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在北京:生活处境与文化认同 / 作者:张海洋

只有现代,只有今天,这样的题目才会出现。如果不是现代,少数民族在北京就是无可讨论的天经地义。远自夏商周,近至清代,除明朝之外,北京都是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城市。那时候的社会如果跟今天一样开放,人们要讨论的题目就应该是“汉人在北京的生活处境和文化认同”了。同理,如果我们仍然处在“阶级斗争”、“四个现代化”、甚至“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年代里,少数民族在北京的问题也不会被拿来讨论。那时候大家都知道答案何在:短期阵痛,长期大同。那时如果要讨论少数民族在北京,恐怕只能是如何为将来的博物馆多收集一些文化标本罢了。

但今天毕竟不同于以往。和谐社会与多元文化,以人为本的创新型国家,尊重人就要尊重其文化,正在形成全社会的共识。提醒主流社会关注少数民族的处境和需求,包括尊重他们的权益和文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新闻媒体上的一个题目。

既然顺理成章,我们就考察一下它的理据何在。我认为少数民族在北京的处境或困境千差万别,但成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重物轻人,重金钱轻文化和本末倒置的现代功利价值。这种价值在提高人的物质生活水准的同时,也把人类的精神文化和公益心撕扯得肢离破碎。少数民族,由于他们对精神文化和社会正义的依赖更深,所以处境也就更加艰难。他们的难处概有两类:一是社会经济权益如何保障,二是文化认同如何保持并被人理解。两类难题的答案都是一个,那就是由政府和国家来处理好多元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我不同意把少数民族在北京的处境归因于个人的适应能力,因为这是“责备受害者”的霸权话语,至少是主流社会逃避责任的借口。少数民族之所以是少数民族,正是因为他们以群体身份拥有不同于主流社会的民族文化。文化的核心是语言和宗教。这两者都是群体现象,不是个人可以任意取舍的物件。既然如此,少数民族在北京的处境问题,就应该首先由政府、国家和主流社会,而不应该由少数民族来回答。否则,答案就只有一条:“同化或灭绝”。如果多民族统一国家留给少数民族的出路只有这么一条,那么敢来爱这个统一国家的“多民族们”就真得狂热得丧失理性才能行吧。总之,这个问题根本不是由少数民族造成,因此也不能向他们索要答案。如果一定要我对少数民族提一个建议,那我就建议由他们,即少数民族们来给主流社会,特别是给政府公务员和全国人大代表上课,上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国情课,上尊重少数民族权益和文化的人权课。这可行吗?

既然暂时不可行,那就只有把问题提出来跟大家讨论,慢慢通过主流社会的观念更新和制度创新来解决。与此同时,为了巩固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还要抓紧做两件事:一是强化实施现有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城市民族工作条例》,二是抓紧制订一部《少数民族公民权益保护法》。

我知道主流社会有很多人都觉得中国的少数民族状况已经不错。还有很多人对于少数民族在升学就业中享受到一点儿优惠耿耿于怀,觉得那是伤害了“公民个人平等”的原则。我本人不是少数民族,但因为在中央民族大学教书20多年,所以愿意把自己知道的少数民族的想法拿来跟主流社会的同胞们分享:“如果国家肯用任何一个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来考大学或公务员,如果您肯一天到清真寺礼拜五次,还能遵守饮食禁忌,我们加倍地给您优惠。您干不干?”凡事能这样来回想想,我们就明白我们称为优惠的待遇,其实只是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一种“互惠”。

最后我来讲自己对于文化认同,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多元文化认同的看法。我认为这涉及到人与动物的区别。动物跟人一样,都有一条个体的生物小命。人与动物不同之处在于人还有一条或多条文化大命。而且,人的小命要靠这些大命来支撑才能活得好。这是因为个体的人都知道,小命迟早会死,大命才有可能不朽,因此才能作为短暂人生的支撑力。这个支撑力包括语言、宗教、家族、民族、地方和国家在内的文化。只有这些文化认同,才能向人的生活提供意义。一个人的文化认同越多,他的生活就越全美。他能给社会做的贡献也就越多。据此,我认为一个有多重文化认同绝对不是坏事,而且多重认同之间也没有必然冲突的理由。费孝通先生总结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其实那也就是一个心身家国与天下多元认同和谐的社会。北京是全国各民族人民的首都,也应该是全国各民族的文化中心。文化中心同时应该是由全国各民族人民生产他们的文化产品的地方。北京应该向全国各民族人民趟开怀抱,不仅是对不同民族的个人,而且是对不同民族的文化和认同。短期看,这是我们迎接2008年人文奥运的要求。长期看,它还是国民认同和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和谐社会始于跨文化理解。

2006年4月6日于中央民族大学

什么是民主?

民主是什么呢?很多人一定会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嘛,民主就是代表大多数人的意愿,比如有 5 个人去旅游, 4 个人想游泳, 1 个人想打球,那么民主的决策一定是去游泳,如果最后的决策是去打球,那就变成专制了。

可别忙,当我们把上面的例子稍微改变一下,你就会惊愕地发现,这个 " 民主 " 竟然是只披着羊皮的大尾巴狼:比如 5 个人中有 4 人认为 1 人该死,那么民主的决策就是 " 合法 " 地把那个可怜的家伙杀死!

你也许会说,这没什么错啊,如果大家都认为一个人该死,那他怎么可能没罪呢?不幸的是,的确有这种可能。事实上,民主的内涵远非 " 大多数 " 这么简单,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只好把那些陈旧的历史书从垃圾桶里翻出来,仔细读一读。

公元前六世纪,在民主的发源地——古希腊城邦雅典,一个名叫克利斯梯尼的政治家发明了一种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民主制度的雏形: " 贝壳放逐法 " 。所谓 " 贝壳放逐法 " ,就是雅典人为了对付某个破坏民主、实施专制的独裁者,可以召开公民大会,对其进行投票(因用贝 壳投票而得名,不过后来改用陶片了),如果这个人得票超过 6000 ,那么对不起,管你有没有错,立即离开雅典,去外面呆上 10 年再回来吧。

这种惩罚制度有点类似中国古代的流放,当然二者性质截然不同,前者是公民大会的集体投票,后者是专制君主的个人意志。不过,在 " 贝壳放逐法 " 这座祭坛上,固然有独裁者的鲜血,也飘荡着无辜者的冤魂。在古希腊历史上,曾经有多位优秀的政治家、军事家因 " 贝壳 放逐法 " 而被流放,客死他乡,比如著名的马拉松战役英雄亚利斯泰提,以廉洁、正直而著称,就曾被贪婪、腐败的地米斯托克利以 " 企图独裁 " 的罪名提交公民大会审判。

等一下,也许你又会说,民众的选择虽然有时不一定正确,但那毕竟是自己的选择嘛,即使付出代价,也只能由民众自己承受。

可是,我不得不告诉你,在这个问题上你犯了个逻辑错误,因为付出代价的主体并不是占多数的民众,而是那个处于少数的可怜的倒霉蛋。如果一个人因为别人的错误而被迫接受惩罚,那这种 " 民主 " 又怎么能够让人放心呢?你也看到了,古希腊的这个 " 贝壳放逐法 " 尽管 打着 " 大多数 " 的幌子,但却是个很可怕的东西,并不能算做真正的民主,实际上,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 " 大多数暴政 " 。

因此,我们有必要修正一下最开始的那个例子:有 5 个人去旅游, 4 个人想游泳, 1 个人想打球,那么民主的决策还是去游泳,但要加上个限制条件,就是想去打球的那个人,有说 "NO" 的权利,而且那 4 个去游泳的人,必须学会尊重这个 "NO" 。

可是,你先不要着急,民主并不是仅仅说个 "NO" 字就算 OK 了,它还有许多要求和条件呢。你想想看,虽说那 4 个去游泳的人不反对别人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是 1 个人怎么打球呢,总要有个对手陪他一起打吧?这时候问题就出来了:我们 4 个人是要去游泳的,不强迫你去已经很不错了,怎么着?还想让我们大家陪你打球?你小子皮痒吧~

你会不会觉得那 4 个人的想法挺合理的?是啊,凭什么要大家都陪那小子去打球?不是民主吗?怎么又变成多数服从少数了?且慢,你要晓得,仅仅表示尊重少数人的意见,而不为少数人提供一个公平的环境,那么离真正的民主还差得远呢。为了说清楚这一点,我要给你讲个真实的故事,唉,看来想去游泳还真挺不容易啊。

时间在六十年代,地点在美国密西西比州,事件的起因,是有个叫杰姆斯•麦瑞迪斯的黑人学生,向密西西比大学申请入学。你要知道,当时的密西西比州是个种族歧视非常严重的南方州,在那里,尽管黑人理论上有上大学的权利,可是在现实却根本办不到,因为那个州的 州长本人就是个种族主义者,该州的民意舆论也支持州长的种族言论,结果不难想象,那个可怜的杰姆斯被大学校委会莫名其妙地拒绝了,理由很简单,他是黑人。

这下杰姆斯可不干了,他马上找到全美有色人种协会,由他们出钱聘请了律师,控诉密西西比大学违反宪法,践踏人权,并且把这场官司打到了上诉巡回法庭。经过长达一年的审判,杰姆斯终于胜诉了,法庭给密西西比大学下达强制令,强迫学校接收杰姆斯入学。

那时的美国社会,正处于民权运动的高潮,以马丁•路德•金为首的黑人民权组织,组织了一系列大型的非暴力抗议聚会,给整个美国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是个非常有魄力和远见的人,他很同情黑人的民权运动,而且也很关注杰姆斯的案件 ,但同时,他也明白在种族歧视非常严重的南方州,黑人学生想要入学恐怕是件非常困难和危险的事情,所以,当他听到法庭判杰姆斯胜诉时,马上派出联邦官员,带着执法队去保护杰姆斯入学。

可是,法庭的这个强制令,立刻激怒了密西西比州长,在杰姆斯入学的那天,他授意副州长站在学校大门口进行阻拦,并且很嚣张地宣布,联邦政府的人要是敢来支持杰姆斯与州政府对抗,来一个抓一个!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简单交代一下,美国政府的组织机构与我们国家不同,国家的权力是很分散的,每个州都像个独立王国,谁也不买中央政府的帐,各州的州长也不是由总统来任命,而是在各州竞选上的,只对本州人负责,所以,各个州对中央政府的态度是:我想怎么过就 怎么过,联邦政府你管不着,可我要出了事,你得给我顶着。

因此,当肯尼迪一听到密西西比州州长的强硬态度时,立刻头皮发麻,他很清楚,这下肯定要出事了。果不其然,就在杰姆斯入学那天,被州长煽动起来的民众与联邦执法队与校警发生严重的冲突,他们四处寻找杰姆斯,一边找还一边发泄(这场景是不是有点面熟?),暴 力事件越演越烈,造成了大量的流血和死亡,直到第二天的早上才逐渐平息。

最后,这场可怕的流血,使州长开始思索他身上所负的历史责任,于是他退让了,那个被吓得失魂落魄的杰姆斯,终于在联邦执法队的保护下,结束了密西西比州禁止黑人上大学的历史。

呼,例子终于讲完了,我想说的是,通过这个事件,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尊重少数人的意见,不过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已,想要让少数人真正的享受他们与大多数一样的权利,有时候,是要付出惨重的代价的。

呃,这么说来,我们好像又要修改那个例子了:有 5 个人去旅游, 4 个人想游泳, 1 个人想打球,那么民主的决策就是, 4 个人去游泳, 1 个人去打球,然后再雇个人来陪那个小混蛋去打球,至于雇佣的钱嘛,由大家一起分摊。

但是且慢——抱歉虽然文章已经够长了可我还是要说且慢——为什么为了尊重少数人就要牺牲我们 4 个人的利益?难道那小子一个人比我们 4 个还重要?如果我不想出钱,那是不是你也要尊重一下我的意见啊?可你不要忘记,这次你也许占在 " 多数 " 一边,说声拜拜就跑去 游泳了,可是啊,保不准下次就轮到你要去打球了,到那时你找谁去?所以,为了下次你也能找到人陪你一起打球,为了让我们能够找到真正的民主,你一定要付出这个代价,尽管这意味着你也许要付出像密西西比州那样惨重的代价。

现在你一定已经看到,所谓民主,不是多数人意志的体现,也不是尊重少数人的意见,而是赋予每个人平等的权利,另外也不要忘了,这个民主可不是免费的午餐,你想得到他,是要花钱的。

知道了民主是什么,并不等于就可以马上实现民主了,因为了解一件事情与实施它,这中间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如果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你认为民主是构建在一个怎样的基础上的?我想,十有八九得到的回答是 " 三权分立 " ,这个答案对不对呢?对,但不完整,因为想要实现民主,远远不是那么简单。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还是让我们回到那个经典的例子上吧。

有 5 个人去旅游, 4 个人想游泳, 1 个人想打球,那么民主的决策就是, 4 个人去游泳, 1 个人去打球,然后再雇个人来陪那个混蛋小子去打球。可是,你也清楚,大家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光有个决策是不够的,还要有人去执行这个决策,于是,大家决定把钱交给 4 个人当中的某一个(假定是小 A ),由他去雇人。

可你瞧,这时候问题就出来了,虽然我们都明白为什么大家要出笔钱去雇人陪打球,可是真的到了行动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么高的觉悟,也不是每个人对这笔钱都无动于衷,小 A 心里没准会想,好嘛,你们几个舒舒服服地坐享其成,让我一个人东奔西跑,休想啊休想 ,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谁不利用谁就是傻瓜。

经验告诉我们,凡是牵扯到钱的问题,指望某个人的道德和良心,肯定靠不住,要是大家把自己的钱都交给某一个人,那么我们怎么保证这个人一定会按照大家的要求去雇人打球而不是中饱私囊呢?

其实,这个问题倒也不难解决,让我们来试试下面这个办法:

我们一致同意把钱给小 A ,让他去雇人,不过等一下,在给他钱之前,先要由小 B 来计算一下应该给多少,再把数字对大家公布出来,然后分文不差交给小 A ,可是,如果雇人的过程中出现了中饱私囊或其他的问题,那就该由小 C 来负责审查了,并且,其他人绝对不能干预他的审查。

你觉得这个办法怎么样?还不错吧?其实,这种方法有个名字,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 " 三权分立 " 。小A 负责做事,他代表行政机构,小B 负责计算大家出的钱应该是多少,代表立法机构,最后要是出了问题,就由小C 负责审查,他代表司法机构。

也许你会说,这不挺容易的嘛,问题解决了。可是先别忙,你想想看,如果小 A 想私吞我们的钱,他会笨到让大家发觉自己做了手脚吗?不要忘记,当我们把自己的希望都托付给某个人时,他就具有了一定的权力,并且可以任意支配这种权力,这是件很可怕的事情。比如,他可以利用大家的钱来贿赂以形成多数,或是干脆用这笔钱来雇一个保镖而不是陪打球的,这样就使得我们在暴力面前不敢再理直气壮地讨回本属于大家的钱。

你看,尽管我们在讨论民主是什么时显得头头是道,可一具体实施起来马上就变了味道,如果你认为我是在危言耸听,那么就来看看一战后的德国是如何从民主变质为专制的吧。

1918 年,德国战败了,沦落到了被协约国任意摆布的地步。这时,各协约国对怎样处理德国的态度是不同的,法国人由于是德国的近邻,在历史上多次被德国入侵,因此坚决主张削弱德国,英国人虽然对此不反对,但却不愿意看到一个衰落的德国,他们的政策是维持欧洲大陆的势力平衡,至于美国人,他们与德国隔着一条宽阔的大西洋,又有英法在欧洲顶着德国,所以感受不到切身的威胁,但是,美国人意识到,一个拥有 8000 万人口及雄厚工业基础的国家,仅仅靠土地或军事限制,不可能制止它的复兴,也绝对无法保证日后欧洲的安全,所以,美国总统威尔逊坚持要把德国改造为一个民主自由的共和国,以防止德国再次成为战争的策源地。

在这种背景下,同时也为了防止共产主义的侵蚀,德国于 1918 年 11 月成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政府,并在随后的国会上通过了一部民主宪法——魏玛宪法。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这部宪法的民主程度,几乎可以和美国宪法相媲美,它借鉴了当时各个民主国家的经验,把国家权力分成国会、法院和政府三个部分,并且赋予了德国人各种基本的公民权利, " 这是 20 世纪所曾经见到过的这种文件中最妙、令人羡慕的条文,看起来似乎足以保证一种几乎完善无疵的民主制度的实行 " , " 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能比德国人更加自由,没有任何国家政府比德国人的政府更加民主和自由,至少,在纸面上是如此 " (《第三帝国的兴亡》, P60 )。

你也看到了,这时的德国魏玛共和国,可算得上是一个民主制度的典型,即便是像阿道夫•希特勒这样胆大妄为的家伙,也不得不在啤酒馆政变失败后选择合法竞选一途。那么,这个民主的国家为什么会走向独裁呢?德国人又是如何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利呢?还是让我们揭开 历史的帷幕,仔细看看事情的究竟吧。

1933 年早春的一个夜晚,确切的说是2月27日晚9时30分,在德国的首都柏林,天色晴朗,空气清新,一点也没有风高放火夜黑杀人的迹象——尽管这一天注定要载入史册——有个神学院的学生放学回家,路过国会大厦时,突然听到大厦内有打碎玻璃的声音,接着就看见一条黑影窜出,手里还拿着火把,他吃了一惊,马上跑去报警。恰在这时,德国最有权势的 4 个人,总统兴登堡、总理希特勒、副总理巴本、宣传部长戈培尔,正在国会大厦对面的贵族俱乐部吃饭,首先是戈培尔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说大厦已经着火了,可戈培尔以为是个玩笑,根本不相信,他连一个字都没有向希特勒提及,但巴本却看到了火光,马上告诉了兴登堡,同时,戈培尔也开始觉得不对劲,因为街上正有人在叫喊,随后他打了几个电话进行核实,才确信国会大厦的确着火了,于是他和希特勒立刻赶往现场。

一到现场,希特勒就马上宣布一把火是共产党放的,这时,德国国会议长戈林、副总理巴本、普鲁士内政部政警主任狄尔斯(就是秘密警察头子)全都赶到了,戈林兴奋得有点失常,赌咒发誓说这是共产党反对政府的罪行,尽管巴本不是纳粹党人,但他却也没对希特勒和戈 林的结论表示丝毫的怀疑,只有狄尔斯老老实实的说,纵火犯已经抓到了,他看不出和共产党有什么联系,那家伙不过是个疯子而已。这可不是希特勒想要的答案,他顿时勃然大怒,把共产党臭骂了一顿,随后跑去召开内阁紧急会议去了。而戈林则到普鲁士官方报社,要求 写报道的记者把纵火者所带的燃火材料从100磅提高到1000磅,可那个记者很有点新闻独立精神,他拒绝说,一个人怎能抗动1000磅的东西呢?这种笑话他可写不出来,戈林马上反驳说,干嘛说是一个人干的? 10 个不就行了?要知道这可是共产党的阴谋!于是那个记者便要求戈林在这篇报道上签字,因为这已经不是新闻报道而是政治文件了,戈林心里着实有点发虚,虽然他为此策划很久了,可这时希特勒毕竟还没有拿到国会 2/3 的多数,也没有得到内阁的授权,公然破坏宪法的责任他可承担不起,但事已至此,不签也不行,于是他很狡猾地在报道上画了一个大大的 G 字,算是签名(戈林名字的第一个字母)。

我想你已经注意到了,我说戈林 " 为此策划很久了 "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那个纵火犯名字叫做范•德•卢勃,是个荷兰国际共产党人,他既不喜欢纳粹,也对莫斯科没什么好感,是个头脑简单的 " 爱国青年 " ,他觉得,德国革命只有在某种惊人的历史事件的推动下才 能爆发,他想用国会大厦的熊熊燃烧的烈火来唤醒麻木不仁的德国人。可是,这个可怜的倒霉蛋还不晓得,希特勒早就期盼着共产党人能做点什么蠢事,好让他能找到借口清除异己,这个没头脑的纵火狂简直是上帝送给纳粹党人的,希特勒、戈林、也许还有戈培尔,早就知 道卢勃将要在国会纵火,他们安排纳粹冲锋队悄悄潜伏在国会大厦内,等着大厦燃烧起来时再给它 " 添点油 " ,把事情闹大,不然,就凭卢勃那区区100磅的纵火材料,怎么也无法引起那么一场大火,当然戏也就演砸了。

等到召开内阁会议时,希特勒大肆宣扬这一事件的严重性,竭力攻击共产党人,尽管在内阁里纳粹党人并不占多数,可大家都被希特勒那极具煽动性的言辞给搞懵了,既紧张又恐惧,生怕共产主义革命爆发,几乎没怎么考虑就一致通过了希特勒的要求,结果一下子就把葬送民主的悼歌给吹响了。

那么,希特勒要求的是什么东西呢?听起来好象很滑稽,他要求采取某种措施来保护 " 德国公民的文献资料 " ,是不是觉得有点可笑?可别急,关键在那 " 某种措施 " ,希特勒要求,德国政府有限制公民个人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力,包括限制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 ,有权对公民的邮件、电话、电报进行检查,有权给警察颁发搜查公民住宅的许可证,有权没收公民的私人财产,有权对持有武器的公民判处死刑,甚至政府在必要时可以接管德国各州的自治权力。

这下你一定笑不出来了吧?不管怎么说,希特勒终于拿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内阁授权,下一步,就要考虑怎样才能使授权生效了。根据德国宪法,想要通过一项与宪法本身相抵触的法律或政策,必须得到国会 2/3 的多数票,但希特勒很清楚他的纳粹党不可能在国会获得 2/3 的席位,而且对于其他党派赞同与否,他也一点把握都没有,因此,他狡猾地走了一个捷径。

这个捷径是什么呢?那就是德国宪法第 48 条有一个规定,总统在国家紧急状态下可以行使暂时的独裁权,这本来是为应付战争或革命而设计的,但宪法并没有详细解释所谓 " 紧急状态 " 究竟应该是个什么状态,因此希特勒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他找到总统,要求后者行使宪法赋予的独裁权,绕过国会强行通过他的法案。这时的德国总统,是上次大战中的老英雄兴登堡,一个保守、正直的老普鲁士军官,他压根就瞧不起希特勒和他领导的国社党,可是,兴登堡很也清楚,不管怎么说,国社党毕竟是当时的第一大党,作为总统,他相信德 国民众的选择,也有义务支持自己的总理——虽然他根本就不晓得自己究竟在支持什么——希特勒对兴登堡说,为了防止共产主义革命,通过法案是必须的,而且他保证不会滥用这一权力,于是兴登堡也就不再说什么,签字同意了。通向独裁的大门就此打开。

希特勒狡猾地利用德国宪法的一个隐晦的漏洞,把总统的独裁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从而开始了野蛮、血腥的政治清洗。

希特勒首先拿德国共产党开刀,大批共产党人遭到逮捕——请注意,是"合法"的逮捕——甚至包括有豁免权的国会议员,一群群穿着褐色衫的冲锋队暴徒们未经许可便破门而入,强行搜查,把无辜者从睡梦中拖起,扔进冲锋队的营房,严刑拷打,逼迫其供认对德国的罪行 。与此同时,希特勒对于他的竞争对手,社会民主党及其他自由主义党派也毫不留情,各种集会被勒令停止,所属报刊被取缔,公民权利亦被取消,德国头一次领教了纳粹独裁的滋味。

经过短短几天的暴力恐怖,德国政治已经面目全非了,公民不敢再随便议论政治,不敢再在公众场合嘲弄国社党的种种丑陋与罪行,生怕哪天走到大街上会被莫名其妙地逮捕。可是,希特勒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不想躲在总统授予的"暂时独裁权"下过日子,他要成为德国名副其实的统治者,由于他认为经过几天的清洗,反对的声音应该都已经消失了,重新举行大选以获得国会2/3多数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便于1933年3月5日举行了德国二战前最后一次全国大选。

可是,让希特勒大失所望的是,尽管有种种许诺、恐怖和暴力威胁,但他的国社党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多数票,虽然纳粹党人以1700万张选票遥遥领先,比第二大党社会民主党足足高出一倍之多,可却仅占总票数的44%,组织一个联合政府倒还可以,离2/3多数还差得远呢。

值得注意的是,希特勒并不打算利用非法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要为自己的独裁披上合法的外衣,因此,希特勒并没有否定这次选举,或是干脆再重新来一次,他承认了选举的真实性,而且也不打算再去捞取那个该死的2/3多数票了。可是,如果没有2/3的多数,希特勒又如何修改宪法呢?万般无奈之下,他只有求助于在国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民主党派,希望他们信任自己,给予自己独裁的权力。

看到这里,你一定会说,这不是在开玩笑吧?希特勒还会这么天真,希望别人赞同自己独裁?那些占多数席位的民主党派,怎么会愚蠢到去葬送自己的政治生命?可是,我不得不告诉你,事情就是这么荒谬,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希特勒在新一届国会上,发表了也许是他毕生中最精彩、最虚伪的一次演说,他承诺一切旧有的秩序都会维持不变,国会所赋予他的独裁权,仅仅在某些狭小的特定范围适用,绝不会导致国家权力结构的改变,也不会限制任何公民权利,他唯一的目的,就是领导德国重新建立在一战后的世界地位。希特勒在演说中,竭 力想煽动起德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一点也不困难,无论是对希特勒还是对德国人——他呼吁全体德国人"从自私自利的党争中解脱出来,在民族自觉中团结起来,建立一个自豪的自由的统一的德国"。

几乎所有的民主党派都被希特勒的花言巧语所打动,德国人的那种特有的黩武精神,以及对荣誉、对"铁与血"的热切渴望,指引着他们在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上签了字,国会一致同意把自己的立法权移交给政府,为期是4年。这些在民主制度下浸泡了15年的国会议员们似乎还不懂得,一旦你培育出了独裁的种子,它就会像可怕的瘟疫一样四处蔓延不受控制,不要说是4年,即便是4天也足以摧毁一个健全的民主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国会中并非所有党派都被希特勒所蛊惑,社会民主党领袖,可敬的奥托•威尔斯议员,昂然不屈地站出来反对希特勒的独裁,他代表他的党投反对票,并庄严地宣布,"在这有着历史意义的时刻,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庄严地保证要维护人道和正义、自由和 社会主义的原则。任何授权法都不能给予你摧毁永恒的、不可摧毁的思想的权力!"

让我们记住这个人,这个名字,以及这个宣言,尽管社会民主党在国会仅有84个席位,远远不及投赞成票的441之多,尽管他们的反对对大局来说无足轻重,可即便是在如此黑暗的时刻,我们也依然可以看到在那些迸闪着的绚丽的火花。

不过,今天的我们大概很难去谴责德国人当初的选择,"饿肚子的自由"的滋味,大概不会太好受,更何况,自从1918年一战失败后,德国人已经受了长达15年的窝囊气,一旦有人提出要把德国重建为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强国,又怎能不把尊严顶在脑袋上好好爽一下呢(作为中国人应该不难理解)。

要说德国人的这种心态,看起来倒也真是蛮合理的,可不是吗,我这儿连一日三餐都发愁呢,你还在那里唠唠叨叨、罗里八嗦地奢谈什么自由,那不是扯淡吗?要是我真饿死了,别说自由,恐怕连棺材都没有呢。我想即便是在今天,也依然有不少人这样看待问题,没有生存权,哪儿来的人权?

可是,话又说回来,无论是你选自由还是选面包,最后的结局恐怕都不见得如何美妙,选了自由,自然免不了要挨饿,可一旦失去自由,面包能不能保得住,却也难说的很,1933年的德国人不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吗?

那么,我们该如何抉择呢?我想,这种两难的抉择之所粤钊烁械嚼Щ螅(原文乱码,幸好不影响理解全文)不知你是否看过成龙主演的一部影片,名字叫作《我是谁》,片中有一场戏很有点类似的味道。成龙为了保护一张刻有秘密武器资料的光碟,被两个武术高手困在大厦天台上,那两个坏蛋对成龙说,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一是把光碟留下,然后你自己跳下楼去,二是我们把光碟抢回来,然后把你给扔下去。乍一听起来,这两个选择好像给了成龙一个机会,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可再一想,无论他选哪个,结果都一样,都免不了丢掉光碟跳下楼去,看来成龙也和我们一样遇到了麻烦。那么,成龙又是如何选择的呢?其实他的想法很简单,我干嘛 要听你的?成龙回答说,我还有第三个选择,光碟我留下,然后把你们俩个扔下去。

成龙的这个有趣的答案也许多少给了我们某些提示,就是说两难抉择的前提不一定成立,事实上可能还存在第三种选择,即,面包我要了,可那个自由你也得给我留着。问题是,这第三种选择在现实中有存在的可能性吗?我们能既要面包又保住自由吗?还是老办法——把陈 旧的历史书从垃圾桶里翻出来,然后仔细地读它一读。

1929年10月24日——对于美国人来说,如果有世界末日,那一定是这一天——这天早上,纽约证劵市场毫无征兆地全面崩溃,股价跌降之疯狂,连股票交易记录机都无法跟踪,无论是经济学家、资本家、还是白宫的那些政治家,全部目瞪口呆,毫无思想准备,更可怕的是随之而来的信用彻底消失,银行出现挤兑风暴,国家财政陷入混乱,工厂停工,货品滞压,失业率迅猛攀升,这些现象都预示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场经济危机爆发了。

有人曾问英国最有名望的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人类历史上是否有类似的事情?凯恩斯想了想,认真回答道,有的,那是在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前后共400年。在美国,大批被债务逼得走投无路的人选择了自杀或是逃亡,就连那些大资本家们的日子也异常难熬,因为他们在银行的钱根本就拿不出来。到了1933年春季,美国国内18600家银行全部停止营业,联邦政府黄金外流已经超过2.5亿美元,财政储备还不到应付款项的1/7,这个国家实际上已经破产了,当时的美国总统胡佛甚至惨痛地说,我们已经山穷水尽。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1929年的美国经济危机,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意义最深远的一次经济危机,这场前所未有的、令人绝望的危机一直持续了3年多,波及日本、美洲、乃至全欧洲(苏联除外,因为它的经济与世界并不接轨),使得欧洲国家关系空前紧张,令日本、德国民族主义急速膨胀,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就是利用这场经济危机中人们要"面包"的欲望,从国会中最小的一个党派,一跃成为全国第一大党。

如果你问独裁最容易出现在什么时候,那我可以很肯定地回答你,就是在那个时代。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如果我们把1933年美、德两国政治领域的事件拿出来做对比的话,就不难发现其中的雷同之处。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罗斯福在实行新政时,经常受到最高法院的肘制,每每令他万分恼火。在罗斯福刚刚当政时,这一情况还不明显,因为美国尚处在风雨飘摇的经济风暴中,大家都在齐心协力熬过这段艰难的岁月,所以他的各项法案几乎没怎么费力就可以得到国会多 数票及最高法院的支持,可是,经过百日新政,美国经济有了较明显的起色,大家也都回过劲来,缓了口气,这时矛盾就来了。罗斯福的民主党是在南北战争时期发展起来的,在美国政治中一直是少数党,仅仅凭借1929年的经济危机罗斯福才入主白宫,因此,作为对手 共和党把持的最高法院,当然不肯给他面子,更要命的是,最高法院的几位&&&&官,基本都是林肯时代的人,用罗斯福的话来讲,是一群"马车时代"的人,保守是他们共同的特点,面对罗斯福左一个新政又一个新政,被搞得眼花缭乱,委实接受不了,起先因为经济危机而 不得不授予罗斯福各项权力,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现在到了该收回权力的时候了。

1935年1月,最高法院以8比1的票数,宣布罗斯福的《全国工业复兴法》违宪,从此拉开了法院与政府的权力战争。紧接着,最高法院又于5月一口气判3项新政法律违宪,到了1936年初,又废掉了6项法律,这样一来,罗斯福颁布的各项法律,已经被废除了1 0多项,新政基本陷于瘫痪状态。

我们不难想象,罗斯福是何等的窝火,要说这帮人可真是些忘恩负义的家伙,如果不是百日新政挽救了美国的经济,他们哪儿还会有闲情逸致来对新政说三道四?再说,被废除的这些法律,都是为了保障美国公民的权利才出台的,就像前面所说的那个帕里什诉西岸旅馆案, 《最低工资法》是为了救济贫民穷人,要说起来最高法院你算站在哪头的?

1936年,罗斯福再次以绝对优势当选第33任美国总统,这下有了民众的支持,罗斯福认为自己有实力回应最高法院的挑战了,他要改变最高法院的敌对态度,把后者致于自己的势力之内。可是,司法独立,是三权分立的前提,也是美国立国的基石,想打破传统,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按照美国宪法,想扭转最高法院的乾坤,只有两种办法,一是让国会修改宪法,二是由总统直接任命自己的亲信当&&&&官,罗斯福很清楚,想得到国会2/3多数就这一问题支持自己修改宪法,简直就如同作梦,根本不能想,因此他企图走个捷径,由自己任命比较听话法官来主持最高法院,但这一点也很不容易做到,因为美国&&&&官是终身制,除非犯下严重罪行,否则任何人都无权解除他们的职务。于是,罗斯福开始秘密酝 酿一项前所未有的政治改革方案,那就是改组最高法院的组成机构,这一计划提出,凡是年满70岁的&&&&官,如果不自动退出最高法院,那么总统就有权再任命一名法官进最高法院,简单的说就是罗斯福来了个"逼宫退位",想利用增补多数的办法来控制最高法院。

罗斯福这一方案刚一宣布,立刻引起美国舆论大哗,不仅是对手共和党,就连民主党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这几乎等于把最高法院的权力拱手让给了联邦政府,失去了最珍贵的独立性,前任总统胡佛怒气冲冲地叫嚷着"不许碰最高法院",各家媒体难得一致地抨击罗斯 福实际是想搞独裁,就连一向支持新政的国会也充满了一片反对讨伐声,狂风暴雨般的抗议信更是接连不断寄往白宫,那些在新政中获得收益的人,无论大资本家还是平民百姓,很多都站到罗斯福对立面去了,后者实在没有想到,这次可真是捅了个马蜂窝,但罗斯福岂是常 人,他不为所动,坚信民众站在自己这边,他在3月9日的"炉边谈话"中,把矛头直接对准最高法院的&&&&官们,试图说明自己不是针对最高法院这一机构,而是那些保守派,想澄清他不要独裁仅仅是要维护新政的观点,并希望能够通过公众压力来制服对手。

也就在美国政治出现严重危机,很有可能倒向独裁的最关键时刻,帕里什这个小小的女工,把诉西岸旅馆案打到了最高法院,这就把九位&&&&官直接推到了斗争的最前沿。以休斯为首的&&&&官们,这时面临了一个两难的抉择,是判《最低工资法》违宪以维护最高法院的威信 ?还是选择退让以阻止罗斯福找到迈向独裁的借口?

最终,最高法院理智地选择了妥协,判帕里什胜诉,&&&&官们考虑到,如果宣布《最低工资法》违宪,那么罗斯福很有可能以维护新政为借口,积极寻求改革最高法院,不管怎么说,百日新政毕竟拯救了美国,罗斯福在美国不乏支持者,要是有人不能看到独裁的危害性,一 个劲跟着罗斯福跑,那美国的民主制度就真的彻底完蛋了,于是,最高法院就这样以战术上的失败换来了战略上的胜利,挫败了罗斯福改组最高法院的企图。

且慢,你不是说还有第三种选择吗?怎么&&&&官们没有找到?其实,你仔细想想&&&&官们判决的后果,就明白第三种选择在哪里了。判帕里什胜诉,意味着罗斯福新政的胜利,给那些陷于贫困的人们带来了面包,但同时,这一判决又在事实上驳斥了罗斯福说最高法院企图阻碍新政的观点,使后者的政治改革方案胎死腹中,维护了美国司法的独立性,就是说,美国人尽管有点"过河拆桥"的嫌疑,却得到了实惠,既拿到了面包,又保住了自由。

说到这里,你一定还记得我们曾经提到过的那个倒霉的魏玛共和国,它的那个建立在纸面上的民主制度是多么的弱不禁风,希特勒仅用手指轻轻捅了一下,整座精心构筑的大厦便轰然倒塌,连块砖头都没剩下。现在你已经看到,历史老人并没有特别厚待美国人,在那个混乱 、恐怖的时代,他们遇到了与德国人同样的问题:如何维持一个脆弱的民主制度的正常运转?或者说,民主的基础究竟是什么?

德国人面对"面包"的诱惑,面对天堂般的美好前景,轻易相信了希特勒的承诺,忘记或有意忘记了还有"我干嘛要听你的"这个选择,不相信也不愿靠自己的能力去解决问题,只是期待尼采式的"超人"来解救他们,为他们承担所有的痛苦、困难和义务。

但美国人可不是这么考虑问题的,他们认识到,无论罗斯福的新政挽救了多少美国人,无论罗斯福本人多么的英明、正确,也绝对不能把手中的权利交给他,自己的命运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还记得成龙的回答吗?)。如果总统通过紧急时期国会所赋予他的权力任意影响 司法独立性,甚至是违背《权利法案》的立法初衷,那么无论这位总统是否出于善意,都会导致民主制度的崩塌,更何况,独裁制度最大的缺点是缺乏制约机制,即便罗斯福真的是想"为人民服务",也不能肯定他的后任就是个"明君",那些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拱手让出自 己权利的人,恰恰没有看到独裁的长远危害,把希望都寄托在一个人身上而非制度上,指望某个人的"恩赐"过活,这可不是美国人想要的,他们绝对不允许自己的国家里出现个希特勒。这种对专制制度的深刻认识,对自由权利的不懈维护,使得美国终于没有像德国一样走 向独裁。

我想,文章至此,答案已经浮出水面,清晰可见了,每个公民的自由权利,都是构成民主大厦的基石。如果一个民主制度不能保障公民的自由,不能保证大家都有获得面包的平等机会,哪怕再有一千条理由,也将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民主的意义,正在于此。

什么是“自由”

什么是自由?
对自由的任何定义都会引发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很难说是对它的词意的探讨。对“自由”作出解释和说明不同于向小学生解释“自由”这个词的含义。“自由”是不同的政治、经济、哲学观点的标题!
“自由”(freedom or liberty)这个词的通常用法是指“个人自由”。我们必须把“个人自由”和其他意义上的自由区分开来:
1.个人自由不同与民族独立意义上的自由。拒绝外族统治、要求民族自决权的自由是一种集体的自由。“对民族自由的追求并不总是能够增进个人自由。”(哈耶克) 虚构的、夸大的、或真正的外来威胁,常常被政府用来作为限制个人自由的借口。冷战时期,美国麦卡锡主义肆虐,借口共产主义的威胁,出现过大量国家权力压制公民自由的事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民族主义情绪可能减弱、甚至扼杀追求个人自由的理想,中国“五四运动”后期的“救亡压倒启蒙”(李泽厚) 阻碍了中国走向自由、min主和现代化的道路。
2.“个人自由”也不同与“意志自由”中的“自由”,或着“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的“自由”。后两者指的是人与自然环境、自然规律的关系。虽然,我们可以说“某人成了欲望的奴隶”、“在原始社会人是自然的奴隶”,但这只是在使用一种叫做“拟人”的比喻修辞手法。一个人饿了要吃、累了要睡,他并非不自由;我们拼命扑扇着双臂却不能飞上天,我们并不认为自己不自由。“不自由”从来都是指人对人的强制 ,而自由就是拒绝这种强制!
某些关于自由的认识必须被廓清:
1。启蒙思想家们有一些被断章取义地反复引用的名言: “哪里没有法律,那里就没有自由。”(洛克) “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孟德斯鸠)但如果不同时考虑到他们的自然法思想,并进而认为“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那么,从国家和法律产生以来,在什么国家、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什么人曾经是不自由的呢?按这种说法,奴隶也是自由的——他们的地位是奴隶社会的法律规定的。恶法非法,压制个人自由的法律在启蒙思想家眼里根本就不是法律!
2。常有人说:“自由并非人人爱怎样就可以怎样的那种自由” ,“任何自由都不是绝对的。”确实如此。婚姻自由并不意味着想和谁结婚就和谁结婚,但我们不能用“任何自由都不是绝对的”本身作为理由来禁止一个未婚的中国人和一个未婚的外国人结婚。事实上,任何不自由也不是绝对的,囚犯也有放风的自由。自由与不自由的区别在于:自由以人们有权自主行为为“一般原则”,以一定的限制为“特殊例外”。而进行每一个限制都必须有合乎理性的理由,特别是要经过正当的程序。
造成关于自由的许多问题混淆不清的一个原因在于:我们有时会在三种含义上使用“自由”一词。1.在合理范围内的自由(如“自由是一种善”“言论自由是公民的一项权利”);2.超出合理范围的自由(如“任何人都没有损害他人健康的自由”);3.前两者之和(如“法律对公民某些方面的自由的限制的目的在于……”)。
那么,合理的限度到底在哪里呢?
1。我们无法简单地通过看一个行为是否对他人造成不利益这种方法来确定自由的限度。“人类是相互依赖的,没有任何人的活动是完全‘私人’而永不干扰到别人的活动。” 集会就会占据一定的场所,使得想在那里晨练的人无处可去;游行就会堵塞交通,使急于回家的人只能绕道而行;一个新企业的崛起可能会使另一家企业衰落甚至破产;某人找到一个工作,会使另一个也想获得这个工作的人失去机会;养一只猫也可能会因为它到处乱跑而骚扰邻居。如果以此为标准,只要当权者愿意,有什么行为找不到理由加以禁止呢?!
2。对行为的禁令是否获得大多数的赞成并不是该禁令不侵犯自由的保证。众人一致同意放弃自己的自由,将自己置于**之下,并不就意味着他们就是自由的。正如一个人自愿为奴,并不意味着他就不是奴隶;一个人自杀了,并不意味着他就没有死 。受人民拥护、甚至自称受人民拥护的政府并不表明它就一定是保护自由的政府。希特勒也是竞选上台,也曾受万民拥戴。所以,多数的权力也不能是无限的,必须给少数以继续申辩的权利,给多数以进一步思考、重新选择的机会。
我们可以用列举的方法来说明自由的内容:人身自由、思想自由、言论出版自由、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结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迁徙自由、旅行自由……。但自由是人类的无限可能性,是不能列举穷尽的,这是自由的应有之义。所以,麦迪逊起草的权利法案的最后一条是:“本宪法对某些权利的列举,不得被解释为否定或忽视由人民保留的其他权利”(美国宪法第9条修正案)。
在这样的否定和反驳中,我们就已经获得了对自由的某种领悟。
关于自由,我们还知道:
言论自由在所有自由中居于核心地位。我们确信思想自由,但要是没有思想交流的自由,思想自由就没有用处。思想自由必须附带有言论自由、著作自由、出版自由以及和平讨论自由。“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罗莎•卢森堡)言论自由不仅是表达与我们稍有不同的意见的自由,而是在触及现存秩序核心的问题上持不同意见的自由。
自由的最危险敌人从来都是国家。所以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规定:“国会”不得制定限制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请愿自由的法律。它限制的是国会的权力。国王是绝对不可接受的;直接min主是危险的;总统是靠不住的;代议制的国会的权力也不能是绝对的。
自由并不一定能迅速带来文治武功,但自由国家的人民自信、充满朝气、奋发进取,勇于进行各种新的尝试,其发展前途无可限量。那些并不自由的国家也从自由国家的自由中获益。自由国家通过各种试验付出代价后获得的知识,也为那些不敢进行任何新尝试的国家所获得,但后者的进步是寄生性的!(哈耶克)
自由的国家可能从外表看来没有那么井井有条、整齐有序,显得散漫甚至混乱,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要享有自由就必须学会宽容和忍受一定程度的混乱。要保护个人自由,社会也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自由选择的机会对有些人也可能是一种负担,要享受个人自由就必须成为一个理性的、愿意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的人。
自由主义者相信每个人是他自己利益的最好维护者,其他人不得出于“善意”强迫他做所谓“对他自己有利”的事;自由主义者相信充分的自由竞争是经济发展的条件,坚定地反对垄断;自由主义者的道德观大多很正统,但对违反道德的行为采取宽容的态度;自由主义者不相信迄今的任何结论是最终真理,警惕自己和他人的观点的错误的可能;自由主义者遏制自己将观念强加于人的人类本性,捍卫不同意见者说话的权利;自由主义者对强制特别敏感,本能地反抗对自由的任何新增的限制。自由主义者在西方与保守主义者难以区分,在中国与激进主义者难以区分。
需要警惕的是,处于弱势时的自由主义者在取得权力后也同样有可能成为强制者。
自由源于个人想要成为自己的主人的期望。虽然自由的理想常常以一些功利的原因作为论据,但自由应被理解为与友谊、爱情一样的人类的终极目标之一。

什么是自由?
以下,是我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我自觉或不自觉地借用、借鉴了某些大哲的思考成果,但因为不是论文,我也就不写明出处了。诸位学友读了,请不吝赐教。
问题:什么是自由?
这样一个问题是谁提出的?可能是你,可能是我,也可能是任何一个人。既然是人在提出问题,那自由必然是与人相关的了。那么,人,是指什么?指的仅仅是提出问题“我”,还是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一个人?是指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的共同体?还是指作为一其他生物种类共同生存在世的人类呢?我权且分为三种分之为三:一,人作为个体,如苏格位底,张三,李四;二,人作为群体,作为一个共同体,如一个公司,一个社团,一个国家。三,人类。
人作为个体,将是我讨论的重点。人作为共同体的自由,和人作为人类的自由,这两个方面我并没有想出个所以然了,所以就不加以讨论。
人作为个体,也可以从两方面来考虑。一是,我从自我出发,从我是世上的独一无二的存在出发,来考虑什么是自由,我有没有可能拥有自由。二,我将自己不是视作单个的人,而是看作共同体中的一员,由这样来看自由是什么,有没有自由。

先看第一个方面,我从自我出发来考虑自由。
首先,我们要关心的是,自由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因为,自由,就是要作自己的主人,从自己给自己造成的受监护状态中走出来。自由,意味着不依赖他者。斯宾若莎说,实体是自因,引申来说,自由也意味着自因,如果是他因,如果有自我之外的他者决定我的所为,我就不再是自由的了。萨特说,人是命定自由的,人就是自由,人作为自由,就是无论如何,无论哪种处境,他总有说“不”的自由。自由是绝对的否定性,是对现在的自我说“不”,而纵身越向全新的自我,是在这种投身新的自我中体现出来的创造性活动与行为。萨特是从绝对否定性来理解自由的,我基本同意他的观点,但他的问题在于没有解决好个人自由与他人的关系,使个人成为孤立的单子,与他人处在永远的紧张状态。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自由的,即使身陷囹圄,但是,当一个人被关在监牢里时,即使他仍然保有自由,保有说“不”的权利和可能性,然而这种自由毕竟是最低程度的自由。真正的自由,必然要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人不仅仅在思想中意识到他的各种可能性,而且能够将这些可能性中的一种或者几种通过意志和行为展开为现实的行为。
人如何能自由呢?就是运用理性以达到自律,并进而创造自我。此命题有三个要素,分别代表自由之路的三个阶段:有理性的存在、自律的存在、创造自我。

一, 人首先要成为理性的存在,让理性成为自己思考、判断、行动的准则,或者说,成为最重要的准则。如果让激情、欲望成为人的主宰,人就会沦为二者的奴隶,人就会不自由。因为,自由,就是要作自己的主人。

二,人要成为自律的存在。康德在道德哲学中,主张道德自律,反对道德他律。但自律原则,不只适用于道德领域,可以扩展到更广阔的领域,来限制理性的存在。否则,理性的存在,也有可能滥用自己的理智能力(如:认为一切问题包括爱情婚姻问题都可以用科学解决),或者滥用自己的意志(科学家也可以为恶)。所以,要用自律原则,认清我的权力和能力,以及我们的能力受到的限制,以及这些能力可以合法合理应用的范围。弄清楚,哪些是我的权能之内,我凭自己的理性可以决定的;哪些是我的权能之外,仅仅凭我的能力做不到。在我的权能之内,便只有我的理性是唯一的主宰,绝对不允许理性之外的东西来作主。

三,创造自我。有理性的存在者,在心中树立了自律原则,但如果仅仅这样,那我就只有自由的意识、自由的想法,而却没有将这种意识这种想法体现在行动中,那就仍然只是消极的自由。只有将理性原则和自律原则通过行为行动体现出来,才是积极的自由。或者说,作为一个自由的人,我总是经过思考之后才去作决定和去行动,而且,我之所以会决定我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是因为我在思考中始终贯彻着理性原则与自律原则,因此,作了这样的思考和这样的行动的我是自由的。正是在行动中,我对过去说了“不”,我重新打造了新的自我,而自我,也就体现在这种绵绵不断地永恒创造的过程之中。
第二个方面,从我作为共同体即群体中的一员,来考虑自由的问题。因为人不可能是孤立的,我总是与你,他,她,共同在世,我在世就必然会与这个那个人打交道。而且,我不只是同一个个的个人打交道,我还同一些共同体打交道,我会遇到家庭、社团、社会,等等。我自己也是共同体的一员,我是某个家庭的成员,某个城市的公民,某个民族的一员,某个国家的公民,等等。
一方面,共同体,是对个人自由的某种否定,在共同体中,个性没有意义。一方面,个人又不可能离开共同体。
共同体,其实就是人的自由的处境,或者说环境,共同体对于自由,也许如同空气对于人、水对于鱼一样是必要的。
但是,人作为共同体中的存在,其自由如何可能?对此,我还没有想明白。

宪政(constitutionalism)

宪政(constitutionalism)

宪政(constitutionalism)是指一种在宪法之下使政治运作法律化的理念或理想状态。它要求政府所有权力的行使都被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宪法的制约。宪政的实施首先要限制政府的权力,保障公民的权利,同时要约束公民的行为。在宪政国家,政府和公民的行为都是由边界的,不能互相僭越。宪政是民主制度的基础和保障,同时也是对民主政治的制衡。

宪政的根本作用在于防止政府(包括民主政府)权力的滥用(即有限政府),维护公民普遍的自由和权利;传统上,宪政本身并不直接涉及到政府是否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但现代宪政理论往往与民主的概念密不可分。

法学界对于宪政的解释是,宪政或宪政主义是一种以法治为形式、以民主为基础、以分权制衡为手段、以个人自由为终极目标的一种现代政制[2]。08宪章认为“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治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划定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

许多学者将宪政主义的起源追溯到英国1215年通过的大宪章,认为这一贵族与王权斗争的产物具有限制权力的性质,是现代西方宪政主义的源头。但是,大多数学者还是倾向于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给西方带来了宪政主义。以英国的约翰•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美国的麦迪逊、汉密尔顿等人为代表宪政主义者提出的三权分立、人权保护以及民主程序等一系列制度性措施构成了宪政主义的基本理论体系,开创了西方宪政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

宪政这一术语是在美国独立战争后的制宪活动中出现的。从美国宪法制定的1787年到苏联颁布第一部宪法中间大约150年间,宪政概念与作为立宪活动结果的宪法,都是和谐而统一的,宪法自然性地意味着宪政,包括“宪法权利”和“有限政府”。自从20世纪以来,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以共和国为命名,纷纷立宪,但未必存在有限政府。因此萨托利开始把宪法分成三类[3]:①当一部宪法是以保障个人自由为目的的“保障性宪法”,并能够得到有效施行和维护的时候,施行这样的宪法才能称之为宪政。②名义性宪法指的是使某种不受制约的“无限政府”的政治体制,也通过一部宪法去获得法律化的公开表达。这是一种“丑话说在前面”的宪法。③字义性宪法,即一部宪法在文本表述上和真正的 “保障性宪法”并没有多大区别,但现实中却几乎被束之高阁甚至背道而驰。这是一种立牌坊式的宪法,萨利托称之为“冒牌宪法”。

哈耶克在《自由宪章》[4]中指出宪政的实质有两个方面:其一是限权,即限制政府及立法机构的专属权力;限权的一个精巧的技术性手段是分权[5]。二是保障,即保障人民的各项基本权利,特别是洛克主张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通过宪法和法治的方式践履这样的政治制度,就是宪政。以宪法为灵魂的国家权力的人格化,就是宪政。他的核心思想是,宪政是宪法的灵魂,无宪政的宪法则失去灵魂。

路易斯•亨金(Louis Henkin)认为[6],宪政意指“成立的政府要受到宪法的制约,而且只能根据其条款来进行统治并受制于其限制” ,应包括以下要素:

1.依照宪法成立的政府;
2.分权制衡;
3.人民主权和民主政府;
4.违宪审查;
5.独立司法机关;
6.遵守人权法案的有限政府;
7.对警察权进行控制;
8.对军队的文官控制;
9.没有或即使有也是非常有限和受到严格划定边界的中止一部或整部宪法的实施的政府权力

宪政与民主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里面定义“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7]近来有观点对此提出质疑[8],认为将宪政理解成为民主政治其实是一种肤浅的误解,宪政的终极价值是保障民权,而宪政的核心思想为“有限政府”,这并不意味着该政府必须经过民主的程序产生,例如17世纪君主立宪的英国。

该观点认为,现代宪政理论以民主制度为基础,但它最核心价值并不是民主,而是体现在一部宪法和各种政法制度当中的“法律之下的自由 ”(freedom under the law)。为了保障属于个人、并在政治学的逻辑上先于国家而存在的那些自由,宪政制度不仅用了各种方法来限制政府的权力,而且还用各种方法去限制“人民”的权力,把得到宪法确立的“宪法权利”,排除在民意(政治中的多数)的选择范围之外。并通过一个独立的、不受选举制约的司法系统来充当公民宪法权利的保护神。宪政和民主是分不开的,现代的宪政主义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制度模式,其实质是民主主义、共和主义和法治主义这三者的汇合。

法学界对于宪政与民主关系的解释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

宪政与宪法
宪法是否意味着宪政在学术界众说纷纭,毛泽东认为“许多国家都挂起了共和国的招牌,实际上却是一点民主也没有”,“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 ”[9]。宪法学界认为,宪法是实施宪政的前提,宪政是宪法的灵魂和生命。通常,宪法的目的在于保障民权,限制政府,这样的宪法是静态的宪政;也有的国家制定宪法之目的仅在于对外宣示,对于政府无法起到约束,这样的宪法称作字义性宪法[10]。这样的国家也不是宪政国家。故实施宪政的前提是[11]:

1.一部符合宪政精神的主权在民的宪法。
2.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对政府实施监督。
3.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对违宪行为予以制止。

注释
1.^ 论共和国——重申一个伟大的传统
2.^ 王怡,宪政主义的一个诠释 , 教师之友TEACHERS' FRIENDS 2004年 第02期
3.^ [意]萨托利,《“宪政”疏议》,晓龙译
4.^ 自由宪章(精)/西方现代思想丛书. 作者:(英)哈耶克著//杨玉生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年2月 版次: ISBN:750042417
5.^ [英]M.J.C维尔著《宪政与分权》, 32—36页,强世功译,三联书店,1997年。
6.^ 路易斯•亨金(Louis Henkin),宪政与权利,三联出版社,1990年
7.^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8.^ 中国五十年宪政建设的困顿与前景
9.^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新民主主义的宪政,1940.2.20
10.^ Karl Loewenstein, Political Power and the Governmental proces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pp128
11.^ 路易斯•亨金(Louis Henkin),宪政与权利,三联出版社,1990年

人: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哺乳纲灵长目人科人属智人种,学名为Homo sapiens。

人: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哺乳纲灵长目人科人属智人种,学名为Homo sapiens。
人科是一个生物分类,属于灵长目。该科除了人类外,还包括所有绝种的人类近亲及几乎所有猩猩。在某些门派的分类下,长臂猿亦为人科的一员。
ヒトとは、動物界・脊索動物門・脊椎動物亜門・哺乳綱・サル目(霊長目)・真猿亜目・狭鼻下目・ヒト上科・ヒト科・ヒト属・ヒト種に属する、生物の一種であり、なおかつ動物の一種。
生物學上,人被分類為哺乳綱靈長目人科人屬智人種(學名為Homo sapiens Linnaeus)
界 : 動物界 Animalia
門 : 脊索動物門 Chordata
亜門 : 脊椎動物亜門 Vertebrata
綱 : 哺乳綱 Mammalia
目 : 霊長目 Primate
亜目 : 真猿亜目 Haplorhini
下目 : 狭鼻下目 Catarrhini
上科 : ヒト上科 Hominoidea
科 : ヒト科 Hominidae
属 : ヒト属 Homo
種 : H. sapiens
亜種 : H. s. sapiens

界: 动物界 Animalia
门: 脊索动物门 Chordata
纲: 哺乳纲 Mammalia
目: 灵长目 Primates
亚目: 简鼻亚目 Haplorrhini
下目: 类人猿下目 Simiiformes
小目: 狭鼻小目 Catarrhini
总科: 人猿总科 Hominoidea
科: 人科 Hominidae
猩猩亚科(Ponginae)
猩猩属(Pongo)
人亚科(Homininae):
大猩猩属(Gorilla)
黑猩猩属(Pan)
人属(Homo):
人属中的人种:
卢多尔夫人(Homo rudolfensis),约240至160万年前,东非
能人(Homo habilis),250至200万年前,东非
前人(Homo antecessor),90万年前,西班牙
直立人(Homo erectus),170至30万年前,阿尔及利亚,中国,爪哇
匠人(Homo ergaster),180至140万年前,东非,南非,格鲁吉亚
罗德西亚人(Homo rhodesiensis),60至12.5万年前,非洲
西布兰诺人(Homo cepranensis),80万年前,意大利
格鲁及亚人(Homo georgicus),180至160万年前,乔治亚
佛罗勒斯人(Homo floresiensis),94000至13000年前,印尼佛罗勒斯岛,
东南亚
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60至10万年前,欧洲,东非
尼安德塔人(Homo neanderthalensis),20至3万年前,中东,欧洲
智人(Homo sapiens),自20万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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