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大臣蒙古族爱国诗人三多 / 齐.斯秦巴托

清朝大臣蒙古族爱国诗人三多 / 齐.斯秦巴托


三多(1871—1940),蒙古族。钟依氏。蒙古全名应为“三多戈”。汉姓张,字六桥,蒙古正白旗人。浙江杭州驻防旗人。1871年(同治10年)5月22日生于杭州。精骑射,志文笔,先后从王廷鼎、俞樾等大师学书法、诗画、琴技,精通汉文。十七岁中举,清末历任三等驻军都尉、杭州知府、浙江武备学堂总办、洋务局总办、北京大学堂提调、民政部参事、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副都统等职。
1909年10月,清朝朝廷派三多出任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市)办事大臣。
三多为人“年力精壮,好文事,有干练才”,但行事不免操切。他“以俄人谋蒙日亟,力纠积弊”,在外蒙古力行新政,主要是兴办教育,移民实边,开放招垦,编练新军,奏请修建张恰铁路(张家口—恰克图)等,在蒙古国筹建实业调查诸局等机关20多处。
1910年(宣统二年)发生喇嘛与库伦大臣的冲突事件。喇嘛因购木料争吵,继而聚众抢劫德义涌木厂,库伦办事大臣三多亲往弹压,拘捕首犯僧人。喇嘛聚集数千人向三多乘舆投石抗捕,并于途中抢回被捕喇嘛。三多责令沙比衙门交出"正犯"。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中旬,杭达多尔济一行赶回库伦,密谋宣布外蒙古独立,组成以杭达多尔济为首的临时总理蒙古国务衙门。11月30日,杭达多尔济等人,向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提出最后通牒,宣布“将蒙古全土自行保护,定为大蒙古独立帝国,公推哲布尊丹巴为大皇帝,不日登极”,要三多立刻出境。
据中文史料记载:在农历十月“十四日,三多见蒙人无加害之意始由领事馆雇车数量,逃至恰克图。恰克图署任章京见三多至,再三挽留,不令其去,三多坚执不从,遂乘俄国火车,逃归奉天,旋又逃至天津”。12月16日,库伦独立集团正式宣布成立大蒙古国,以共戴为年号,奉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皇帝。
辛亥蒙古变,蒙军包围库伦参赞大臣衙门,限三多三日内出境。三多卫队由俄兵搜械解散,行辕由俄兵会同蒙军看管。四日后,由哥萨克骑兵将三多等押解出境,逃至恰克图。恰克图署任章京见三多至,再三挽留。三多这位自小深受汉文化熏陶的蒙古人因无限忠于中国政府,严厉反对外蒙古独立,更为反抗沙俄的分裂活动,于是坚决不从蒙方之“再三挽留”,偷乘俄国火车逃至奉天(沈阳)。这时,清朝政府已经消亡,他又奔天津,坐起寓公,暂缓政治避难。
民国时期,三多先后任盛京副都统、山海关副都统、金州副都统、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咨议、中华民国国务院铨叙局局长(相当中央组织部部长)等。
伪满洲国时,三多仍为高官。“七•七”事变后,常常往来于北京—东北之间。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过三多的事迹。三多曾居北京东城板厂胡同。著书有《可园诗钞》四卷、《可园外集》、《可园文集》、《柳营谣》、《库伦蒙城卡伦对照表》、《库伦奏议》等多部。编辑《柳营诗传》四卷,“集杭州满洲驻防营中诸老辈诗,附采诗余,并及闺秀。”
三多的代表作是诗集《可园诗钞》。线装石印本,清光绪间出版。《可园诗钞》卷四收有光绪二十九年癸卯( 1903 )写的《寒食》,内云: “我生三十三寒食……回溯辛未吾已降”,从是年上溯三十三年,正是辛未即同治十年。至于生日,《余生长杭州……》一诗的副题交代得很明白: “五月二十二日舟中初度”。 六桥曾居京师东城板厂胡同,为满洲文集旧宅,家有可园,擅竹之胜。

三多又署鹿樵、可园、瓜园,为樊增祥诗弟子,其诗多边地莽苍之气,善以满蒙方言叙述。
晚年,他隐居北京城,实则脱离了政治舞台,从事写诗、做学问、整理出版自己一生写作成果之行当。他的著作多以“可园”为名。可见,他在北京的宅院必定是一处极可人意的高级园林化豪华宅邸。晚年,三多在此处可园写出了多部书稿。1940年70岁时,三多很可能就是在北京谢世的。
另据记载,三多又名三六桥。“三六桥”,颇有点像地名,其实是一个人。此人系蒙古族,姓钟木依氏?汉字姓为张,名三多,自号六桥(非其字), “人以其‘三’字为姓,配号而呼为‘三六桥’”(俞樾: 《曲园日记》)。十七岁时,三多“承其世叔父难荫,得袭三等轻车都尉,食三品俸” (王延鼎《可园诗钞》序)。六桥并未中过举人,他虽“奋志读书,欲就试,格于例,不得与,去而学诗、学琴、学书画”,跟从俞樾的“门下士”王延鼎(字梦薇,号瓠楼或壶楼)游学,成为王的“高足弟子”。(见王序及俞樾的《可园杂篡》序)因此,人们便把六桥看作俞樾的 “门人”,三多也称俞曲园为“太夫子”。狄平子称他:“风格逸丽,不减迦陵。”他和俞曲园(俞樾)颇友善。《曲园日记》中说:“六桥,蒙古人,名三多,六桥其号,年十七,袭三等轻车都尉。”
三多喜爱藏书和读书,他有一首《藏书》诗, 云: “爱坐图书府,如对古贤豪。积石亦为仓,敢比谯国曹。” 也爱看《红楼梦》 ,常以有关“红楼”的事入诗。如: 《题韵松〈东山行旅图〉》中有“漏天可助娲皇补”之句;《吴门舟次》中有句说:“红楼近水皆灯火”;《寄赠耆寿民(龄)京卿》有句云:“怡红君薄成常侍,存素吾惭法翰林”。三多和日本人交往甚多,关系很深。如《日本桑名铁城箕以印谱索题即赠》,诗中说“花乳多君为我砻”,自注: “承刻石章”。在《二月二十二日日本村山(正隆)招同云承游湖书赠》诗中,三多把日本人村山引为“吾党”,称道他们“同心足抗横”。三多还在沈阳参加了日本人的图书馆十五届大会,写过文章。从这些迹象看来,三多收藏过百十回本《石头记》,后来转让给日本人,是完全有可能的。所谓三六桥本,大概是从东北流落到日本去的,不可能留在上海。

他是一位文官,工诗词,善琴画的收藏大家,曾收尽天下奇珍异宝,有字画、古玩等。他在清末任驻蒙古(现在的外蒙古)的边防大臣时,崇尚“兴学科教、改革、修铁路、经商”等,所以他很想修筑一条从张家口到恰克图的铁路,改善落后的交通,把内地先进的知识传播过去。为了这个梦想,他捐出了家里所有的宝物,但最终,铁路没有修成,宝物也就从此下落不明。
在三多收藏的宝物中,有三件宝物最为珍贵。第一件是《西溪梅竹山庄画册》。该画册自嘉庆八年(1803年)奚冈开笔画《梅竹山庄图》始,耗时近百年集结成册,此画册将清朝中晚期的杭州书画名家一网打尽。第二件是纳兰性德的画像。纳兰性德是清代词人,大学士明珠的长子。第三件便是《红楼梦》的后三十回。对这个三十回,三多的后人郑先生(郑先生现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都认为这应该就是曹雪芹先生的原作版本。
如今,前两件都找到了“归宿”。2005年,杭州市政府重建西溪时,收藏画册的张珩的后人将画册留给了杭州,让画册“回了家”;而纳兰性德画像也被收藏进了北京故宫博物馆。目前,唯有曹雪芹的后三十回版本却至今下落不明。或许,日本的三六桥本《红楼梦》就是它?
三多又擅画花卉,兼工带写,赋色娇艳,意境清新,秀逸隽永,书卷气、富贵气兼备。亦能书法,工隶体,学俞樾。

三多小妾:《张中行•负暄琐话--玉并女史》

三多小妾:《张中行•负暄琐话--玉并女史》

 玉并,字珊珊,直隶大兴人。其先世本右族。玉并幼孤,育于他姓,故讳其姓氏,遂以玉为姓。及长,嫁于蒙古三多为妾。三多是清朝政府的库伦办事大臣,他工诗善文,对珊珊有很大影响。玉并虽为闺秀,然以才学诗词著称。所著《香珊瑚馆诗稿》至今尤存。是书于民国年间由文岚簃仿宋本排印,首有珊珊小影,次为孙宣公达象赞,宗威的序、尚秉和权厝志铭,徐世昌撰的小传,三多撰的玉姬小传及悼诗,樊增祥、王树楠等题词,后有金毓蔽的跋。全书存诗三十首,词二十二首。

  前许多年,由旧书摊买到三多的一本《粉云庵词》,词后附《可园诗抄》和《可园外集》(只收《柳营谣》一百首),据董毓舒跋,是公元一九四二年(作者死后一年)所印。关于三多,我只知道字六桥,蒙古旗人,他父亲在清朝晚年作杭州副都统,所以年轻时候以阔公子身分在江南混,以后北来,经历官场,结交文士,能书会画,玩玩古董,行径近于袁世凯的次公子袁克文。董跋说他“辛巳归道山”,对照诗中的纪年,应是七十一岁,则生于清朝同治十年,是道地的胜国遗民了。


  买不见经传之书,随便翻翻,有如钓鱼,震动竿丝究竟是少有的事。这次一翻,却被光绪十九年(词大部分为其后作)的两篇序文吓住。一篇是俞曲园的,说“韩昌黎以文为诗,非诗之至”,“苏东坡以诗为词,非词之至”,而六桥则“一望而知秦七黄九门径中人”。一篇是谭复堂的,说“衰迟何幸,得见成容若承子久替人邪?”其时俞曲园七十三岁,谭复堂六十二岁,对于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竟如此奖掖,想来不是完全出于客气吧?赶紧翻到里面看,词六卷,篇数不少,虽然多咏身边琐事,又不乏香奁气,却总是如俞曲园所评,“婉媚深窈”,的是当行。


  书翻阅一过,没想到峰回路转,竟兴起意外之趣。一是关于饮水词人纳兰成德(字容若)的。词中三次提到纳兰的双凤砚,卷五《风流子》的词题是,“同社约用此调咏余所藏成容若双凤砚”;又一次提到纳兰的小像,卷五《金缕曲》的词题是,“题新得禹尚吉画成容若小像而次其赠顾梁汾原韵”:不意词风学纳兰,而先则双凤,继之本人,都由天外飞来,真可说是奇缘了。另一是关于玉并(疑当读“冰”)女史的,由词中的歌咏,知道作者有个妾名玉并,出身于没落世家,年轻,有才,能诗文,能书画,相貌性情都很好,可惜年不及三十就死了。


  此后,一次往故宫绘画馆,看到禹之鼎(字尚吉)画的纳兰成德斜倚在树下石旁的行乐图,直幅,详看题跋,知道就是三多藏的那一幅。画下方有三多题,正是那首《金缕曲》,用美女簪花格的小楷写,端整秀丽,最后署款是“玉并书”。看到这样的手迹,联想到三多词中提到的她的诗,“身似梅花不畏寒,溪山香雪愿同看。红蓑翠笠新妆束,敢比寻诗李易安。”真想把这现代的《漱玉词》立刻找来欣赏一下了。


  很巧,不久之后就买到收录玉并作品的《香珊瑚馆诗词》,是三多赠人本,公元一九三○年玉并死后为纪念她而缩印的。书前有作者的小照,徐世昌《晚晴簃清诗选》中的小传,以及三多作的《玉并小传》。根据这些材料,知道玉并,字珊珊,大兴(即北京东城)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生。四岁丧父母,就养于姑母家。聪慧,读书不少。喜作男装。十五岁嫁三多,因出自世家,为妾,讳言其姓氏,以“玉”为姓。嫁后学诗词书画,不久即通晓。尤喜画梅,据云可入妙品,并名其室曰“香珊瑚(红梅名)馆”。公元一九三○年二十八岁,病死。遗作诗词共五六十首,量虽然不多,我个人觉得,较之清朝中期的有名女诗人恽珠(著有《红香馆诗草》,编有《闺秀正始集》)似有过之无不及,因为有些篇什能够挣脱三从四德的拘束,有清新气。如:

  诗《寓斋题壁》

时移众绿胜疏红 幼圃亲锄细雨中
试种孟家娘子菜 女儿今亦算英雄


词《南乡子》(棠院养疴谱此遣闷)


  本草当羹汤,玉味年来已遍尝。真个此身为苦器,堪伤,消瘦今春甚海棠。  移榻就红芳,绮恨和鹦忏一场。枕簟惹花熏梦去,甜乡,亏得甜多梦亦香。

都于温婉中寓疏旷的意味,比之单单拈钗画黛是高一筹了。


  记不清是读她的作品之前还是之后,一次阅市,竟然遇到她的遗砚。端溪子石,高四寸,宽二寸,作瓠瓜形,蒂部左右围瓜叶,砚池上方突起一蜘蛛,制作精巧。砚背平滑,上下刻梅花,中上部仿汉宫春晓形式,圆窗一角勾起帘幕,中立一半身女子,风貌与《香珊瑚馆诗词》前的小照完全相同。左下方篆书题“玉并女史小象”,“六桥写”。砚小巧,用处不大,因为是香珊瑚馆中物,也就买了。


  现在,自玉并女史之死,半个世纪过去了,有谁还记得,几十年前,在软尘十丈的春明市,还有个寻诗的李易安呢?清秋少事,我叙此旧事,聊作为在秋风的扫荡中拾取一片红叶吧。

清末内蒙古的独立和自治运动

清末内蒙古的独立和自治运动

清朝建立对内蒙古地区的统治之后,视内蒙古为自己的长城,对其上层甚为优礼。为了能后控制这个有过辉煌历史而又桀骜不驯的民族,联姻、分封和大力推行黄教就成为最有效的手段。
   联姻,使得蒙古上层贵族和清朝皇族成为了“一家人”,据学者统计,有清一代,满清皇室公主下嫁蒙古王公多达32人,而蒙古贵族女子嫁入满清皇室的也很多,就皇太极一人的后妃自庶妃以上的就有6人,一家人之间即使有冲突,也可以在家里解决。分封,使得曾经拥有强大武力的蒙古贵族们,所统领的百姓和领土越分越小,对中央构不成威胁,如内蒙古原三大部被分为六盟四十九旗,外蒙古原四大部被分为八十六旗,卫拉特蒙古分为34旗,青海蒙古分为26旗。而推广黄教,则使蒙古人的好战、善战的民族特性被消磨殆尽,而人口也无法得到增长,甚至出现锐减。
   但是,清朝对于内蒙古诸王公一向都是“另眼相看”,倍加宠信。在蒙古各旗当中,只有内蒙古各旗的扎萨克拥有统帅兵丁之权,并且各旗事务均由扎萨克自行处理。
   相对于清朝对外蒙古的横征暴敛,对于内蒙古则是采取轻徭薄赋政策,按照清朝有关蒙古赋役的条文规定,内蒙古只需供应少量的战马、汤羊、乳酒、石青等物,虽然也要承担一些守卡、驿递等劳役,但相对负担较轻。这种轻徭薄赋的政策,在清代前期一直奉行不渝。另外,对于天灾,清廷还进行慷慨的赈济,规定蒙古但凡遇到重大天灾,都要调拨大量的米粮、皮裘、牲畜、毡房、银两给予救济。除此之外,对于内蒙古,清廷还实行养赡制度,《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优恤〉》记载,在荒年岁月:“先察明贫乏之户,由本旗扎萨克及富户、喇嘛等抚养,不足则各旗公助牛羊。每贫台吉给牛三头,羊十只,每贫人给牛二头,羊十只。”如本地无力养赡,由“盟内等共出牛羊协济养赡。设若连年饥馑,该盟内力乏不能养济,可申报理藩院遣官查勘,发布赈济。
   这样的优厚待遇,使得内蒙古地区很快摆脱了清初因为战乱而经济凋敝的状况。张穆的《蒙古游牧记》,记载在康熙三十五年时,“进边口,于沿途见蒙古生计,阿巴垓、苏尼特等旗骆驼皆健,马匹较少,牛羊饶裕”,鄂尔多斯地区“见其人多有礼貌,不失旧时蒙古规矩,各旗县和睦一体。无盗贼,驼马牛羊不必防守,生计周全,牲畜繁盛,较它蒙古殷富,围猎娴熟,稚兔复多,所献马皆极驯,取马不用套杆,随手执之,水土食物皆甚宜。”
   在这种欣欣向荣的情况下,无论是上层王公,还是普通牧民,都感到“皇恩浩荡”,自然不可能如外蒙古一样对于清廷素怀二心的。
  而在康乾盛世过去之后,清朝迅速向衰世滑落,内蒙古地区也一损俱损的告别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和清廷的蜜月也结束了。
   因为视内蒙古为自己的长城,清廷对于王公们的土地也和自己的龙兴之地一样禁止流民进入开荒。然而,在嘉庆、道光两朝发生的川陕白莲教、回民起义波及到蒙古地区时,蒙古各旗兵勇表现的软弱无能、战斗力低下,使得清朝统治者大失所望,再加上鸦片战争爆发,“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来临,国库空虚。于是清廷于1840年对蒙古地区开禁,在木兰围场(锡林郭勒南部)招佃放垦,分片出卖草原,换取饷银。
   其实虽然清朝对于蒙古地区的禁垦推行的甚为严厉,但在乾隆中期以后,“违禁出关”“违禁开垦”的流民就形成了“移民潮”,达到了“至出口垦荒者,动辄以千万计”(《清仁宗实录》嘉庆十一年七月已未)的地步。但那属于民间自发,清廷也予以限制,《大清会典》记载,当农耕和牧业发生冲突时,清廷是要保护牧民利益的:“蒙古地方基已耕种,不可牧马,非数十年,草不复茂,尔等酌量耕种,其草佳者,应多留之,蒙古牲口惟赖牧地而已”,而流民垦荒也应和了蒙古地区需要农业的要求。但到政府开禁,性质便全然不同,规模巨大,且毫无限制,与牧民争夺土地,这就引起了大量的抗垦运动,原本相安无事的满蒙、蒙汉民族之间,开始出现了裂痕。
   当然,这些摩擦和裂痕还不足以让内蒙古对于清朝产生离心力,各王公还是对清廷忠心耿耿。在辛亥革命爆发,清廷岌岌可危的时候,内蒙古各王公并没有如外蒙古王公一样谋求独立,而是力图延续清朝的寿命。
   清朝覆亡前夜,当时驻京蒙古王公有:“清廷御前大臣中的喀尔喀赛音诺颜札萨克亲王那彦图、科尔沁辅国公博迪苏;八旗都统、副都统的科尔沁札萨克亲王阿穆尔灵圭、土默特札萨克贝子棍布札布、科尔沁辅国公达赉、喀尔喀亲王那彦图之子祺诚武;资政院钦选议员中的喀喇沁札萨克郡王贡桑诺尔布、喀尔喀车臣汗部郡王多尔济帕拉穆;新疆旧土尔扈特部札萨克郡王帕拉塔、科尔沁札萨克宾图郡王棍楚克苏隆、巴林札萨克郡王扎噶尔、奈曼札萨克郡王苏珠克图巴图尔等”(参阅《宣统政纪》、《东方杂志》第二辑;陈仲言《近代史资料》总48号)。
   武昌起义爆发后,在京的蒙古王公们,面对清朝覆亡、共和将兴的局势,为挽救清王朝覆亡的命运,在京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活动。10月24日,首先在京成立了“蒙古王公联合会”(勃海寿臣辑《辛亥革命始末记.要件》),亦称“蒙古同乡联合会”。该会订立《章程》八章二十一条及《附件》一条。“本会以开通蒙古风气,改良政治,保存权利,联络全体,互相结睦为宗旨”;规定"本会以蒙古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札萨克、议员及现有任职之台吉、塔布囊、旗号等为会员";还规定“设总会于京师,设分会于蒙古各地。”
    “蒙古王公联合会”成立后,即以全体蒙古王公的名义,于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七日向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呈递了一件请愿书,其中写道:“代表等世居朔漠,久濯王灵,于大皇帝无二心,于强邻无异志……故代表等痛心疾首,期复旧观”。并说:“前此库伦所以宣言独立者,非叛大皇帝,亦非深识共和之意义为何物也。实以改为民主之讹传,恐失其统于一尊之效。”于是,他们殷望恳求袁世凯“详示就里,以释群疑”,以便于 “此意通告内外各蒙藩,俾识德意,咸生爱戴”。
   这封请愿书不但宣称自己“于大皇帝无二心,于强邻无异志”,而且还为外蒙古的独立运动辩解,说“非叛大皇帝”而是“亦非深识共和之意义为何物也”。在他们心中,只要不实行共和制度,外蒙古便不会独立。这当然是他们的一厢情愿,与外蒙古独立的真正原因完全南辕北辙。
蒙古王公拥戴清廷反对共和,自然有他们自身的利益考虑和情感因素,更多的,是对共和提倡者们的恐惧。
   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高举的是两面旗帜:一是以民主反对大清帝国的专制;二是以大汉民族主义反对腐朽的满族统治。而后者的影响更强一些。虽然也讲民主、民权,但最有煽动力的是民族的诉求。用他的话来说是:“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况以满洲少数之民族,不能不设种种之苛法,以断绝吾人之生计。”(《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版),因此“发誓要建立一个真正汉民族的国家。”(《孙中山年谱长编》第80页)正如兴中会的加盟誓词所说:“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0页)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偕同秘书长胡汉民同日本三井财团代表森恪及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会谈。会谈前,森恪等曾得到先后出任首相的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山县有朋等授意,冀图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订立密约,使东三省归日本所有。会谈中,孙中山表示:“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日本政府如能 “火速提供资金援助”,“余或黄兴中之一人可赴日本会见桂公,就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计。”据与孙中山有密切交往的内田良平说,从1905甚至更早时开始,孙就曾在游说日本朝野人士时一再声称:“满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国革命的目的在灭满兴汉”,“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
   既然“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既然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国”,既然要“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怎么能不让与清廷休戚相关的蒙古王公胆战心惊?他们发电给南北议和的南方代表伍廷芳发电,指责革命派是“狭隘民族主义者”,当是肺腑之言。
   代表革命派利益的伍廷芳,收到蒙古王公的电报后,以民国议和全权代表的身份和名义,向内蒙古王公发出覆电,晓以五族共和大义,规劝他们拥护民国。
   指出“军民起义之目的,欲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大共和国,此举并非为汉人之自私自利起见,乃俗与蒙、满、回、藏,同脱专制奴仆之苦,而享共和兄弟之乐,此与满人大有利益。即如今日满人不能贸易自由等弊,将来民国,何致有此制度。至于蒙古,若能除去苛政,同享平权,其为利益,更不待言。故共和者,非仅汉人之利,汉、满、蒙、回、藏所同利也。今诸王公何以于专制之满清,尚思拥戴,于共和之民国,反不赞同,此诚本代表所未喻。颇闻京中有人布散流言,谓民军所持民族主义,至为狭隘,想诸王公闻之,致生疑虑,故有此言。若以本代表所闻,民国成立,汉、满、蒙、回、藏一律平等,确无疑义。其满、蒙、回、藏原有之王公爵俸,及旗丁口粮等,必为谋相当之位置,决不有稍有向隅。且国民平权,将来之大总统,汉、满、蒙、回、藏人,皆得被举,政治上之权利,决无偏畸。此皆本代表所敢为诸王公明告者,幸同扶人道,同卫中国,毋惑浮言,自相疑贰,是所深望。”(《辛亥革命始末记.要件》)。
  这“五族共和”的说辞,“故共和者,非仅汉人之利,汉、满、蒙、回、藏所同利也”的解释,对于蒙古王公消除疑虑,是起到一定作用的。虽然还有诸多王公反对共和,但在1月26日皇族宗社党首领良弼被革命党炸伤身亡,清廷再也没有挽救的可能的时候。蒙古王公也就顺势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表示“若以中国国体而论,本宜于君主,而不宜于民主。惟今日全国人心既皆坚持共和,且各亲贵亦多赞成此事,我辈又何所用其反对。今惟全听御前会议如何解决,如决定共和,我蒙古自无不加入大共和国家” (《辛亥革命始末记.要件》)。
   同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2月1日,那彦图、阿穆尔灵圭以“蒙古王公联合会”的名义,致电孙中山、伍廷芳,称:“合五大民族组织共和政体……此本无所用其反对。惟以蒙古制度、风俗、语言、文字,与内地不同,又以地居全国大半,民风强悍,逼外强邻,危险实多……”,要求新建立的中华民国政府,不仅要考虑蒙古王公的特殊利益,而且应该维持蒙古固有的社会制度。2月6日,清帝正式颁诏退位。蒙古王公在袁世凯召集的皇族近支、军政会议上又表示:“某等对于君主,共和并无成见,只要双方和平了解,则为五大族之幸福。况朝廷已欲颁诏共和,某等敬谨遵旨,决不反对”(同上)。
   然而,在驻京蒙古王公表示对共和“敬谨遵旨,决不反对”的时候,外蒙古独立政府对于内蒙古各王公散发了大量的檄文,希望他们能够响应独立运动。并颁布《致内蒙古王公八项优待条件》,其内容是:
    一、凡内蒙古王公归顺者,仍袭现职,年俸皆加倍赐给,由库伦政府支取;
    二、凡王公以下皆晋升一级,其年俸由库伦政府支给;
    三、各旗政费及军费,若有不足,库伦政府予以适当补助;
    四、各旗若有改革之处,库伦政府竭力援助;
    五、内蒙古人民也可充库伦政府官吏,得外蒙古人享有同等权利;
    六、一切租税均与外蒙古一律,不加偏重;
    七、库伦政府有维持内蒙治安之责,若民国加压迫,政府必派军队保护;
    八、以上各条,由呈归顺库伦政府之日起生效(柏屈孝久、滨田纯一《蒙古地志》上卷)。
   在这样的条件诱惑下,当时内蒙古六盟四十九旗中,相继有三十五旗蒙古王公响应或者支持库伦独立。(《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2卷)在这三十五个旗中,“包括锡林郭勒盟的所有十个旗;哲里木盟十个旗中的七个旗;昭乌达盟十一个旗中的六个旗;乌兰察布盟六个旗中的五个旗;卓索图盟五个旗中的两个旗;伊克昭盟七旗中的五个旗”([蒙古]Sh.桑达克《蒙古的政治与外交》第1卷)。
  当然,内蒙古王公不仅仅是对于外蒙古独立的支持,也在寻求自己的独立。
   1912年8月,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札萨克郡王乌泰,联合科尔沁右翼后札萨克镇国公拉喜敏珠尔,并纠集扎赉特旗王公,发动武装政变,宣布“独立”。9月,昭乌达盟扎鲁特左右两旗、奈曼旗等部分王公潜往库伦归顺。还有克什克腾旗蒙古平民乐山也参与了当地的“独立”运动。当时,在卓索图盟以贡桑诺尔布郡王为首的索得那木、海山、罗布桑却珠等蒙古王公,也卷入了这次“独立”运动。此外,在锡林郭勒盟十个旗的蒙古王公和一些喇嘛,在外蒙古和东部蒙旗“独立”运动的影响下,东、西浩齐特旗有大量蒙古居民投往外蒙古,还有东阿巴嘎旗和阿巴哈纳尔旗等王公,对外蒙古独立的态度,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倾向性。至于内蒙古西部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十三个旗的蒙古王公,从最初自发的反应来看也是支持外蒙古独立的,并有的王公派人到库伦发生过联系。
   这些独立运动,虽然一时让人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但都没有成为外蒙古独立那样的既成事实。原因有多方面,但主要是内外蒙古的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有着极大的差别。
  从地理上来说,外蒙古距离中国中心地带“山高皇帝远”,民族较为单一,主要是蒙古人,而汉人和其他民族人数少的可以忽略不计。“独立”的客观可能性大。而内蒙古靠近中国政治中心,一举一动对于中国来说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难以成事。
   从人文情况来说,外蒙古还保持着传统的蒙古特征,其他民族文化进入较少,对于中国的离心力也大。而内蒙古地区,明清两代大量汉族、回族人口迁入,人口已经超过原住民蒙古人,文化交流频繁,民族差别小,对于中国的向心力也大。在外蒙古有着至高无上地位的黄教,在内蒙古并不能成为实现独立的法宝。虽然有很多王公倾向独立或是并入外蒙古,但无法形成外蒙古那种一呼百应的局面。
   著名的蒙古王公贡桑诺尔布在进行独立运动时的遭遇便可说明。
   贡王在1912年3月回到本旗后,“就召集旗内高级官员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宣布了他的关于内蒙古独立计划和主张”。然后,他同来自东蒙古的各旗王公和代表在乌兰哈达(今赤峰市)召开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作为主要领袖和发言人之一,明确主张脱离中国加入大蒙古国”(扎奇斯钦《贡桑诺尔布王,内蒙古现代化的先驱》)。但在这次会议上,除了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的出身于蒙古平民的乐山支持采取独立行动以外,“大多数内蒙古王公对于独立的心情是矛盾的,更确切地说,他们是对脱离中国感到担心”;“同时他们又认识到,由于他们的领地位于内蒙古南部,靠近中国的政治中心,像沈阳、承德这样的军事驻地,这种举动是危险的”(《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一辑)。所以,出席会议的蒙古王公,由于考虑到个人安危问题,“会场默然,不发一言”,最后“不欢而散”,未取得任何结果。
   会议结束后,贡王除了派遣罗布桑却珠前往库伦与外蒙古独立政府联系外,还指派阿拉坦敖其尔(金永昌)前往大连的日本基地联系领取原定在铁岭车站接运的日本武器。但日本泰平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地点运到铁岭,而是把标有“东蒙古开垦用新式农具”字样、内装枪支弹药的十几个木箱错运到郑家屯站。阿拉坦敖其尔到郑家屯后,当把这些军火分别装在十几辆牛车上,准备运往喀喇沁旗王府的时候,突被东北驻军吴俊升的军队查获,车上十几名穿着中国服装押运军火的日本人亦被枪决,武器全部被缴获,阿拉坦敖其尔只身脱逃。
    不久,贡桑诺尔布又准备“热河境内实行自治”的运动。同年冬,这次热河蒙旗自治运动刚一开始,就被热河都统熊希龄所侦悉,贡王便被袁世凯以赴京就职为由调离了热河,终未能成事。
   这位内蒙古现代化的先驱,当年兴业变革,创建邮电事业、开办工厂商店,兴办教育,创办培养蒙古族技术军事人才的崇正学堂、守正武学堂和蒙古族第一所新式女子学校——毓正女子学堂。何等雷厉风行,意气风发,但要谈到独立和自治,则是寸步难行。
   综上所述,清末内蒙古的独立运动是在挽救清王朝灭亡无果的情况下才出现的,由于地理和人文环境的不同,内蒙古倾向独立的王公并不像外蒙古王公有着鲜明的宗教色彩,而有着更多的民族主义思潮。

蒙古族人口简史

蒙古族人口简史

古代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地理条件决定了人口密度的不同。丛林采集和狩猎部落需要最为广大的土地才能养活自己,人口密度约为0.1人/平方公里。草原游牧的生活方式使得在相同大小的土地上可以养活更多的人,人口密度约为0.5人/平方公里。农业生产方式可以养活最多的人(而且只有在农业地区才会兴起城镇),人口密度约为10-20人/平方公里。

由于古代游牧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和地理条件决定,蒙古高原的人口承载量一般100万至200万之间。人口一旦增多了,草场势必紧张,各个部落之间的冲突也会加剧,多余的人必须迁出去寻找更多的草场。

从匈奴到突厥时代,蒙古高原人口一直在100万-200万之间徘徊。
12世纪初,蒙古人口约30万。
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草原各部时,蒙古族人口约100万。
14世纪中期,在吸收了大量契丹人、女真人、西夏人、西域人的基础上及自身的繁衍下,人口达到350万左右,其中内蒙地区约100万。
16世纪,约200万。

从18世纪初到20世纪初,各地蒙古人口变动的情况如下:
内蒙古自治区:100万左右徘徊,牧区人口减少,东部转从农业的科尔沁人口增加。
(喀尔喀)蒙古国:40多万蒙古人。
新疆:准噶尔汗国最高有60万蒙古人,康熙年间被清兵剿杀,超过90%人死亡。乾隆年间土尔扈特部东归,人口约6万人,此后没有大的减少,自然增加至今,新疆全区约有蒙古族人口16万9千人左右。
青海:初有20万蒙古人,1723年,清兵平定罗布藏丹津反叛后大屠杀,仅余10万,由于清朝在青海执行“抑蒙扶藏”政策,土地和牲畜被藏人大量侵夺,又常遭土匪劫杀,人民极度贫困,人口急剧减少,20世纪初只剩3万人。
云南的蒙古族为元朝初年随忽必烈征战遗留的后裔。云南有1.3万人,聚居在通海县新蒙乡,分中村、下村、白阁、交椅湾和陶家嘴5个自然村。
另外,蒙古族人口在10万以上的地区还有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

伏尔加河地区:土尔扈特汗国最高时有25万蒙古人。握巴锡东迁,17万人在沿途遭俄军追击及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的劫杀,到新疆时仅剩6万多。 留在伏尔加河西未迁走的有4万人,20世纪初增加到14万人。
贝加尔湖地区:17世纪初有3到4万布利亚特蒙古人,部分人在反抗俄国人失败后投奔清朝,后迁往呼伦贝尔,他们就是现在的巴尔虎人。留在故地的布利亚特人在被俄国吞并后,由于接受了从俄罗斯传来的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喇嘛教的影响较小,人口稳步增长,20世纪初达到20万人。
(顺便提一下,17世纪初--20世纪初之间,俄属西伯利亚地区从事牧业的部落如布里亚特、雅库特人口都大幅增长,而森林游猎部落人口都没有增长,有的甚至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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