这两个代表团,给予礼遇。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西藏地方当局与苏联的联系似乎中断了。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藏上层僧俗贵族当中逐渐形成了一股亲英美的分裂势力。
他们视社会主义的苏联如洪水猛兽,拒绝与之联系。1947年摄政大札制造热振事件,捕杀热振活佛,其接口之一就是怀疑热振“倾向共产党、与苏联勾结,并领导色拉、哲蚌和甘丹等寺僧人中的一帮共产党特务”。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实际上也无暇顾及遥远的西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日趋膨胀。1945年,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苏两国背着中国达成谅解,要求中国政府同意当时属于中国的外蒙古独立。苏联还觊觎中国东北和新疆。但是对于西藏,由于相隔遥远,苏联并未过多插手。若干新近刊布的史料和历史事件当事人的回忆录,反映了苏联在新中国政府解决西藏问题的过程中曾经起过的一些作用。
二、斯大林支持中国和平解放西藏
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的统治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当时的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之一。在冷战的国际局势下,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实际上的领导者,给予了新中国各方面的支持,以打破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孤立和遏制政策。毛泽东则公开宣布中国实“行一边倒”即一心一意依靠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外交路线。在西藏问题上,苏联反对帝国主义支持“的西藏独立”活动,在西藏问题上给了新中国政府以外交上和舆论上的支持,对中国人民实现西藏的和平解放有过帮助。
苏联始终坚持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新中国建国之初,苏联即主张中国建立一个有别于自己的联邦制国家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用民族区域自治的方法解决国内的民族问题。1949年1-2月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按照斯大林的指示秘密前来中国。2月1日至3日三天,在当时的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与毛泽东、刘少奇等人进行了多次交谈。据当时担任俄语翻译的师哲同志回忆,毛泽东主席告诉米高扬“,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有几十个民族,汉族人数最多。其他如蒙、回、藏、维吾尔等民族大多居住在边远地区,比起汉族来,都属于少数民族。人们习惯地把汉族人称中国人,但中国人并非只指汉族,居住在我国版图内的所有民族都是中国人。……我们提倡各民族互相团结、互相友爱、互相合作,共同建国”。毛主席还告诉米高扬“,目前,(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比较麻烦的有两处:台湾和西藏。其实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1)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2)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须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3]显然,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早在1949年初对于如何解决西藏问题就已经有了充分的考虑。

米高扬在1949年2月4日发回莫斯科的电报中,汇报了自己向毛泽东转达的斯大林对于中共民族政策的建议“:我已转告毛泽东,我们中央委员会建议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不要过分大度,如让少数民族独立并从而在中共执政后缩小中国的领土。应该让少数民族自治,而不是独立。毛泽东很赞赏这项建议,……”
众所周知,1947年我国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已经建立,此后中国共产党改变了自党的二大以来以联邦制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纲领,不再提此前提出的民族自决,而是考虑采用民族区域自治的办法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因此,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非完全出自苏共的建议,而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但是斯大林的类似主张,表明苏共中央对于苏中两国国情的不同已经有所认识。而这同后来苏联对于我和平解放西藏的支持也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1949年夏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在7月4日向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提出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西藏问题只能用政治方式而不能用战争方式解决”。当时中共领导人考虑,西藏的和平解放将是最后解决的问题,要迟至1950年以后。1949年7月25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转斯大林的一封电报中指出“:我们设想到明年的下半年,即在我军进攻台湾期间,中国大陆的所有领土除西藏外都将被我们占领”。
当时,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民党在全中国统治的覆灭已经仅仅是时间问题。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分裂势力提出了“西藏独立”的诉求,并且采取种种措施谋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支持。
国际范围内冷战的进行和中国政局的迅速变化,使美国政府中出现了改变其对西藏传统政策的呼声。1949年1月8日,美驻印度大使韩德森(Ambassador L.Henderson )致电国务院,要求改变以前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的立场,积极考虑支持西藏独立,以适应美国在东南亚遏制中国共产党的需要。他建议,如果共产党成功地接管了中国,美国就应当准备把西藏作为独立国家对待。中国人民解放军完成渡江战役,解放南京之后,美国采取了“等待尘埃落定”的对华政策。7月,在考虑其驻外使馆人员意见的基础上,美国国务院远东司的露丝•培根建议政府,当西藏的局势尚不明朗时,将其西藏政策调整为暂“时避免提及它(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或宗主权,尽可能地保持美国西藏政策的灵活性”。美国的西藏政策处于犹豫观望、准备调整的状态。这是其“等待尘埃落定”的对华政策在对西藏政策上的反映,也是与这样一种对华政策相一致的。
1949年7月8日,西藏当局制造了“驱汉事件”,将南京政府驻藏办事处全体人员及眷属由印度强行递解出境。美国合众国际社在报道此事件时不无煽惑地说:西“藏可能完全脱离中国名义上的宗主权”。美国人洛厄尔?托玛斯父子(LowellThomas Lowell Thomas,Jr.)随之“以无线电评论员”的名义前往拉萨活动,鼓动西藏当局以武力抵“御共产党的侵略”。返回美国后,托马斯父子一面要求美国政府支持西藏当局与中国共产党对抗,一面“把一个独立的西藏的观念,带给长期以来一直被告知西藏是中国遥远的一部分……的美国公众”。为美国政府改变对西藏的政策制造舆论。
这样,“西藏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就对于当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斗争具有了某种影响。中国共产党人革命斗争的胜利,同时也就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胜利;假如刚刚诞生的新中国能够顺利解决西藏问题,对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同西方的斗争也具有积极意义。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的战略部署得到了苏联的积极支持。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之际出访苏联。
1950年元旦刚过,毛泽东从苏联发回了《关于由西南局筹划进军及经营西藏问题的电报》。电报指“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这封电报不仅注明了日期,而且加注了时间地点--一月二日上午四时于远方。不难想见,惯于通宵工作的毛泽东是在苏联经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的深思熟虑之后,拟就这封电报的。8天之后,毛泽东发出《关于进军和经营西藏问题的电报》,同意西南局派遣张国华所部18军担负进军西藏的任务,要求其在5月中旬之前占领康藏交界一带。
随后,1950年1月22日,毛泽东在与斯大林的会谈中提出了在人民解放军对藏军事行动中请苏方提供空军支援的要求。在解放新疆的军事行动中,苏联已经提供了帮助,把中国人民解放军运往新疆。毛泽东对斯大林说“:您派往中国的飞行团给了我们巨大帮助,运送了大约一万人。斯大林同志,请允许我对您的援助表示感谢,并请您把这个飞行团继续留在中国,帮助准备进藏的刘伯承将军运送粮食。”

斯大林答复毛泽东:“你们准备进军西藏这很好。关于飞行团我们要同军方商量一下,然后再给你们答复”。估计是因为技术方面的原因,此项空军支援后来并未落实。然而,苏方对中国进军西藏、和平解放西藏持充分肯定和积极支持的态度,是没有疑义的。
苏联的上述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西藏地方政府方面谋求“西藏独立”的活动。自从1947年起,夏格巴等西藏当局中的亲帝国主义分裂分子就积极组织了西藏商务代表团前往欧美等国,争取西方国家对“于西藏独立”活动的支持,但是从未试图前往苏联。美、英等国对于苏联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也是十分清楚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他们对“于西藏独立”的支持。1949年,当西藏地方当局向美、英等国写信,提出加入联合国的要求时,美国国务院授权其驻印度大使韩德森以口头形式通知西藏驻印度的代表:美国国务院认为,考虑到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苏联视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不会支“持西藏独立”,因而,西藏试图获得联合国成员国的努力将不可能成功“,因为此事肯定会遭到苏联和中国代表团(指台湾当局)的反对”。
在此情况下,无论美国还是英国,都不曾在联合国提出讨“论西藏问题”的动议。1950年,当南美洲的萨尔瓦多提出“把外国势力入侵西藏”列入联合国大会的议事日程时,苏联代表马里当即予以反对。他指出“: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相关事务应由中国政府全权处理。”这样,所“谓西藏问题”根本未能列入大会的议事日程。
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涉及我国和平解放西藏的其他问题上也提出过有益的建议。例如,1949年底,苏共专门为保护班禅事向我提出建议。此事在我方的档案材料中留下了记载。为了筹划解放西藏,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曾于1949年8月上旬电示彭德怀等“: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12月26日,刘少奇发出《中央关于保护班禅童子生命安全问题给彭德怀的电报》,称“:彭并西北局:班禅童子对我解决西藏问题有很大作用,苏联同志劝告我们要切实注意不要使班禅被人下毒毒死。望予注意。”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巩固国防。1952年8月至9月周恩来访苏期间,两国领导人多次会谈。9月3日周恩来同斯大林的一段交谈,集中讨论了西藏问题。周恩来向斯大林提出,希望听到苏联就中国政府对藏政策的建议。斯大林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军队应当驻扎西藏”。周恩来对斯大林说:“一年前中国军队已进驻西藏,目前驻守在中印边境。中国军队驻扎西藏问题是不容争辩的……(但是)同西藏保持联系很困难。要保持同拉萨的联系,需要有四个发动机的飞机,并要安装氧气装置和防冻装置。苏联能不能提供这种飞机?两个发动机的飞机只能飞3/5行程,再长就不行了。”斯大林回答“:在这方面苏联可以给予帮助。”同时,斯大林还指出“:必须修筑通往西藏的路……。没有道路很难保持西藏应有的秩序。美国人也好,英国人也好,印度人也好,谁出的钱多,西藏喇嘛就投靠谁。……应当修筑通往西藏的路,中国军队必须驻扎西藏。”中国和平解放西藏期间,苏联舆论也对中国人民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的正义斗争给予了积极的支持。《真理报》等新闻媒体多次进行报道,驳斥和抨击西藏僧俗上层中的少数分裂势力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从事“的西藏独立”活动。西藏实现和平解放之后,苏联学者还撰写了介绍西藏历史的学术著作和文章,向苏联读者介“绍西藏自古即为中国之一部”的历史事实。其中有些专著,如列昂节夫的《外国在西藏的扩张》,利用了俄方掌握的档案资料,揭露近代以来包括沙皇俄国在内的帝国主义列强对于中国西藏的侵略和扩张,盛赞西藏的和平解“放使中国完成了整个大陆和一切民族区域的统一大业。……表明帝国主义在亚洲这一地区进行侵略的阴谋遭到破产,东方的和平业已巩固”“。全世界的一切普通人士均对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深感满意。西藏问题和平解决的消息极为伟大民主阵营各国人民所欢迎,认为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协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大胜利,……大大地有助于亚洲各国和整个东方的反帝运动”。
苏联对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支持,是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一)在冷战的形势下,中苏两国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已经结为盟国。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平解放西藏、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主权完整的斗争,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事业;(二)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无论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苏利益发生矛盾和冲突的两个主要地区是在中国西北的新疆和东北的东三省(满洲)。

中国西藏地区远离苏联,苏联在那里并无现实利益;(三)尽管1949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明确宣布实“施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但是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过程中,斯大林的民族利己主义已经引起了中方的不满。苏联在西藏既然并无现实利益,则支持中国政府和平解放西藏对于苏联来说就是只有利而没有弊的事,苏方愿意借此表达其善意。
三、赫鲁晓夫指责中国政府平息西藏叛乱
1954年斯大林逝世之后,中苏两党开始在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生分歧,并进而逐渐影响了两国之间的关系。苏联当局在西藏问题上也开始干涉中国内政。这种做法,受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坚决反对。
1959年西藏少数反动上层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叛乱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阴谋有着密切的联系。1949-1951年期间,美国政府通过其情报机构中央情报局,曾经千方百计劝诱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流亡国外,不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谈判。《十七条协议》签订之后,又企图鼓动达赖喇嘛否认协议。
所有这些捣乱破坏均告失败之后,美国政府在西藏的阴谋活动有所放松。1956年底,随着青海、四川藏族局部地区发生武装叛乱,中央情报局认为有机可乘,再度插手西藏,多次把他们训练的藏人空投到拉萨附近,搜集情报,与叛乱分子建立联系,并为叛乱分子提供武器弹药和通信器材。有报道称,从1957年至1961年,空投的总量达数百吨。在1959年3月间拉萨的全面武装叛乱发生后,中央情报局直接参与和协助达赖出逃。3月17日夜间,达赖与其家人离开罗布林卡,渡过拉萨河逃往山南,其随从中就有两名中央情报局在一年前空投到西藏的发报员。
此二人一直与中央情报局保持着单线联络。所以达赖出逃几天之后,美国政府就知道了全部情况。达赖在隆子宗成立流亡政府后,美国先是就达赖避难问题与印度政府交涉,随后又鼓动达赖离开印度,并为此而向亚洲的佛教国家施压,要求他们对达赖表示欢迎。当时,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冷战仍然是美国的最高战略利益。美国的对华政策和西藏政策都是以此为出发点的。美国政府西藏政策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中共和苏联制造麻烦”
然而,此时的中苏关系与10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到了公开破裂的前夕。苏联虽然依旧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是在赫鲁晓夫倡导戴维营精神,主张美苏缓和、而印度的扩张导致中印两国之间因为边界问题关系紧张之际,苏联当局开始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西藏平息叛乱、对印度坚持原则的做法表示不满。
195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10月,以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应邀前来北京参加庆祝活动,中苏两国领导人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其中也涉及到西藏问题。据当时担任俄语翻译的李越然同志回忆,10月2日,中苏两党领导人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正式会谈,赫鲁晓夫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对我进行指责,并由此而引出西藏问题。
赫鲁晓夫说“:尼赫鲁是主张中立和反帝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积极同他搞好团结。苏联不同意采取任何疏远或削弱尼赫鲁在国内地位的政策。……”陈毅“说在中印边境问题上,你们采取了偏袒印度的立场。……8月份发生的朗久事件,是印度单方面越过有争议的麦克马洪线,再向北面中国西藏境内推进,而和中国边防部队发生一些冲突……。但你们由塔斯社发表公开声明,偏袒印度,指责中国。”
这时,赫鲁晓夫竟然说“:西藏与印度毗邻。西藏本身不能对印度构成任何威胁,而中国确为西藏去同印度冲突。难道这是明智的吗?”陈毅马上抓住了赫鲁晓夫言谈中的逻辑错误,反问他“:你讲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让中国放弃西藏的领土主权?”赫鲁晓夫自知语失,转移话题“:西藏问题你们不慎重,不该让达赖喇嘛跑掉。你们、你们就不应该让他跑掉。”这时,毛泽东说话了“:这么大的边境线我们怎么能看住他呢?”
赫鲁晓夫用抱怨的口气说“:你们让他跑了,结果又闹了边境冲突,和中立的印度交了火。”周恩来此时严肃而平静地问道“:赫鲁晓夫同志,你完全是文不对题。达赖叛逃,印度入侵,这明明是对中国的进犯怎么能说放跑了他呢?(原文如此)……我们对尼赫鲁做了大量的团结工作,同他一起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他利用达赖反华,挑起边界事件。面对外来的进犯,能讲团结吗?“
最后,毛泽东说“:我听了半天,你给我们扣了好些顶帽子。没有看住达赖呀,没有团结尼赫鲁,……那么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此次会谈不欢而散。除中印关系和边境问题之外,赫鲁晓夫对于纯属中国内政的西藏问题的无端干涉和对中国处理西藏问题措施的无理指责,也成为当时中苏两党和两国政府发生争执的一个问题。1959年中苏双方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这段对话表明,苏联对于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决心,没有准确的认识。其关注的首要问题是与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关系的缓和,并且试图为此而干预完全属于中国内政的西藏问题,袒护印度。这理所当然地要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反对。其实,在中苏领导人发生此次争执之前大约半年,毛泽东在5月30日的一篇谈话稿中已经谈到了中印关系和西藏问题。
毛泽东主席指出“: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西藏叛乱的平定和进行民主改革,丝毫也不会威胁印度。你们看吧',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中国俗语),今后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中国的西藏地方与印度的关系,究竟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你们终究会明白。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不过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即属于西藏一个地方我们两国之间的一时分歧而已。”
三年后,为了抗击印度对于中国领土的进犯,中国被迫进行了一场自卫反击战。苏联公开支持印度,向其提供武器弹药。中苏两党关系彻底破裂,两国关系也进一步恶化。
此后,苏联曾经多次邀请达赖喇嘛访问。达赖喇嘛早在1954-1955年在北京时,就见到了赫鲁晓夫,并且有了访问苏联的愿望。1979年6月,在中美建交后仅仅4个月,达赖喇嘛在流亡印度20年之后,应邀首次访问莫斯科,随后,在1982年再次访问莫斯科。显然,达赖喇嘛在那个年代对于苏联的访问,绝非仅仅是宗教性质的。当时的苏联虽然没有改变长期以来对于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原则立场,无法承认西藏流亡政府,但是打西藏牌,借长期投靠西方、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达赖喇嘛牵制中国之心却是世人皆知的。
据有关媒体统计,1991年苏联解体前,达赖喇嘛曾经先后5次访问过苏联,其中3次是在勃列日涅夫主政时期,2次是在戈尔巴乔夫主政时期。1994年达赖喇嘛访问俄罗斯时,还在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译音)发表了演讲。苏联解体后,达赖喇嘛在叶利钦主政时期2次访问俄罗斯。自叶利钦于1996年访问中国、中俄两国确定战略伙伴关系之后,俄罗斯在8年期间拒绝达赖喇嘛来访。
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俄两党关系有所发展,两国关系也实现了正常化。俄罗斯作为苏联的继承国,继续坚持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2002年12月2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在北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联合声明》。在这份声明中,双方重申:继续相互坚定支持对方维护国家统一、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努力,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俄方重申在台湾和西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不变“。始终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再次表明了俄罗斯对于中国西藏主权归属的一贯态度。
历史上,沙皇俄国曾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英国在包括我国青藏高原在内的中亚地区展开争夺,进行国所谓“的大争夺”,然而最终让英国占了上风。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苏联虽曾与西藏当局有过断断续续的接触,但是并未保持经常的直接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支持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西藏僧俗上层中少数亲帝国主义势力的正义斗争,在道义上帮助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实现西藏的和平解放。此后,由于中苏两党、两国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特别是由于苏共“的老子党”作风和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恶性发展,导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在西藏问题上,赫鲁晓夫当政时期的苏联对纯属我国内政的平息西藏叛乱问题指手划脚,横加指责。这些做法,理所当然地遭到毛泽东主席等中国党和国家老一辈领导人的驳斥。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苏联竟然发展到邀请达赖喇嘛访问苏联,在两国关系中打西藏牌。然而,这种错误做法,既无助于两国关系的改善,也不能使达赖集团为其分裂活动捞到什么政治资本。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和政府都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中国人民会记住苏联人民对于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曾经给予的宝贵支持,然而,更会坚持原则,始终维护祖国统一和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在西藏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的企图。

中国和日本:全球竞争

中国和日本:全球竞争

【美国《全球主义者》在线杂志5月26日文章】题:中国和日本:全球竞争(作者 约翰.哈夫纳 托马斯.卡萨斯 让-皮埃尔.莱曼)
现代的日本人并不像他们的祖先那样敬重中国人。
日本依然潜藏着优越感,这种自负决定了很多人对于中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组织以及礼仪的看法——这些都被认为比不上日本。
很常见的是,日本人通常忽视中国可能在这些方面取得的优势,有趣的是,它使用了西方在几十年前喜欢用来解释日本获取竞争优势的说法:低劣的质量、仅仅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优势、缺乏创新以及技术侵权。
除非日本的民族思维方式经历一场巨大的变化,否则被迫对中国经济开放很可能带来一系列的负面情绪,从温和派的略微感到尴尬,到强硬民族主义者中前所未有的羞耻感。
的确,日本曾经很好地适应了外国人强加的开放。但是,那两次都是来自美国人,这是一个关键的不同,第一次是美国舰队在1853年进入东京湾,由于无法击退“ 野蛮人”,日本的精英有远见地意识到了现代化的重要性。日本以惊人的速度从封建封闭变成了世界强国。第二次被迫向外开放,也是在广岛和长崎遭受大量人员伤亡后,开放的速度快,并且范围深远。
被神化的天皇在电台里发表了令人惊异的战败声明,全人类立刻听到——麦克阿瑟上将踏上日本领士——很快日本迎来了创新、企业家精神和管理、民主体制富有创造性的新方法,所有这些都造就了它快速的经济增长。
日本从过去被迫开放中迅速以巨大成功向前迈进。但是,日本人用他们的等级制度价值观来诠释过去的两次开放——结论是:西方强国组织得更好、更聪明,因此很自然对它们表示尊敬。
相比而言,对于向中国被迫开放的可能有很大的区别。这是日本首次可能看到一个亚洲国家——一个它入侵过和殖民过的国家——成为它自身改革和经济进步的催化剂。
除了前美洲殖民地崛起和英国的关系,现代历史上还没有殖民地严重挑战、更不要提威胁它以前的殖民者的其它先例或者类似的例子。印度尼西亚不会对荷兰造成大的冲击——甚至小的冲击也不会,刚果(金)对比利时、阿根廷对西班牙也是如此。
角色的对调可能成为心理上的放大器。对这个国家心理的伤痛将很剧烈,需要有比前两次美国带来的冲击更多的学术上的解释。
加深困惑和潜在羞辱的是,中国不需要使用军事力量、或者甚至威胁使用军事力量来做到这一点。的确,中国有核武器而日本没有。
但是即使日本有核武器,这也不是一场使用武器或着威慑的战争,就如同佩里准将和麦克阿瑟上将没有使用济手段和法制来推进改革。事实上,这根本不是战争游戏,虽然它可能是某种形式的竞赛。中国将使用经济柔道,在日本自己的重商主义游戏中击败它。
让我们在这里概括一下日本的做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次序:战后日本经济专注于出口而对进口关闭大门。恰恰是因为它延续了这种经济模式太长时间,它已经变得不对称地依赖于中国,因此日本的策略可能在不知不觉之下产生了外国人再次到来的条件——而且是一个没有料到的来访者。

从元朝到今天的西藏问题

从元朝到今天的西藏问题
怀谷的BLOG

1、唐朝与西藏:文成公主嫁到哪儿,哪儿就是中国的吗?
2、元朝与西藏:马背上的蒙古人和马背上的西藏人谁是更大的赢家?
3、明朝与西藏:西藏的“朝贡”曾使天子不堪重负!
3、清朝与西藏: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谁的权力更大?
4、中华民国与西藏:西藏成为一个国家了吗?
5、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西藏
(1)和平解放:达赖为什么会同意西藏的和平解放?
(2)达赖出逃:达赖真的驾着祥云逃到印度了吗?
(3)今天的达赖:我想回家了-----能回来吗?!

1、唐朝与西藏 文成公主嫁到哪儿,哪儿就是中国的吗?
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千三百多年以前中国唐朝就把文成公主嫁给了藏王松赞干布。但也在那时候尼泊尔也把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为什么西藏不是尼泊尔的?很多中国人都是通过文成公主的神话认识中国与西藏的历史关系,似乎中国把公主嫁到哪,哪就从此属于中国了。唐朝前后嫁到“诸蕃”的公主有15 人之多。事实上当时的西藏非常强大,势力范围向西越过帕米尔高原,波及阿拉伯和土耳其控制区,向北到今日的中国新疆和甘肃的河西走廊,向东曾经占领中国四川、云南的大片领土。那个时期的藏民族以征服者的姿态,在整个中亚到处安营扎寨。唐朝开国的李氏家族本身带有突厥血统和文化背景,把联姻当作一种平定边疆的政治行为──可想,嫁一个公主远比调遣大军来得便宜。
2、元朝与西藏 马背上的蒙古人和马背上的西藏人谁是更大的赢家?
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横扫世界,而吐蕃王朝已经崩溃解体,西藏经历了四百年的分裂割据,不再具有与蒙古对抗的能力。大小地方割据势力在大势之前纷纷向蒙古表示归顺。成吉思汗的孙子阔端汗在西藏选中了当时藏传佛教的中心——萨迦,命令西藏全境各方势力都要服从萨迦的领导。此后延续一个世纪的元王朝,一直通过萨迦对西藏实行统治。当时元朝向西藏派驻军队,目的不在直接统治西藏,主要是为了震慑西藏其他地方政教势力不得挑战萨迦政权。元朝中央政府设立掌管西藏事务的机关——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由萨迦班智达的侄子八思巴首任统领,而后的各任统领也都多为八思巴的族人,就是说,元朝对西藏的统治,大部分是西藏人自己实行的。虽然西藏在军事上臣服蒙古,蒙古却接受了藏传佛教。甚至当时的蒙古文字都是由八思巴创制的,所以可以说西藏是在精神上反过来征服了蒙古。那时元朝皇帝对西藏喇嘛教狂热崇信,为此元朝专设一种特殊官职──帝师(皇帝的老师),都是由藏人担当。帝师位尊百僚,上朝时满朝文武大臣排列站立,只有帝师享用专座。
3、明王朝与西藏 西藏的“朝贡”曾使天子不堪重负!
明灭元后,西藏的僧俗首领纷纷上缴元朝的旧敕( chi)印信,换取明朝的新敕印信,表示归顺。明朝则对他们进行了重新认可。然而印信只是一个符号,那些首领人没变,权没变,仍然自己管着自己的地盘,对外谁强大就向谁表示归顺。西藏对明朝的“朝贡”及明朝对西藏的“赏赐”。自古以来的中国皇帝都把周边“蛮夷”上贡当作统领万方之象征,以此满足“天子”心态。明朝采用的方法即所谓“厚赏羁縻”。对西藏的朝贡物品,明廷要求只需当地土特产即可。明太祖说:“其所贡方物,不过表诚敬而已”,东西本身不重要,要的是政治上“称臣纳贡”的象征。西藏地方的贡品单上几乎都有马匹一项,然后是一些氆氇、硼砂、毛缨、酥油、刀剑、明甲和佛画、铜塔、舍利等宗教品,大部分不值多少钱。而对西藏朝贡者,明廷给予优渥接待。朝贡者一进入内地,即由军卫拨兵护送,沿途提供马匹、车辆、船只和免费供给食宿,入京后住入会同馆。贡品由礼部验收之后,按朝贡者身分高低给予相应回赐。明廷以“厚往薄来”为原则,赏赐物品的价值一般三倍于进贡物品所值。很显然,这种“贡赐”之间存在的差价使受赐一方有厚利可图,“上贡”成为一种合算的生意。在获取厚利的吸引下,西藏向明廷“朝贡”的人数不断增加。贡使入明所受的良好接待,也使入贡队伍日趋庞大。每个进贡团动辄数百人乃至上千人,浩浩荡荡来内地免费“旅游”。给明朝政府造成很大的财政负担。明廷不得不颁布级别不够不许上贡的限制,够级别的也只许三年一贡,且每一贡的贡使不得超过一百五十人。
4、清王朝与西藏 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谁的权力更大?
清朝对西藏采取了政治、行政和军事上的措施,以达到对西藏的实际控制。清初中国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世,国力强大,在当时的亚洲首屈一指,周边势力无能与之匹敌。二十年代起开始在西藏驻军,系统地控制西藏的要隘、大路等军事要害,从而进一步控制了西藏。清朝在西藏的驻军保持了近二百年,一直到清亡。从1727 年(雍正五年)开始,清朝开始向西藏派驻“驻藏大臣”,直到辛亥革命,历185 年,从未间断。驻藏大臣是中国对西藏具有主权的标志,是代表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实施主权管理的官员。清朝皇帝至少两次革除过西藏最高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名号(六世达赖和十三世达赖),规定所有的达赖转世灵童都要经皇帝批准认可。清还对原属西藏管辖的地区进行了分割──设西宁大臣治理青海,将东部藏区划归四川、云南等内地省份,以缩小西藏的地方势力。至今的“西藏自治区”,亦是按那时划分的界线。乾隆五十七年(1793 年)一个名为《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简称《二十九条章程》)的文件,文件表明清代中国对西藏拥有的主权。《二十九条章程》主要在于明确清代朝廷对西藏拥有的权力。主要内容有: 第一条认定包括达赖、班禅在内的西藏主要活佛转世灵童;第二条管理西藏的进出境;第三条监督西藏造币;第五条任命军官;第六条藏军兵饷由驻藏大臣发放;第八条审查达赖、班禅的收入和开支;第十条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平等处理西藏行政,所有西藏僧俗皆需服从驻藏大臣;第十一条任命西藏地方官员;第十三条驻藏大臣每年两次出巡西藏各地及检阅军队;第十四条负责外交;第十五条确定边界;第十八条决定各寺院的活佛人选;第二十条决定税收;第二十一条决定免役;第二十二、二十三条控制宗教界串联交往;第二十四条控制和提供交通条件;第二十五条处置罪犯。驻藏大臣分为一正一副,正职称“办事大臣”,副职称“帮办大臣”。清政府连续185 年派遣驻藏大臣。驻藏大臣规定任期三年。
5、中华民国(国民党)与西藏 西藏成为一个国家了吗?
自1911 年清王朝结束到1949 年新中国成立,维持38年的中华民国几乎自始至终陷在难以自拔的内忧外患中。先是延续多年的军阀混战,蒋介石刚刚奠定统一格局,日本侵略又使其投入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民国政府常常是焦头烂额,自顾不暇,对偏远的西藏更是难以分出多少精力。国民政府设立了蒙藏委员会来管理西藏和蒙古的问题,由于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西藏和国内其它省一样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到新中国成立,大陆统一,没有大敌,国际关系上不再受西方制约,苏联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西藏独立的两个主要因素苏联和西方都不会影响到中国的统一,这时,在实力上占有绝对优势的中国收复西藏回归在即。
6、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西藏
(1)和平解放:达赖为什么会同意西藏的和平解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下达了解放西藏的命令。 1950 年10 月6 日的昌都战役,阿沛•阿旺晋美面对兵败如山倒的局面,知道继续抵抗已经无效,只得下令缴械投降。历时两周的昌都战役结束,占整个西藏正规军实力三分之二的昌都守军被全歼,包括阿沛•阿旺晋美在内的一批军官及2700 多士兵被俘。西藏武装抵抗解放军进藏的能力基本就此瓦解。西藏上层把西藏的命运完全押到神佑之上,西藏不得不同意与中央政府方面谈判,并答应了中央政府提出的谈判前提——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刚亲政的十四世达赖喇嘛要求对此举行一次问卦仪式,结果得到的神谕是: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会给西藏带来危害。面对解放军大军压境,年轻的达赖一度与他的臣属跑到靠近印度的边境小城亚东,在那里观察事态的发展。那一段时间,以昌都败将阿沛为首的一个西藏代表团前往北京,与中央政府就西藏的前途谈判。最终,阿沛的代表团与中央政府签署了著名的《十七条协议》,同意西藏“和平解放”。这时,十四世达赖喇嘛怎样选择,到底是去印度流亡,还是返回拉萨与中国合作,这样一个于西藏民族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最终决定也是出自占卜打卦的结果。按照打卦的结果,十四世达赖返回了拉萨。后来达赖喇嘛称谈判最终达成的《十七条协议》(全称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如下:一、西藏属于中国;二、西藏同意解放军进藏;三、西藏自治;四、西藏现行制度、达赖和各级官员的地位不变;五、六、恢复班禅地位;七、维护西藏宗教;八、藏军改编为解放军;九、发展西藏教育;十、改善西藏人民生活;十一、中国不强迫西藏改革;十二、对西藏官员不究既往;十三、进藏解放军遵守军纪;十四、中国掌管西藏外交;十五、中国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十六、中国担负其在西藏所需的经费;十七、协议于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达赖喇嘛于1950 年7 月回到拉萨,最终正式表态接受了《十七条协议》那是西藏第一次明确承认中国的主权,同时《十七条协议》可以从达赖喇嘛1954 年在北京为毛泽东写的一首诗中得到反映:啊!毛主席!您的光辉和业绩像创世主大梵天和众敬王一样,只有从无数的善行中才能诞生这样一位领袖,他像太阳普照大地。您的著作像珍珠一样宝贵,像海浪一样汹涌澎湃,远及天涯。 1954 年达赖与班禅去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九五五年达赖在北京参加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已属“国家领导人”的身份.
(2)达赖出逃:达赖真的驾着祥云逃到印度了吗?
1956 年6 月23 日,达赖喇嘛在中国内地访问将近一年,“达赖在回到拉萨后,攻击和反对康区的土地改革,反对人民解放军平息康区叛乱,并支持康区叛乱的反动头人” 1956 年,关于达赖喇嘛去印度参加庆祝释迦牟尼涅磐2500 周年纪念活动的问题,毛泽东在中共的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专门讲了一段话:佛菩萨死了二千五百年,现在达赖他们想去印度朝佛。让他去,还是不让他去?中央认为,还是让他去好,不让他去不好。过几天他就要动身了,劝他坐飞机,他不坐,要坐汽车,通过噶伦堡有各国的侦探,有国民党的特务。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不仅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其事,要把我们轰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里,不负责任。这种可能是从坏的方面着想。出现这种坏的情况,我也高兴。我们的西藏工委和军队要准备着……你要打,我就防,你要攻,我就守。我们总是不要先攻,先让他们攻,然后来它一个反攻,把那些进攻者狠狠打垮。 1959 年3 月10 日。原计划达赖喇嘛那天去中共西藏军区看演出。但是西藏人中间广泛地传开了中共打算乘机绑架达赖喇嘛的消息。10 日上午,上万藏人和藏军围住了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喇嘛去军区。事态逐步扩大和失控,藏独分子喊出了废除十七条协议和把汉人赶出西藏的口号,宣布成立“西藏独立国”,向全体藏人发出起义命令。后来的流亡藏人的政府将每年这一天(3 月10 日)定为“西藏人民起义日”。关于决定逃亡印度,达赖喇嘛后来在自传中是这样描述的:我真不知道下一步该再怎么办。第二天,我再度请示神谕。令我大吃一惊,神指示:“快走!快走!今晚!”接到“神谕”的当晚10 点,达赖便乔装成普通僧人,在六百余名随员和士兵的护卫下出走,经过14 天的跋涉,最终到达印度,从此走上不归之路。达赖出逃印度的途中没有受到任何拦截,西方和印度的新闻媒体大量渲染西藏出现“神秘的云雾”,保护了达赖的队伍不被解放军飞机发现。但是按那时任西藏军区副司令的李觉将军回忆:“1959 年3 月17 日夜,达赖他们在拉萨河北岸准备渡河时,我们早已将大炮对准他们,只要我们的炮一响,他们没有一个能活着离开河边沙滩。但是,中央没有命令阻截他们。我们是静静地坐在林子中,凭借明月之光看着他们惊慌地用牛皮船一船一船地往拉萨河南岸渡人……”
(3)今天的达赖:我想回家了-----能回来吗?!
从达赖喇嘛叛逃的那一天起,已经50年了,中央政府就没有关上谈话的大门,没有把事情做绝,对他始终给予了极大的耐心。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一次谈话中就指出,“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我们希望达赖回来,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 1977年,当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阿沛.阿旺晋美发表广播讲话,欢迎流落国外的藏胞返回家园。这一信息使许多梦寐以求返回故土的藏胞潸然泪下。1978年,西藏自治区释放了参加1959年叛乱的全部在押人员。同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会见美联社记者斯蒂尔时说,“达赖可以回来,但他要作为中国公民”,“我们的要求就一个--爱国,而且我们提出爱国不分先后”,明确表示了中央政府对广大国外藏胞的手足之情,同时,也表明了对达赖喇嘛的态度。 1979年3月12日,邓小平接见了达赖喇嘛的代表。他说,“根本问题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与不对,要用这个标准来判断。”“现在是以西藏作为一个国家与中央对话,还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来讨论处理一些问题。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2008年4月12日,胡锦涛在三亚会见来访的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时表示,我们同达赖进行对话的大门是敞开的。现在双方接触商谈的障碍不在我们,而在达赖方面。如果达赖真有诚意,就应落实在行动上。只要达赖方面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停止策划煽动暴力活动,我们随时愿意同他继续接触商谈。这次,中央政府明确表示希望通过接触磋商,达赖方面以实际行动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停止策划煽动暴力活动,为下一步商谈创造条件。中央政府的重大举措,给了达赖喇嘛集团在国际社会展现真实面目的机会。达赖喇嘛一直宣称维护国家统一和非暴力等主张,这次协商,如果他们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和全国人民、广大藏族同胞谋和平、求发展的心愿,愿意接受中央政府彻底解决西藏问题的原则,愿意回到祖国同各民族兄弟共同建设伟大的祖国,我们应该给他们这样的机会,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多次说过,“爱国不分先后”,佛教也有句名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当年解放西藏前夕,达赖喇嘛出走到印度的时候,敬爱的周总理就曾经三次赴印度规劝他回国,他也曾经接受了我们的善意。当年他才20多岁。现在,达赖喇嘛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和他出走的那些人也都和他一起背离家乡多年,谁没有祖国,漂泊的人谁不思念自己的家乡。达赖喇嘛要真的愿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尽自己的力量,我们就应该既往不咎  如果达赖喇嘛仍然逆历史潮流而动,仍然坚持自己的分裂主张,仍然坚持自己那早已经破灭的农奴制梦想,把中央政府的善意和全国人民、藏族同胞的期望当成自己的政治筹码,他就一定不会得逞,一定会牢牢地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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