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高华:元朝与高丽的海上交通

陈高华:元朝与高丽的海上交通

载《陈高华文集》

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的联系,有陆路,也有海道。海上交通对于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起过重要的作用,不少论著对此作过探讨。20世纪70年代新安海底沉船的发现,进一步激发了人们探讨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海上交通的兴趣。

元代,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的交往,以陆道为主,海上交通相对来说居于次要地位,因而常常被忽视。实际上,当时两国之间海道往来仍是相当频繁的。本文试图以中国和朝鲜的有关文献相互参证,就这个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

12世纪,中国处于宋、金对峙的局面,由于金朝势力强大,高丽断绝了与南宋的正式外交关系。但是双方经过海道的贸易活动仍是存在的,来到高丽经商的南宋商人,往往带有政府的使命,刺探金朝的动静,沟通双方政府的关系。

13世纪初,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1211年开始发动对金战争。1218年对高丽用兵,高丽请和。1231年,蒙古窝阔台汗发军攻高丽,高丽降。1234年,金朝灭亡,出现了蒙、宋对峙的局面,维持了四十余年之久。蒙古国第五代大汗忽必烈建国号大元(1271)。到13世纪70年代末,南宋为元朝所灭。

当蒙(元)、宋处于敌对状态,高丽归附于蒙古(元)的情况下,南宋与高丽的交往受到蒙古(元)的干涉和阻挠。蒙古(元)还曾设想以高丽作为基地,通过海道对南宋发动进攻。尽管如此,南宋与高丽之间通过海道的联系并未完全中止。南宋开庆元年(高丽高宗四十六年,1259)四月,中国商人范彦华的船只从高丽返回,船上带回了三名被蒙古俘虏的南宋居民。他们是在被迫参加蒙古对高丽战争时逃出的,高丽政府将他们送回本国,高丽的礼宾省还为此向南宋地方当局发出了正式的牒文。范彦华等的商船是在上一年去高丽的。高丽元宗元年(南宋景定元年,1260)十月,“宋商陈文广等不堪大府寺、内侍院侵夺,道诉金仁俊曰:‘不豫直而取绫罗丝绢六千余匹,我等将垂橐而归。’仁俊等不能禁”。从“侵夺”的货物数量,可知这一年前来的南宋商船装载的货物是相当可观的。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可能因为官方机构“侵夺”造成的不良影响,南宋商船不再到高丽。高丽元宗十一年(南宋咸淳六年,元至元七年,1270)十二月,元世祖忽必烈遣使责问,为什么“南宋商船来”,高丽政府“私地发遣?”次年正月,高丽国王写信回答说:“豫有宋商舶往返,距今十年,未曾见来”;但“年前有一舶到于我境”。以上所说,便是根据现有文献可以考知的13世纪中期高丽与南宋的几次海道交往。

当蒙(元)、宋对峙之际,高丽与南宋继续通过海道保持联系,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原因。从经济上来说,海道贸易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事业,这是显而易见的。从政治上来说,高丽归附蒙古是为武力所迫,并非本意,高丽政府并不想和南宋断绝关系,南宋方面也充分估计到这一点,鼓励商人前往高丽贸易,顺便审探蒙古的动向。但尽管如此,由于高丽—宋的关系要受到其他两方面关系(蒙古—高丽,蒙古—宋)的制约,只能是有限的、时断时续的。只有在元朝统一以后,朝鲜半岛与中国的海上交通,才会有新的面貌出现。

至元十一年(1274),元朝发大军攻宋。十三年(1276),元军下临安,取江浙、福建等地。十六年(1279),广东崖山一役,宋军大败,幼帝蹈海死,结束了南宋的历史。元朝统一了中国。在统一过程中,元朝政府注意保护海外贸易,使之不受战争影响而中断。至元十四年(1277),便在南宋原有基础上于泉州、庆元等处建立市舶机构。十五年(1278),忽必烈下诏福建行省官员,要他们对海外各国加强联系,“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这主要是针对南海诸国说的,至于在此以前已与元朝有密切关系的高丽,当然更不成问题。据郑麟趾《高丽史》记载,忠烈王四年(戊寅,1278)十月,“宋商人马晔献方物,赐宴内廷”。所谓“宋商人”是高丽方面对来自中国南部(南宋统治区)商人的习惯称呼。事实上,这时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均已归元朝统治,“宋商”实际是元商。高丽国王赐宴内廷,说明这起来自中国南方的商人是公开的、合法的,也就是得到元朝政府同意的。此事足以说明,元朝政府对于民间商人与朝鲜半岛的海道贸易,采取支持的态度。

元朝统一以后,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的海上交通是频繁的。首先表现在海运粮食上。元朝在平宋以后很快便建立了海运,即由海道将江南的粮食运到北方,先到直沽(今天津),再由直沽经运河运到大都(今北京)。每年海运的粮食。起初是几万石,逐渐增为几十万石、百万石,最多时达到三百多万石。海运可以说是元朝统治的生命线。值得注意的是,海运的终点并不限于直沽,还有辽东,甚至伸展到了朝鲜半岛。中国史籍记载,至元二十二年(1285)十一月,忽必烈“敕漕江淮米百万石,泛海贮于高丽合浦,仍令东京及高丽各贮米十万石,备征日本”。但次年正月忽必烈因江南动乱罢征日本,这次大规模的海运计划并未付诸实施。至元二十八年(1291)十月忽必烈“以其国(高丽——引者)饥,给以米二十万斛”。据《高丽史》记载,高丽忠烈王十七年(1291)六月,“元遣海运万户黄兴、张侑,千户殷实、唐世雄,以船四十七艘载江南米十万石来赈饥。世子豫奏比年国人征戌转饷失其农业,以致饥馑,故有是赐”。次年(1292)闰六月,“元诏漕运万户徐兴祥等二人运米十万石来赈饥民,遭风漂失,唯来输四千二百石”。世子即忠烈王之子王璋,也就是后来的忠宣王。这批作为救济用的粮食分两年自江南运到朝鲜半岛。组织过两次大规模海上运输的是元朝海运的主持者之一朱清。朱清和海运的另一主持者张瑄在南宋末年都是横行于海上的强盗,“若捕急,转引舟东行,三日夜,得沙门岛。又东北,过高句丽水口,见文登、夷维诸山。又北,见燕山与碣石。……亡虑十五、六返”。元军南下,朱、张投降,由于他们熟悉中国南北航路,便献海运之策,适应了元朝政府的需要,因而得到重用,专门负责海运事宜。同时,他们对于“高句丽水口”也是有所了解的。在忽必烈决定海运江南粮二十万石到高丽时,这一任务很自然便落到朱清身上.朱清原为镇国上将军、江东道宣慰使、海道运粮万户,“庚寅(至元二十七年,1290),运高丽,辽东粮,枢密院奏功,进骠骑冲上将军,余如故”。这里的“庚寅”显然是“辛卯”(二十八年,1291)或“壬辰”(二十九年,1292)的讹误。至于朝鲜史籍中所载海运粮的官员,黄兴疑是黄真之误,黄真是朱清下属的五万户之一。张侑不可考。殷实是朱清的得力部属。至元二十九年,以朱清为首的海道都漕运万户府下分七翼千户所,其中之一是殷武略翼,武略是武略将军的简称,殷武略翼即以殷实为首的千户所。至元二十九年十月,忽必烈殷实为管领海船副万户。这次提升可能与运粮高丽有关。唐世雄不是汉人,而是西夏人,原名黄头。西夏在元代称为唐兀,故以唐为姓,名世雄。他长期从事海运,后来升至海道都漕运万户。这时他的具体职务是嘉兴等处运粮千户。第二年负责海运的万户徐兴祥在同一朝鲜史籍中另一处又作徐兴祚。根据中国方面的记载,从事海运的重要人物中有一位徐兴祖,也许徐兴祥、徐兴祚都是徐兴祖之误。此外,见于中国方面记载的还有一位范文富,“豫馈运高丽及交趾出征军粮,”至元戊子(二十五年,1288)官运粮副千户。

宋代与高丽的海上交通,有北线,有南线。北线由山东半岛的登州(今蓬莱县)东航至朝鲜半岛西岸的瓮津,经过芝罘岛(今山东烟台市北)。南线由明州(今浙江宁波)经昌国沈家门(今浙江普陀县),蓬莱(今大衢山岛),向北进入大海,与海岸线并行,到淮河入海口附近,转而向东,进入黑水洋,也就是山东半岛以南,朝鲜半岛以西的黄海深水洋,先到朝鲜半岛西南的黑山岛(今名大黑山岛),然后沿半岛西海岸北上,至开城。北宋初期,主要是北线;北宋中期起,为了“远于辽”,改以南线为主。到了南宋时期,山东半岛为金朝所有,只能由南线航行。元朝初年的海运,是以太仓(今江苏太仓)为起点,沿海岸线北上,经过山东半岛,到沙门岛(今山东长山列岛),进入莱州洋(今莱州湾),沿海岸直至直沽(今天津)。至元二十八年(1291)的海运,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线。元朝诗人朱晞颜在“至元辛卯”(即至元二十八年)曾搭乘海运船北上,他将“舟航所见”用诗篇记录下来,总题为《鲸背吟》,共三十余首⒇。第一首题为“盐城县”,盐城即今江苏盐城,第四首为“莺游山”,该岛又作嘤游山、鹰游山,即今江苏连云港市的东西连岛。以后又有“乳岛”(今地待考)、“沙门岛”(今山东长山岛)、“莱州洋”等诗,足以说明这一次海运确是沿海岸线北上,续山东半岛航行。《鲸背吟》最后是“分船”和“直沽”。“分船”诗云:“高丽辽阳各问津,半洋分路各伤神;风帆相别东西去,君向潇湘我向秦。”由各诗的排列看来,“分船”之事应发生在过莱州洋以后,到直沽以前。如果确是这样的话,那么,至元二十八年(1291)前往高丽的运粮船有可能是沿渤海湾北上,经辽东半岛,再到朝鲜半岛的。但从至元二十九年(1292)起,在朱清等主持下,开辟了新的海运路线,即由太仓出长江口后,利用西南风,取道东北,驶向大海。经过山东半岛成山角后,则与原来的路线大体相同。海运路线的变化无疑会影响到中国南方与高丽之间航线的变化,至元二十九年运到高丽的粮食大部分“遭风漂失”,应该是探索新航线造成的。可惜的是这方面缺乏明确的记载。

高丽忠烈王十九年(元至元三十年,1293)六月,“元遣江南千户陈勇等载米二十艘来,又献鹦鹉一双,其他土物甚多”。这次运米的目的没有明确记载,但是这一年忽必烈又派人到高丽督造战船和管军粮,准备再征日本,显然运来的江南粮食是供出征日本用的军粮。次年,忽必烈死,征日本的准备工作停止。就在这一年的十二月,“元遣中书舍人爱阿赤来。先是为征日本,运江南米十万石在江华岛。今辽沈告饥,帝(元成宗——引者)诏以五万石赈之”。忠烈王二十一年(1295)二月,“遣中郎将宋瑛如元请减运粮,帝不从”。四月,又“遣将军柳温如元,请减辽阳运粮,帝许减二万石”,在此前后,高丽用船分三次将江华岛贮粮运往辽阳,共计三万余石。为征日本从江南调拨十万石米到江华岛无疑是忠烈王十九年的事,但是十万石米似非“二十艘”船所能装载,很可能记载有误或有缺漏。

元朝政府从江南经海道运粮食到高丽,主要是以上几次。这几次海运的规模是相当大的,也是宋代所不曾有过的。这几次相当规模海运进行,使得联系中国南方和高丽的海道为更多的航海人员所熟悉,这对于两国海路贸易的开展,无疑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还应该指出的是,忠烈王二十一年由高丽运粮到辽阳并非偶然。早在元朝统一以前,忽必烈曾于高丽元宗十四年(至元九年,1273)下令“运东京米”二万石到高丽赈济饥民,由于“水路阻运”,第二年四月才运到。东京即今辽宁辽阳,元辽阳行省首府。高丽忠烈王十五年(至元二十六年,1289),元朝政府要求高丽“措辨十万石”接济辽东。高丽以船四百八十三艘“转米六万四千石于盖州”。盖州即今辽宁盖县,当时属辽阳行省。从这些事例可知元代在高丽与中国的辽东半岛之间海上往来是颇为密切的。事实上,沿朝鲜西海岸线的航行,是一条由来已久的传统航线。

除了海道粮运之外,元朝和高丽之间通过海道进行的贸易活动是相当频繁的。根据《高丽史》记载,忠烈王十四年(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七月戊申,“宋商人顾恺、陵清等来献土物”。同年八月,“以圣节宴于大殿,宋人作戏”。“宋商”指的是来自中国南方的商人。这是沿袭旧称已见前述。至于在宴会上,“作戏”的“宋人”,应即是上一个月来到高丽的“宋商人”。忠烈王二十七年(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八月戊子,“江南商客享王于寿康宫”。所谓“江南商客”也正是来自中国南方的商人。忠烈王三十年(元大德八年,1340)七月己卯,“江南僧绍琼来,遣承旨安于器迎于郊。琼自号铁山”。这位来自中国江南的僧人是“泛海而至”的,显然搭乘的是这一年前来高丽的中国江南的商船。这几条记载都是关于中国南方商人的,此外还有经过海道前来高丽的中国北方商人。忠惠王后二年(元至正元年,1341)秋七月丙子,大都商人来,言:“海贼三十余艘,着青黄衣,鸣铎击鼓,袭海杀掠人物。”大都即今北京,这些来自大都的商人讲述了他们的海上见闻,说明他们肯定是从海道来的。在中国北方大都附近的港口与高丽之间,有着一定的航线。

上面讲的是通过海道前往高丽的中国商人。《高丽史》中还记载了高丽方面经过海道到中国进行的贸易活动。忠烈王二十一年(元元贞元年,1295)四月“又遣中郎将宋瑛等航海往益都府,以麻布一万四千匹市楮币”。当时高丽世子在大都求婚于元皇室,用麻布换取元朝纸钞,就是供世子婚礼用。但由此可见,高丽与中国山东半岛之间有着海上的航路,而且有着贸易的关系。高丽忠肃王元年(元延祐元年,1314)六月,命官员们考阅新购书籍,“初,成均提举司遣博士柳衍、学谕俞迪于江南购书籍,未达而船败,衍等赤身登岸。判典校寺事洪瀹以太子府参军在南京,遗衍宝钞一百五十锭,使购得经籍一万八百卷而还”,以上两起都是高丽官方组织的贸易,可以想见,高丽民间也会有前往中国山东半岛和江南的贸易活动,有趣的是,以元代大都生活为背景的翻译教科书《朴通事》中讲到,从高丽前来大都,有“船路”,有“旱路”,“航路”就是海路。其中还说:“今年水贼广。我来时节五、六个贼船围着一个西京来的载黄豆的船,又高丽地面里来载着千余筒布子的大船,冲将去了。后头听的,那贼们把那船上的物件都夺了,把船上的人来打杀了。”和前引《高丽史》记载相印证,在高丽与中国北方港口之间航线上来往的,既有中国商人,也有高丽商人。

值得指出的是,《高丽史》中有关元朝海商的记载甚少,而关于宋朝(主要是北宋)海商的记载甚多,形成鲜明的对比,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我认为指出两点是必要的。第一,见于《高丽史》记载的,通常是国王接见海商的活动。如果不与国王有关,中国海商的到来,便不会引起注意。因此,《高丽史》上的有关记载,只是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海商的活动,远不是全部,肯定还有不少到高丽贸易的中国海商,被《高丽史》遗漏了,在宋代是这样,在元代也是一样。在宋辽、宋金对峙的形势下,前往高丽的中国海商往往担负着沟通双方关系,传送政治信息的使命,他们的到来自然受到高丽政府的特殊重视,所以常有国王出面接见宴请之事。到了元代,中国海商已没有这方面的任务,完全是单纯的商业活动,与国王发生关系的机会也就少了。第二,元朝统一以后,出现了南北经济广泛交流的局面,首都大都迅速发展成为一个集中全国各地货物的商业中心。元朝政府重视交通事业的建设,从高丽经中国东北到大都的陆路交通是相当便利也是比较安全的,相对来说,海道则是比较危险的。因此,高丽和元朝的贸易活动,无论是官方的或是民间的,大都通过陆道进行,海道贸易的重要性实际上已经降低,这也是不可讳言的事实。

关于高丽到中国南方的海道贸易活动,可以从中国方面的资料得到印证。据元代著名学者姚燧记载,元成宗元贞年间(1295—1296),史耀为江浙行省右丞,“高丽王遣周侍郎浮海来商有司,求比泉、广市舶,十取其三。公(史燿)曰:‘王于属为副车,且内附久,岂可下同海外不臣之国。惟如令,三十税一。”元朝的市舶制度,对于进口的货物,精色十取其一(后改为二),粗色十五取一(后改为二),称为“抽分”,实即市舶税;然后再三十税一,这是商税。纳完市舶税和商税以后,方可在市场上出售。姚燧所说“泉广市舶,十取其三”是不准确的。史燿提出“三十税一”的意思,是对高丽的货物,免收市舶税,只收商税,也就是给予优待,与国内货物同样处理。他的意见是否被接受,并不清楚,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高丽向中国江南输出物品是为数不少的,而且其中相当多应是由高丽官方或民间经营的,否则高丽政府就不会专门派人到江南谈判市舶税问题了。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农民战争爆发。此后十余年间,元朝处于混乱分裂的状态。高丽恭愍王六年(元至正十七年,1357)七月,“江浙行省丞相遣理问实刺不花来献土物”。当时元朝的江浙行省丞相是达识帖睦迩。在此以前,尽管高丽与中国江南有贸易往来,但是作为地方一级行政机构行省的官员,从来没有主动与高丽联系过。这一年达识帖睦迩突然采取这一举动,绝非偶然。当时中国的南北,实际上已处于隔绝的状态,江浙行省的部分地区,已分别为张士诚、方国珍占有,特别是兴起于淮东的盐民张士诚,在至正十六年(1356)夺取浙西很多地方,对江浙行省的首府杭州,形成了很大的压力,达识帖睦迩在这种形势下违反常规遣使与高丽联系,不会只是礼节性的问候,而应是政治、经济上的需要。政治上是为了互通信息,打破隔绝、孤立的状态,经济上则应是加强彼此的往来,增加收入。但是形势变化很快,就在江浙行省遣使的下一个月,张士诚便向元朝投降,接受了太尉的头衔,而且很快便控制了元朝的江浙行省,割据一方,达识帖睦迩成了傀儡。张士诚对于发展与高丽的联系表现了极大的兴趣,高丽恭愍王七年七月,他派遣使者与高丽通好,使者就是上一年奉江浙省之命前往高丽的实刺不花。随后,恭愍王八年四月、七月,九年三月,十年七月(二批),十一年七月,十二年四月,十三年四月、七月,十四年四月,张士诚相继遣使向高丽王献礼物,前后共11次。此外,江浙海岛防御万户丁文彬在恭愍王七年七月,八年四月、七月,三次向高丽国王献礼物。九年七月,江浙省李右丞遣人向高丽国王献方物;十年七月,淮南省右丞王晟遣使献方物;十三年四月,淮南朱平章遣人献铠。王晟是张士诚的亲信将领之一,“江浙省李右丞”应是张士诚的另一亲信李伯升。丁文彬事迹不详,但他3次遣使都是与张士诚的使节同时,而且高丽回信中说“使王与太尉自令永以为好,未必不由执事也”。说明必然有密切关系。“淮南省朱平章”不可考,但淮南省是张士诚政权中设置的地方机构之一,此人亦应是张士诚部将。这就是说,张士诚的部属遣使与高丽联系见于记载有6次。总计起来,从恭愍王七年到十四年(至正十八年到至正二十五年,1358—1365),八年之内,张士诚及其部属先后遣使到高丽,有17次之多,高丽亦曾数次遣使回访,双方经过海道的联系,不能不说是相当密切的。张士诚与高丽的往来,主要目的是为了推进双方的贸易,丁文彬写给高丽王的信中讲得很清楚:“傥商贾往来,以通兴贩,亦惠民之一事也。”张士诚占有浙西,控制了昆山、澉浦等海港,他迫切希望从海外贸易中得到更多的收入。

张士诚与高丽的交往频繁,有些中国人因此到了高丽,并在当地落户。李敏道便是其中的一个。他原是河间人,高丽使臣“成淮得回自张士诚所,敏道请与俱来,以医、卜见称,往往有验。后来他成了朝鲜李朝的开国功臣,历官至商议中枢院事”。另一方面,也有一些高丽人流落于中国,元末诗人高启写有《朝鲜儿歌》,作者原注:“予饮周检校宅,有二高丽儿歌舞者。”诗中写道:“朝鲜儿,发绿初剪齐双眉。……主人为言曾远使,万里好风三日至。鹿走荒官乱寇过,鳷鸣废馆行人次。四月王城麦饭稀,儿行道路两啼饥。黄金掷买倾装得,白饭分餐趁舶归”,“周检校”显然是张士诚派往高丽的使者(检校为官名)。由诗中可知,两名来自高丽的舞女,是张士诚的使者去高丽出使时买得的贫苦人家的女儿。

与张士诚同时,占有浙东的方国珍,也对发展与高丽的关系表现出很大的兴趣。高丽恭愍王七年(1358)“五月庚子,台州方国珍遣人来献方物”。比张士诚首次遣使还早两个月。此后,八年(1359)八月,十三年(1364)六月,十四年(1365)八月、十月相继遣使到高丽,总计5次。方国珍控制下的有庆元(今浙江宁波)、温州两个重要港口,他与高丽的往来显然也是为了发展贸易。

以上情况说明,元朝末年,尽管中国处于动乱之中,但是高丽与中国江浙地区之间,仍有频繁的海上交通;而在双方“通好”的政治交往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是相互需要的贸易关系。

元朝海外贸易的全盛时期,曾在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广州、杭州、庆元七处设置市舶司,用为正式对外开放的港口。后来缩减为泉州、广州、庆元三处,此外,作为海运基地而兴起的昆山太仓,也是一个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元代与高丽联系的海港,首先是庆元(今浙江宁波),庆元原名明州,由于其有利的地理位置,很自然在宋代便已成为对高丽的重要贸易港,从南宋后期的明州方志记载可以知道,这个港口大量进口来自高丽的货物,元代的方志说,庆元港口“南通闽广,东接日本,北距高丽,商舶往来,货物丰溢”。元代庆元进口的货物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高丽的,下面将会说到。方国珍与高丽的联系,应该就是通过庆元港进行的。新安海底沉船中,发现刻有“庆元路”字样铭文的秤砣,一般认为应是由庆元港起航的。

泉州是宋元时期中国最重要的海港。北宋时期前往高丽的泉州商人为数众多,我已有专文论述。南宋时期,仍有泉州商人前往高丽,如建炎元年(1127)两浙安抚使叶梦得委托大商柳悦、黄帅舜去高丽经商时,打听金朝的动静,“二人皆泉州人,世从本州给凭贾贩高丽”,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元代的泉州重点面向南海,但与高丽的往来并未中止。元代泉州商人孙天富、陈宝生二人长期从事海外贸易,“其所涉异国,自高句丽外,若阁婆、罗斛,与凡东西诸夷,去中国亡虑数十万里”。高句丽是朝鲜半岛的古国名,此处即指高丽而言。元代来中国的“马八国王子孛哈里”“居泉州”,元世祖忽必烈赐高丽女子蔡氏与他为妻。忠烈王二十四年(元大德二年,1298),孛哈里遣使向高丽国王献礼物。关于孛哈里事迹,我已作过考证,见《元代来华马八儿王子孛哈里新考》。孛哈里遣使到高丽,很可能是经过海道的,一则由泉州到高丽,海道比陆道便利;二则使者是六月到的,这正是中国南方海船前来高丽的季节。

太仓(今江苏太仓)是元代海运的基地。前面已经说过,元朝海运粮食到高丽,是到中途再分驶的,也就是说,对高丽的海运是由太仓出发的。这样,太仓很自然便成为与高丽联系的一个重要港口。元末张士诚与高丽的频繁往来,从种种迹象看来,应该是通过太仓进行的。明朝初年,高丽使者前往南京,乘坐的海船也是由太仓上岸的。

元代北方没有正式的对外贸易港,但是前面已经说过,高丽的船只到过辽东,高丽国王曾派人泛海到山东,可知辽东、山东都有与高丽来往的港口,尽管根据目前已有的资料还难以确定是哪几个。此外,前面说过大都商人由海道到高丽,他们的出海港口以直沽可能性最大。

商品交换是元朝与高丽之间海上交通的重要内容。南宋时期明州的地方志《宝庆四明志》中开载了“舶货”(进口货物)的清单,是按产区分类的。其中由“高句丽”进口的货物,计有“细色”(贵重精细物品)6种,“粗色”(一般商品)34种,以药材最多,其次是手工业品和农产品等。元代庆元的地方志《至正四明续志》也有一份“舶货”的清单,但只分“细色”和“粗色”,不再按产地分类。将以上两种方志相比较,并参证其他资料,可以确定《至正四明续志》所载“舶货”中来自高丽的有高丽铜器、高丽青器、茯苓、红花、人参、麝香、松子、松花、新罗漆、黄蜡、螺头、合、杏仁、榛子等。此外,高丽的纺织品特别是苎麻织品深为中国人民所喜爱,在元代文献中常见提及。高丽国王回赠丁文彬的礼物中便有白苎布和黑麻布。见于《宝庆四明志》的来自高丽的纺织品有,“大布、小布、毛丝布、绸”,但这四种布均不见于《至正四明续志》,很可能是改用了其他名称。例如,《至正四明续志》的“舶货”中有一种“生布”,很可能就来自高丽。前面说过高丽国王曾派人泛海到山东出售麻布一万余匹,这一事实充分说明纺织品是高丽向中国出口的重要物品之一。

至于元朝向高丽出口的货物,文献中缺乏记载。但从张士诚、方国珍等赠送的礼品中,可以绐我们以若干启示。他们赠送的礼品中多次出现的是沉香、彩缎、彩帛,其次是弓矢、书籍、玉器等。孛哈里的礼物中也有“沉香五斤十三两”。沉香是中国从南海进口的一种香料,在中国宋、元时期应用很广,除了用于医药、饮食之外,上层人物还以焚香作为一种享受和显示身份地位的标志。这种风气也对高丽社会发生影响,于是沉香又由中国转手输入到高丽。彩缎、彩帛都是丝织品,也是中国向朝鲜半岛出口的传统产品。中国的书籍历来受到高丽知识分子的重视,江南是出版业最发达的地方,宋代江南出版的书籍已成为一项重要出口商品,元代仍在继续。方国珍赠送的书籍有《玉海》、《通志》等,前面说过高丽政府曾派专人到江南购书,都是很好的例子。此外,朝鲜新安沉船上有大量中国瓷器,很可能瓷器也是当时中国对高丽的出口货物。当然,关于新安沉船的目的地问题,还存在不同意见,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海上交通有助于双方的文化交流,上面所说书籍的流传,正是文化交流的一个内容。此外,双方的僧侣通过海道交往,这在前代已经有之,这一时期仍在继续。上面提到的绍琼是应高丽僧人的邀请前往的。高丽僧冲鉴“拂衣游诸方,口留吴楚,闻铁山琼禅师道行甚高,迎之东还。师执侍三载,琼公甚期待之。琼公辞归,师主龙泉寺,始取百丈禅师《禅门清规》行之”。后被尊称为圜明国师。《百丈清规》是中国禅宗寺院的法规,这时通过绍琼和冲鉴的努力,在高丽佛寺中推行。高丽的另一位名僧宝鉴国师混丘与中国僧人也有交往,“中吴蒙山异禅师尝作《无极说》,附海舶以寄之。师默领其意,自号无极老人”。通过海舶互寄诗文,这在宋元时期中日两国僧侣交往中是常见的一种形式,在高丽与元朝的僧侣中间,显然也是存在的。

元朝汉化迟滞浅议 /张帆

元朝汉化迟滞浅议 /张帆

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在入主中原后受到汉族农业文明的熏陶,走上汉化道路,是一个总的历史趋势。但如具体分析,它们各自受汉文化影响的深浅和疾缓,是大有差别的。就元朝而言,它的汉化道路与北魏、金、清等进入内地的北族王朝相比,显得尤为艰难、尤为迂回曲折,可用“迟滞”二字概括。所谓“迟滞”,不是指停止不动,而是指进展迟缓(相对于其他北族王朝)。大蒙古国的草原本位政策,决定了蒙古大汗对汉地只采取间接统治,重搜刮而轻治理,造成“汉地不治”的局面。忽必烈即位后,改弦更张,推行汉法,将统治重心由漠北移到汉地,从而在汉化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而忽必烈推行汉法的方针,从一开始就是不彻底的。随着政权设置大体完备和仪文礼制初步告成,进一步推行汉法、弥合文化差异的工作趋于停滞。此后终元一代的汉化进程,虽在个别问题上还有发展,但总体来看并未越出忽必烈所画的圈子。大量阻碍社会进步的蒙古旧制,因为牵涉到贵族特权利益,都在“祖述”的幌子下得到长期保存。统治者热衷于对外扩张、对内敛财,使社会元气在尚未充分恢复的情况下不断受到新的打击。凡此种种,都使得元朝成为一个没有“盛世”、享年不永的大一统王朝。
  元朝汉化的迟滞,是一个很复杂、值得探讨的题目。它有多种表现,其中的一些史学界已作过充分研究,如民族歧视政策的推行等等,兹不赘言。此处想首先就统治集团的文化素质这一侧面来考察。在元朝,以皇帝为代表的蒙古贵族接受汉文化十分缓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始终对汉族地区的典章制度、思想文化比较隔膜。这应当是汉化迟滞的一项主要内容。
  蒙古贵族起初信仰多神的萨满教,后来皈依喇嘛教,尊奉吐蕃僧侣为帝师,对其狂热崇拜,皇帝亲自从之受戒。元中期在各路广修帝师殿,祭祀第一任帝师八思巴,其规模制度超出孔庙。相形之下,儒学在蒙古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要逊色得多。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他们对儒家学说的概念、体系感到难以理解。忽必烈早年曾对儒学产生一些兴趣,但体会粗浅,后来在理财问题上与儒臣发生分歧,认为后者“不识事机” ,与其渐渐疏远。直到元亡前夕,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北元昭宗)仍然“酷好佛法”,自称“李先生(按指其师傅、儒臣李好文)教我儒书许多年,我不省书中何义,西番僧教我佛经,我一夕便晓” 。元朝诸帝中只有仁宗、英宗父子儒化稍深,但因具体政治环境制约,都未能有很大作为。就整个朝廷而言,可以说儒家思想始终没有被明确树立为治国主导方针,失去了“独尊”的地位。
语言文字的使用也反映出类似情况。忽必烈命八思巴仿藏文字母创制“蒙古新字”,颁行天下,凡官方文书必用其书写,再以当地文字(汉文、畏兀儿文等)附之。为推广这种文字,朝廷在地方上广设蒙古字学进行教授。大批汉人为获进身之阶,入蒙古字学读书。精熟蒙古语、取蒙古名字、具有蒙古化倾向已成为汉族社会中并不鲜见的事例。蒙古语的语法、词法还渗入汉语当中,形成一种非常有特色的“元代白话”文体。辽、金、清诸朝都曾创立自己的文字,但没有哪种文字能对汉族地区产生这么大的作用力。而汉语文对蒙古贵族的影响,却比对其他北族王朝的统治民族弱得多。宫廷中主要使用蒙语。史料记载忽必烈与儒臣许衡的对话情况说:“先生每有奏对,则上自择善译者,然后见之。或译者言不逮意,上已领悟;或语意不伦,上亦觉其非而正之。”可见忽必烈虽有一定程度的汉语水平,但仍不能完全脱离翻译。这种情况在元朝诸帝中应当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大概只有最后两个皇帝——文宗和顺帝,汉语文水平稍高,属于例外。
元朝的儒臣们为了向皇帝灌输儒家思想,不得不将经书、史书和有关讲解用蒙文翻译出来进讲,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其间甘苦,可谓一言难尽。蒙古、色目大臣通汉文的,也是少数。清人赵翼曾就此作初步研究,指出元朝“不惟帝王不习汉文,即大臣中习汉文者亦少也”。有的蒙古贵族到地方任官,执笔署事,写“七”字之钩不从右转而从左转,“见者为笑”。作为汉族地区的统治者,对汉语文如此生疏,其统治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元朝汉化迟滞的原因究竟何在?很多中外学者从不同方面对此作过研究,概括起来,原因主要有三。首先,蒙古在进入中原以前从事比较单纯的游牧-狩猎经济,对汉族农业文明几乎全无接触和了解。而拓跋鲜卑在南下前长期附塞居住,与农业社会有较多接触(契丹情况亦然),女真(满族)人则很早就开始进行粗放的农业生产。因此前者认识农业经济的重要性、接受相关的一套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就要比后者困难得多。第二,北魏等朝代建国后,所接触唯一成体系的先进文化就是汉文化。而蒙古建国后,除汉文化外,还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乃至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对本土文化贫乏的蒙古统治者来说,汉文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药方。第三,尽管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在建立不久就陷于事实上的分裂,分化出元王朝和四大汗国,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元朝在名义上一直还只是蒙古世界帝国的一部分。漠北草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存在着一个强大而保守的草原游牧贵族集团。这就使得元朝统治集团仍不能摆脱草原本位政策的影响,长期难以做到完全从汉族地区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这一情况,也是北魏等北族王朝所不具备的。因此,很难将元朝汉化迟滞的责任归咎于忽必烈等某个帝王,它有着更深层的社会因素。


与汉化迟滞的特点相联系,元朝的政治体制也呈现出鲜明的二元色彩,即所谓“既行汉法,又存国俗”。史学家孟森说:“自有史以来,以元代为最无制度,马上得之,马上治之,……于长治久安之法度,了无措意之处。”所谓“无制度”,不能理解为没有制度,而应当是指其制度具有二元性,与汉族王朝传统的典章制度差距较大,或者名同实异。元朝制度的二元性与辽代南北面官并立的形式不同,而表现为“蒙汉杂糅”,两种不同来源的制度互相联系,嵌合在同一运转系统当中。政权主体形式仍然是传统的汉式中央集权统治体系,残存的蒙古旧制则被各自配置在这一体系内部的不同部位发挥作用。北魏、金、清诸朝制度都有类似性质,但不如元朝明显。对于元朝的种种“蒙古旧制”,蒙元史学者大都有过比较深入的研究。此处想说的是,元朝一些制度的制定和运行,表面看并没有很强的蒙古色彩,但其本质上却仍反映出文化差异的背景。这实际上也是制度二元性特色的重要体现。
  不妨以吏员出职制度为例。吏员出职是元朝很有特点的一项制度,在此制之下官、吏相互流动,吏员成为中下级官员的主要来源。这些人缺乏正统儒家思想的熏习陶冶,道德观念和文化素质低下,却以刻薄文法相尚,对元朝的政治腐败和社会矛盾激化负有很大责任。曾有一些学者引经据典,将元朝的吏员出职与汉代制度相比附。实则正如许凡所指出,蒙古统治者在制定、完善这一制度时,并没有过多顾及传统汉族社会的有关典制。与其说元朝吏制是汉代制度的遗存或再生,不如说它是蒙古统治者特殊统治意识的渗透,是他们对汉地制度认识不深、汉化不彻底的产物。而作为吏员出职对立面的科举制度却突然停废,每当有恢复可能时,统治者总是作出对其不利的选择。恢复后,也有名无实,对用人格局没有根本触动。统治者在制定制度、采取措施、进行各种选择时,其统治意识会导致决策的偏差,对历史产生影响,体现出偶然性,对此我们过去重视不够。事实上,元朝的很多制度变化,往往并不见得是制度自身发展(就较大历史范围而言)的自然趋势,而主要是因为打上了蒙古贵族统治意识的烙印,需要从文化差异的背景去解释。官制的混乱芜杂、分封制的重新抬头、相权的膨胀、地方权力的集中,大抵都可作如是观。
  谈到蒙古贵族对汉地制度认识粗浅隔膜的问题,还可以举出一些有趣的例子。忽必烈立其孙铁穆耳(成宗)为皇储,授给他“皇太子宝”,武宗因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仁宗)协助夺位有功,也立他为“皇太子”,后来明宗同样立其弟文宗为皇太子。这在汉地制度中绝对是非常荒唐的事,在元朝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蒙古统治者昧于汉制,错误地将“皇太子”当成了不可拆卸的皇储固定专用词。泰定帝为对其母表示尊崇,竟然要将皇太后之号升格为“太皇太后”,大臣自当力争,指出“与典礼不合”,此事方才作罢。汉地传统制度,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作为授予元勋重臣的荣宠虚衔。而到元朝(主要是中期),却将它们作为赏赐随意滥授,甚至授予僧侣、宦者、佞幸、匠官,搞得三公“接迹于朝”。仅据仁宗延祐五年五月的记载,礼部一次就铸造了太尉、司徒、司空印共二十六枚准备颁发。由于太尉等衔加授过滥,元中期人已渐渐不再称它们为三公,而以三公指代前朝一般称为“上公”、“三师”的另外三个更高的荣誉头衔--太师、太傅、太保。文宗时官修《经世大典》,就干脆说“我国家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对车载斗量的太尉、司徒、司空则用“或置或否”四字轻轻带过。这一概念变化甚至被明朝所袭用。
在这个问题讨论行将结束的时候,不能不提到元朝名儒许衡,他很早即就此问题发表过十分令人回味的意见。至元三年(1266),许衡向忽必烈上疏,论述“立国规模”,集中谈到行用“汉法”的问题。当时忽必烈即位已经七年,汉式王朝的框架已初步奠定,国家统治重心的转移亦已完成。但在许衡看来,汉法的推行依然缺乏长远规划,“日计有余而月计不足”,“无一定之论”。他说:“必如今日形势,非用汉法不宜也”,可见他认为汉法还没有完全实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元朝汉化进程的估计相当悲观,认为“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国之法,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其原因则是由于“国朝土余旷远,诸民相杂,俗既不同,论难遽定”。“万世国俗,累朝勋贵,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甚难者,苟非聪悟特达,晓知中原实历代圣王为治之地,则必咨嗟怨愤,喧哗其不可也”。而且灭金以后“宴安逸豫垂三十年,养成尾大之势”,更加大了改革难度。因此许衡提出一套循序渐进的方针,“渐之摩之,待以岁月,心坚而确,事易而常,未有不可变者”。要求忽必烈“笃信而坚守之,不杂小人,不营小利,不责近效,不惑浮言”,这样才有可能达到“致治之功”。 这篇奏疏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元初的政治形势和元朝的历史特征。类似的低沉论调,在其他几个北族王朝是很难看到的。


一般而言,作为进入汉地的北方民族政权,其统治者都会在相当长时间里保持比较强的民族意识。这种自身民族意识可能会引发文化冲突,如北魏的崔浩国史之狱、清朝的强制剃发和文字狱,都酿成了大规模流血事件,并以统治者一方获胜告终。然而在个别问题上文化冲突的激烈程度,并不与文化差异的大小成正比。相反,这种个别冲突愈激烈,可能说明统治者虚弱自卑、对自身文化缺乏信心的心理愈加严重。元朝的情况则不然,其文化政策的自由和宽容颇为当代史学家所羡称,而同时蒙古统治者的民族意识实际上又是保持最成功的。元王朝或许因此而早衰,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蒙古民族也因此而在元亡之后能够长久保持自己的传统,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历史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也反映出历史的复杂性。

元朝的等级制度:科举中的民族歧视政策

元朝的等级制度:科举中的民族歧视政策

朝是公元1271年由蒙古贵族建立的封建政权。蒙古统治者实行的科举制度带有明显的民族歧视色彩。当时把全国划分为四等人:一是蒙古人;二是色目人,其中包括西夏、回回等西北各少数民族;三是汉人,包括契丹、女真和原来金朝统治下的汉人;四是南人,指长江以南的汉人和西南各少数民族。

蒙古统治者对汉人和南人很不信任,也很少任用他们做官。国家的重要官职都由蒙古人和色目人的上层分子担任,因此科举考试对于他们来说是可有可无的。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初年,一些汉人官员不断建议实行科举取士,但是朝廷总是议而不决。

直到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方才正式实行科举取士,这时距离元朝建立已经四十余年了。元朝统治者最终实行科举取士,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笼络汉族中小地主和知识分子,从而巩固蒙古贵族的统治。元朝的科举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分为乡试(行省考试)、会试(礼部考试)、御试(殿试)三级。

各级考试时,蒙古人和色目人都与汉人、南人分开考。在乡试、会试时,蒙古人和色目人只考两场,而汉人和南人则须考三场。御试时,虽然四种人都考试策问一道,但是前两种人仅限五百字以上,而汉人和南人必须在千字以上。在考试内容上,蒙古人、色目人的题目比较容易,汉人、南人的题目比较难。蒙古人以右为上。发榜时,蒙古人、色目人列为一榜,称“右榜”,汉人、南人另列一榜,称为“左榜”。如果蒙古人、色目人愿意参加汉人、南人的考试,取中后授予的官职可以提高一等。这些规定都体现了蒙古统治者在科举制度中推行的是民族歧视政策

不过,元朝的最高统治者规定,科举考试的试题都出自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并且要求考生答题时也必须以程朱理学的观点和封建说教作为指导思想。这一点恰恰说明,作为封建统治阶级,无论是哪个民族掌权,本质都是共同的,他们一方面通过法律、军队等国家机器对广大人民进行压迫和剥削,另一方面也要利用儒家宣扬的封建礼教来毒害和控制人民的思想。

元朝的民族不平等政策:

元朝统治者对汉人、南人在政治上实行多方面的防范和控制。中央或地方官吏,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元史》卷85《百官志》一)。掌枢密院实权的知枢密院事及同知枢密院事,终元之世,无一汉人担任。御史大夫(御史台的最高官员)这一权力也从未落入汉族地主官僚之手,所谓台端非国姓不授。至正六年拜为御史大夫的汉人贺惟一也是在赐予蒙古姓而改其名后,才担任此职的。圣大二年(1309年),朝廷重申:诸王分地内的各州县,凡改换蒙古姓名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就能当达鲁花赤的做法,今后一律禁止。达鲁花赤必须由蒙古人担任,若蒙古人中无此种人才,可从色目人中选用。路、府、州、县执掌实际权力的达鲁花赤,唯蒙古人、色目人才能担任。至元二年规定,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元史》卷6《世祖纪》三)。延佑三年(1316年),朝廷再次规定:凡汉人当了达鲁花赤一职者,一经发现,追回任命书,此人永不叙用(《元典章》卷9《吏部•投下》《有姓达鲁花赤追夺不叙》)。而条件艰苦,气候恶劣,蒙古人不愿去和不敢去赴任达鲁花赤一职时,才让汉人去充当。如至元二十五年十月,湖广省的左、右江口溪涧蛮僚,置四总管府,统州、县、洞百六十,而所调官畏惮瘴疠,多不敢赴,请以汉人为达鲁花赤,军官为民职,杂土人用之"(《元史o世祖纪》)。蒙古统治者则予以首肯。

元朝统一中国后,罢废科举,基本堵塞了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入仕之途,直到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科举才开始恢复。但蒙古统治者在考选人才上又制造了种种民族不平等:考试科目中,蒙古、色目人仅考两场,汉人、南人则需考三场;录取名额,四种人的录取名额虽然数目相同,但从人口比例上差距相当悬殊。以致有人叹曰:如何穷巷士,埋首书卷间;年年去射箭,临老犹儒冠!(陈高《感兴诗》)

元朝统治者的军事震慑更是明显。早在元朝建立之前,蒙古统治者于诸要冲之地,设兵镇戍。全国统一后,忽必烈命宗王将兵镇守边徼襟喉之地。河洛、山东一带为天下腹心之地,以蒙古、探马赤军列大府以屯驻之。江、淮以南,直到南海之地的名藩列郡,以汉军及新附军戍守(《元史》卷99《兵志》二)。至于那些在统治者心目中认为特别重要的地方,更是派重兵驻守,如江南自归州(今湖北秭归南)、江阴至三海口(长江口)一线,至元十九年(1282年)二月分兵戍守,置28所之多(《元史》卷12《世祖纪》九)。扬州、建康、镇江,跨据大江,人民繁会,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置七万户府。杭州为行省诸司府库所在地,置四万户府。濒海沿江的要害地区都驻有水军,原设10所,后增为22所。钱塘江口原来停泊战舰20艘,后增为100艘;并加海船20艘(《元史•兵志》)。为了维持镇戍军的给养,元朝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屯田,以资军饷,因此形成了天下无不可屯之兵,无不可耕之地(《元史》卷100《兵志•屯田》三)的局面。和林便是当时著名的边远地区屯田中心之一,中原和江南更为甚之。

尤其在大元末期,为防止各族人民的反抗,元朝统治者大肆搜刮民间兵器。禁止汉人持有兵器;汉人、南人民户所有的铁尺、铁骨朵、带刀子的铁柱杖,概皆没收(《元史》卷105《刑法志》四;《元典章》卷35《禁递铺铁尺手杖》);民间各庙宇中供神用的鞭、筒、枪、刀、弓箭、锣鼓、斧、钺等物,也均在被禁用之列(《通制条格》卷27《供神军器》);就连农家生产上用的铁禾叉也严以禁用(《禁约军器》)。至元五年规定:私藏全副铠甲者处死;不成副的铠甲,私藏者杖五十七;私藏枪或刀弩者够十件之数的处死;私藏弓箭十副者处死(每副弓一张,箭三十只)。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五月,将汉地及江南所拘弓箭兵器分为三等,下等的销毁,中等的赐近居蒙古人,上等的贮于库,归当地行省、行院、行台执掌。如无上述机构设置的地方,则归达鲁花赤、畏吾儿、回回居职的执掌。汉人、新附人虽居职者无有所予((《达鲁花赤提调军器库》)。对色目人的军器,有时亦加以拘禁。

在法律上,其条文亦渗透着民族压迫的内容。至元九年(1272年)五月,朝廷颁布了禁止汉人聚众与蒙古人斗殴的禁令(《通制条格》卷27《汉人殴蒙古人》)。后又规定,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蒙古人扎死汉人,只需仗刑五十七下,付给死者家属烧埋银子即可;汉人殴死蒙古人,则要处以死刑,并断付正犯人家产,余人并征烧埋银(《元典章》卷42《刑部•诸杀》)。由此可见,杀人者死的法令,实际上仅适用于汉人而已。蒙古官吏犯罪由蒙古官审理;四怯薛(禁卫军)及诸王、驸马、蒙古人、色目等人犯奸盗、诈伪,由大宗正府审理;汉人、南人犯盗窃罪(已得财者)均要刺字,或刺臂,或刺项,唯蒙古人不在刺字之例。

在民族政策上,全国实行四等人制,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这种制度来源于金朝,元朝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民族分化政策。蒙古人为第一等,其中又分为两部分,一是与成吉思汗皇族(属奇颜氏)同出于尼伦的蒙古人;二是被称为迭儿勒勤的蒙古人。

第二等为色目人。据陶宗仪的《辍耕录》记载,色目人中包括钦察、唐兀、阿速、图八、康里、畏兀儿、回回、乃蛮、乞失迷儿等31种(《辍耕录》卷1《氏族》,第130页)。书中所载31种色目人中亦有同名重出或异译并存之误。大德八年规定,除汉、高丽、蛮子外,俱系色目人(《元典章》卷49《刑部•女直作贼刺字》十一)。

第三等为汉人,又称“汉儿”、“乞塔”、“札忽歹”。《辍耕录》卷1《氏族》记载汉人有8种,即:契丹、高丽、女真、竹因歹、术里阔歹、竹温、竹赤歹、渤海。所谓汉人,在元朝有两种含义:一是概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内的汉族和契丹、女真等民族;一是指云南、四川两省的人民,这是较早被蒙古统治者征服的地区。

第四等为南人,又称“蛮子”、“囊加歹”、“新附人”。即元朝的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和河南行省南部的各族人民。他们是最后被元朝征服的南宋境内的各族人民。实际上,汉人、南人中绝大部分都是汉族成分,蒙古统治者为了达到其分而治之的目的,根据被征服的先后将其分为汉人和南人两等,利用汉人压制南人。

当时,蒙古人和色目人各约100万人,“汉人”约1000万,南人约6000万。

四等人的政治待遇及社会地位是不平等的。居于统治地位,享有特殊利益的是蒙古人,色目人中的上层分子次之。他们是蒙古统治者的得力助手。汉人属第三等,也只是那些投靠蒙古统治者,为其笼络和利用的官僚地主和知识分子,他们的政治待遇及社会地位仅高于南人而已,而广大劳动人民则与南人同处于被严重压制的地位。南人中,即使被委任为官吏者也是过着苟安的生活。

身败名裂的“蒙古儒者”---- 元英宗硕德八剌与右丞相拜住命丧南坡

身败名裂的“蒙古儒者”---- 元英宗硕德八剌与右丞相拜住命丧南坡

一 多元文化与多元政治

在元代文化体制中,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并存,即行汉法,又存蒙古法,蒙古语言文字是法定的官方文字,汉语文字等多民族的文字仍然通用。

忽必烈即位后,提倡“文治”采用“汉法”,同时又多方维持蒙古传统,形成了中原传统政体和漠北旧俗共存的行政体制。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实际统治的范围、对象都发生了变化。政治形势的变化使经济、政策都发生变化。儒学是“汉法”的思想基础,孔子是儒学的象征,推行“汉法”要尊孔崇儒。忽必烈为了“文治”,采取了若干尊孔和提高儒学地位的措施,如在各地建立宣圣庙、恢复或新建各级地方官学、建立中央国子学、整顿和推行儒户制等。成宗铁穆耳下诏中外尊奉孔子,建立大都宣圣庙。武宗海山加封了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元代对孔子和儒学是尊崇和推行的,但有一定的局限性,科举制度一直未能全面实施就是一个例证。

忽必烈统治时期,设置了若干与文化有关的机构。在中央设有翰林国史院、国子监和国子学、蒙古国子监和蒙古国子学、秘书监、兴文署等。其他如太史院、仪风司、教坊司等,都与文化有关,管理宗教则有宣政院、集贤院、崇福司、回回哈的司等。在地方有儒学提举司和各级地方官学、蒙古提举学校官和各级蒙古字学,以及管理各种宗教的地方机构。这些机构的设置,表明忽必烈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忽必烈即位后,封八思巴为国师,命他创制蒙古新字。至元元年(1209年)颁行八思巴蒙古文,作为官方文字使用,为此制办了专门学校,称为“蒙古字学”。

在宫廷礼仪制度上,也体现了蒙汉二元性的特点。元朝皇帝有蒙汉两种庙号。如忽必烈的蒙古语庙号是为“薛禅汗”,汉语庙号为“世祖”,铁穆耳的蒙古语庙号为“完泽笃汗”,汉语庙号为“成宗”。元朝共有八位皇帝具有双重庙号。这种双重庙号制度,反映了元朝政治文化的鲜明特点。中原传统的汉文化和特点鲜明的蒙古文化构成了元代文化的基本格局。畏兀儿文化、波斯文化对元代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各种语言的流行以及多种文字的使用,带来翻译人才的众多和翻译作品的发达。

公元1314年以后,元朝诸帝的汉文化修养有明显的提高,特别是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文宗图帖穆尔以及顺帝妥欢帖穆尔。从仁宗起,在尊尚儒学方面比前一阶段有很大的进步,主要体现在重新确立了科举取士制和加大尊孔力度。这些举措以官方名义确认理学是儒学正统,确立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还建立了奎章阁学士院、艺文监等新的文化机构,奎章阁后改为宣文阁,艺文监改为崇文监。这些都是重视汉文化的表现。

仁宗以后的诸帝对各种宗教特别是藏传佛教的崇奉和爱好,远远大于儒学。他们耗费大量钱财兴建佛堂、道观,远非学校所能比拟,仁宗时命各地立帝师八思巴寺,其规制要大过孔子庙,这说明了儒学和宗教在统治者心中的不同地位。在元朝上层蒙古、色目贵族官僚中间,一直存在反对、排挤汉文化的强大势力,科举取士名额有限且一度中断,就是这种势力作用的结果。

元朝统一中国后,罢废科举,直至中期以后的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科举才开始恢复。但在考选人才上又制造了种种民族不平等:在考试科目上,规定蒙古、色目人仅考二场,而汉人、南人则需考三场。元制又规定:如“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在发榜方面,则蒙古、色目人为一榜,而汉人、南人为另一榜;在录取名额上也有许多不合理的规定:分明是汉人、南人参加考试的人数要比蒙古、色目人数为多,但四种人录取的名额却一样。

3、 成吉思汗最早接触的佛教人物是禅宗临济宗僧人海云和他的师父中观。历代蒙古大汗对佛教极为尊崇。忽必烈建立元朝后,禅宗佛教在全国各地更加发展。当时元上都的佛寺林立,仅《元史》记载竞达167座。寺名可查的南天元寺、乾元寺、万安寺、南寺、龙光寺、华岩寺、开元寺、弥陀寺、庆安寺、弘正寺、黄梅寺、帝师寺(陈高华、史卫民《元上都》)。刺嘛教(吐蕃佛教)曾受蒙古统治者的崇信,在朝廷地位最高。从八思巴开始元皇帝每年从萨斯迦派中选高僧一人充帝师,以后成为定制。帝师是佛教最高领袖,所领的宣政院可以自任官属,诸路府州县皆置僧正司、僧亚司、都纲司,管理各地佛教僧徒。元朝统治者对道教也很重视。元初,在北方的道教主要是太一、大道(后改名真大道)、全真等派。元朝建立后,江南正一教备受信用,忽必烈命第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主管江南道教。以后嗣位的历代正一天师,都要经过朝廷任命,受真人之号,袭掌江南道教、道院。元上都有:崇真万寿宫、长春宫、寿宁宫、太一宫等。儒家思想和佛、道教思想在元代文学作品中均有明显的体现。


二 “独尊儒教”政策遭受挫败

英宗和他所有前辈皇帝相比,他处在一个最易接受汉族封建地主文化的社会环境中,1303年,他生于洛阳附近的怀州王府,那一带是宋代理学奠基人二程的故乡,他从小过的是地主土大夫式的生活,又受其父亲的直接影响,耳濡目染,自然与蒙古草原马背上长大的贵族弟子大不相同。

延佑三年,他被立为太子后,又进一步成为内外儒臣竭力施加影响的对象。如同当年许衡、王恂等人竭力争取太子真金一样,御史中丞赵简,监察御史段辅、马祖常,太子詹事郭贯等人,都先后上奏,请求“招天下雅望博通之士”,对富于春秋的太子,加强儒家正统教育,把这一点认真看做“天下休戚之源”。对此,仁宗自然十分重视。硕德八剌从小生活的环境和他所受的儒家教育,对他的思想形成和发展有重要影响,他即位以后,就曾亲书唐代诗人皮日休的诗“吾爱房与杜,魁然真宰辅,黄阁三十年,清风亿万古”,把它赐给拜住,并表白励精图治的志向,以借喻自己与拜住的关系。元代皇帝多不识汉字,硕德八剌所具有的汉族封建文化素养,是元帝中所不多见的。

如果说,硕德八刺立为太子是由于答己太后、仁宗与铁木迭儿三方面的利益一致而取得的结果,那么英宗即位时,构成这种结合的基础已不复存在了:老皇帝已故,答己也发现这位少年皇帝“毅然见于颜色”,远非原以为的那么柔懦,不由得发出“吾悔不该立此小儿”的怨言。而铁木迭儿眼下正是野心勃勃发展自己势力的时候。

仁宗死后第四天,英宗还未即位,答己已把铁木迭儿立为右丞相,仁宗所亲信的一些大臣多受排斥,与答己、铁木迭儿关系至密的黑驴、赵世荣、木八剌儿等人,一个个进人中书,担任要职,前平章政事萧拜住、杨朵儿只,因仁宗时曾劾铁木迭儿不法,此时则横遭铁木迭儿报复,未经硕德八剌许可而被逮至徽政院,以“违太后旨”的罪名而被诛杀。仁宗最信任的儒臣李孟,也被褫夺秦国公印,其先祖墓碑也被扑毁。英宗即位以后仅两个月,就发现宣政院使失烈门及阿散、亦失列八阴谋废立,由于他猜度到幕后指使人就是答己本人,因而也不敢进一步追查,匆匆把他们诛杀了事。

凡此种种,使英宗发现,自己不但是个势单力薄的孤家寡人,而且其地位还岌岌可危,他面临的是答己与铁木迭儿紧密结合在一起并对他造成直接威胁的势力。这股与英宗对立的宫廷势力是属于怎样的一种性质呢?

答已是武宗与仁宗的生母,她崇信喇嘛教,有浓厚的游牧贵族思想意识,当她在一定条件下代理君权或干预政治时,自然倾向于重用与她的政治意识一致的亲信侍从或世袭军事游牧贵族,而不是那些她日常生活中较少接触的儒臣。她“自正位东朝,内则黑驴母亦列失八用事,外则幸臣失烈门、纽邻及时宰铁木迭儿相率为奸”从而成为分割英宗君权的严重势力。
至于铁木迭儿,他从成宗时起,就供职宣徽院,武宗时做了宜徽院使。宣徽院掌玉食及燕享宗戚宾客之事,属后妃直接掌管,铁木迭儿与其他宣徽使臣就有可能与太后结成特殊密切关系,在宫廷中形成内诗集团,他们倚凭太后权势,常常外任政治要职,并与朝内地主士大夫官僚集团形成对峙,政治上往往反映了保守游牧贵族的利益。

铁木迭儿在武宗时期就因贪赃枉法等事,多次被儒臣及御史台弹劾贬职,但每一次都受到答己庇护,重任要职,每任要职,便对弹劾过他或不依附他的臣僚施以报复。如仁宗时的户部尚书韩若愚,被罗织罪名,险遭冤杀。英宗初的平章政事王毅、高防,也受其诬陷,经拜住挽救,才得不死。遭其陷害而死者为数甚多。《元史》称他“怙势贪虐,凶秽愈甚,中外切齿,群臣不知所为”。表明以答己为后盾的铁木迭儿在朝内拥有极大的权势。
为了牵制铁木迭儿,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英宗即位不久,把木华黎的后裔、世祖时丞相安童之孙拜住立为左丞相,并引为心腹。

如果说,右丞相是元代中期蒙古保守贵族势力的典型代表的话,二十五岁的左丞相拜住,则是蒙古贵族中分化出来的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类型。作为东平王的后代,他的家族世居汉族农业经济发达的山东地区,他们数代以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封建地主化了。他们与山东地区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汉族士大夫集团又有长年密切的交往与合作,因此,这个家族中出现过不少“蒙古儒者”。作为主掌礼仪、祭祀宗庙和赠谥的太常礼仪院使,拜住有更多的机会与虞集、吴澄等儒臣交往,这自然与皇帝硕德八剌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拜住“每退食,必延儒士谘访古今礼乐刑政,治乱得失,尽日不倦。”英宗当太子时,就对之极有好感,只是双方不便往来而已,此外,拜住作为赫赫功臣木华黎的子孙,在贵族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这也有利于势单力薄的英宗加强自己在宫廷中的地位和权力。

另一方面,拜住身上,以“儒道治天下”的儒家政治理想和迂腐的书生气又混杂在一起。他对别人关于铁木迭儿阴谋中害自己的警告,竟认为“吾知尽吾心而已,何备为?”对于铁木迭儿之死,竟报以伤悼的泪水,对于王结“除患不可犹豫,犹豫恐生他变” 的劝告,则“是其言而不用”。拜住的优柔寡断,正反映了蒙古上层集团内部“行汉法派”力量的脆弱。英宗寄予极大信任并依靠来实现新政的,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不过,拜住在促使英宗进一步实行新政采用“汉法”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至治二年春,在元朝建太庙四十年以后,英宗首次行亲享之礼,便是拜住施加影响的成功例子,《元史•拜住传》载:
“帝见羽卫文物之美,顾拜住曰:‘朕用卿言,举行大礼,亦卿所共喜也。’对曰:‘陛下以帝王之道化成天下,非独臣之幸,实四海苍生所共庆也。”
“……明日还宫,鼓吹交作,百姓耸观,百年废典,一旦复见,有感泣者。拜住率百僚称贺于大明殿。”
这段记载,颇为生动地叙述了英宗遵汉法、行“亲享礼”的隆重场面以及他倾心于汉法的政治倾向。

元代历史上,也许还没有一个皇帝的国策政令,在短时期内,发生象英宗至治二年十月开始的那种泾渭分明的改变。“英宗新政”的核心问题,就是“行汉法”。所谓“汉法”,就是建立在中原、南方封建农业经济基础之上并与之相适应的一整套封建上层建筑,包括中央集权制的官僚国家机器、法律制度与正统儒家思想等等。任何游牧民族的统治阶级,要在中原和南方建立统治,都必须顺应中原与南方原有经济基对上层建筑的固有要求,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社会制度形式,应当适应他们所面临的生产力水平”。因此,实行“以汉法治汉地”是历史的要求。忽必烈即位以前,长期经营漠南汉地,对此有所认识,他起用大批儒臣,并采用一系列“行汉法’’的政治措施。但是,另一方面,相当数量的保守蒙古贵族却竭力主张以蒙古旧俗统治汉地,从而形成顽固维护与汉地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游牧封建上层建筑的消极势力。自忽必烈以来,蒙古贵族内部“行汉法派”与守旧派之间不断对峙,双方力量互有消长。

这种情况,到元代中期,又有了新的发展。蒙古统治阶级内部出现新的分化。除保守的军事游牧贵族势力外,从蒙古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长期定居中原和南方的封建地主化的贵族官僚,他们的政治势力也渐渐有了发展,他们和汉族地主阶级在经济上有更为密切的联系,也更热衷以地租剥削方式来维持其阶级利益,英宗和拜住,正是这一集团在政治上的代表。

直到“南坡之变”已成为历史之后,一些儒臣还深深怀念这位皇帝,怀念那场失败的“新政”。苏天爵在《题忠献王传》中还发出这样的感叹:“呜呼,以先帝之刚明英断,丞相之公平秉直,使天假以年……则其规举施设将大有可观者。自古忠臣义士,欲除奸邪,率为小人所构,宁非天耶?宁非天耶?”而张养浩多年以后还在驾元英宗画像前寄托这样的哀思: “封章曾拜殿堂间,凛凛丰仪肃九川。回首桥山泪成血,逢君不忍问龙颜。”与英宗同时遇难的拜住,在这位老臣心目中,是位“出师未捷”“孤忠自倚了澄清,笑视群奸不足倾,壮志未酬还中彼,披图老泪雨如倾。”

这种深沉真挚的悲哀,发之为诗,颇为真实地表明元代儒臣阶层对于英宗新政的鲜明态度。

元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

元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

1. 硕德八剌汗朝(英宗),1320—1323年


和平即位

爱育黎拔力八达的18岁儿子硕德八剌于1320年4月19日继承帝位,这是元朝仅有的一次按照汉人长子继承原则的和平帝位移交。和平的帝位继承主要是因为爱育黎拔力八达早已注意到可能发生的争执。有的史料记载在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的约定中,爱育黎拔力八达死后应由海山的儿子继承帝位。①但是,这些史料的可信程度值得怀疑,因为有关帝位继承的记载在1328年海山的儿子继承帝位后肯定被修改过。以硕德八剌取代海山的长子和世■(1300—1329年)为皇太子的想法,按照我们所掌握的史料,出自皇太后答己、铁木迭儿或爱育黎拔力八达本人。②

可能在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宫廷中的普遍看法是应该以爱育黎拔力八达之子继承帝位,而不是让他兄长的儿子继承帝位,因为爱育黎拔力八达在海山去世后,马上对海山的大臣进行了血腥清洗并改变了海山的所有政策。不管怎样,硕德八剌在1316年被册立为皇太子,并在一年后被任为中书省和枢密院的名义上的最高长官。③为了保证硕德八剌顺利即位,他的潜在对手和世■于1315年被封为周王,送出京城。④有一次爱育黎拔力八达甚至戏称要禅位给他的儿子。①这些精心安排的结果是在爱育黎拔力八达去世后三个月(译者注:应为一个半月),硕德八剌没有遭任何反对继承了他父亲的帝位。

铁木迭儿的恐怖统治

铁木迭儿在爱育黎拔力八达1320年3月去世到1322年10月他自己去世之间,得到了比他在爱育黎拔力八达朝还大的权力。按照已是太皇太后的答己的旨意,在爱育黎拔力八达去世后仅三天,铁木迭儿就第三次被任命为右丞相。②由于铁木迭儿有太皇太后的全力支持,亦由于皇帝本人是个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并被身为太子太师的铁木迭儿在前两年中牢牢地控制在手中,铁木迭儿轻易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他将自己的族人和亲信委以要职、打击报复那些攻击过他及在过去不与他合作的人。在铁木迭儿的亲信中,黑驴、买驴和赵世荣被授以中书省平章政事的职务,黑驴和买驴是铁木迭儿最倚重的亦列失八的儿子。木八剌和张思明(1260—1337年)被任命为中书省右丞和左丞。③此外,铁失(死于1323年)被任命为御史大夫,通过他,铁木迭儿可以控制多年操纵在政敌手中的御史台。④铁木迭儿还让他的几个儿子担任了重要职务。⑤

为彻底清除反对者,铁木迭儿针对他的政敌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多次指出铁木迭儿贪赃枉法的杨朵儿只、萧拜住和上都留守贺胜(伯颜,1264—1320年),被用捏造的罪名处死。①尽收爱育黎拔力八达的老师李孟的封拜制命,降授为集贤侍讲学士。②于1319年率领监察御史攻击铁木迭儿的赵世延,平章政事王毅,中书省右丞高昉(1264—1328年),参议中书省事韩若愚(1260—1333年),都被铁木迭儿诬为有罪,幸由皇帝本人出面干涉才被免予处死。③由此,在硕德八剌朝初年,铁木迭儿的权势已达到近乎独裁的地步。

硕德八剌亲政

但是,年轻的皇帝硕德八剌并没有坐视不管。皇帝不久就成为与强权的铁木迭儿斗争的儒士效忠的核心。硕德八剌准备推行儒治,因为他与他的父亲一样,都受到过良好的汉学教育。在他成为皇太子之后,朝廷官员不断向他的父亲建议选择耆儒对他进行教育。④硕德八剌的老师有汉儒王集和周应极,有名的画家、书法家和鉴赏家柯九思(1290—1343年),畏兀儿诗人小云石海牙。⑤在儒学和佛学的极深影响下,硕德八剌能够背诵唐诗,并擅长书法。⑥

从即位初年,硕德八剌就显出了超出他年龄的政治独立性和决定意志。他甚至在即位之前就敢于违抗祖母的旨意,拒绝以她的亲信取代爱育黎拔力八达朝的大臣。太皇太后确实为他的独立性而怒气冲冲,发出过“我不拟养此儿耶”的感叹。①为遏制太皇太后和铁木迭儿的权力扩张,硕德八剌于1320年夏季任命22岁的拜住(1298—1323年)为左丞相。

这一任命给年轻的皇帝带来了两点政治好处。第一,拜住的得天独厚的家族背景有助于他得到蒙古旧贵族的支持。拜住家族在蒙古人中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因为他是成吉思汗的伴当和统帅木华黎(1170—1223年)的后人,是忽必烈时期颇有影响的丞相安童(1245—1293年)的孙子。②第二,拜住是在蒙古人中最能得到儒臣支持的人。安童曾以反对忽必烈的色目理财之臣和坚持政府的儒治原则而享名天下。③拜住本人受到过良好的儒学教育,在1315年就任太常礼仪使后,他与许多儒士建立了密切的关系。④这样,硕德八剌和拜住组成了一个年轻和有力的联盟,能够从不同方面限制铁木迭儿的影响,并且保护儒臣不受铁木迭儿的迫害。

两个集团的冲突在硕德八剌即位后仅两个月就达到了高潮。是时,以硕德八剌之弟兀都思不花取代他做皇帝的阴谋败露。⑤由于参与谋划废立的都是太皇太后的幸臣和铁木迭儿的亲信,皇帝拿不定主意如何处置他们。恰是拜住鼓励皇帝在太皇太后和铁木迭儿插手之前采取果断行动,将其全部处死。但是铁木迭儿本人未受到处罚,甚至没收的谋逆者家产还有一部分被赐给了铁木迭儿。①

健康因素亦对年轻的皇帝有利。铁木迭儿的身体每况愈下,皇帝因此能给拜住更大的权力。铁木迭儿死于1322年10月,此后一个月太皇太后亦去世,硕德八剌终于得以亲政。②第二年的前半年,御史台官员指斥铁木迭儿及其同伙私吞公款和贪赃,全面清算铁木迭儿于此开始。③在宫廷中未受挑战长达10年以上的这一集团遭到沉重打击,但是并没有覆灭。

至治改革

没有了太皇太后和铁木迭儿的阻碍,硕德八剌现在完全自主了。铁木迭儿死后他立即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在1322年12月任命拜住为右丞相。作为硕德八剌朝后期的独相,拜住起到了宰执、道德启发者和规劝者的作用。他在政府中任用大批汉人儒臣,其中不少是在铁木迭儿擅权时去职的人。儒臣的首要人物、前中书省臣张珪,重被任命为中书省平章政事,并成为拜住推行改革的主要助手。④在前朝大臣中,吴元珪(1251—1323年)和王约两人被封为集贤院大学士,韩从益被封为昭文馆大学士。这三位年长的学者都被指定参议中书省事。赵居信、擅长写作的孛术鲁翀(1279—1333年)和已经年过七十的吴澄等有名的年长儒者则在翰林院任职。①这样一来,儒臣在硕德八剌的宫廷中得到了极大的尊重并产生了影响。

在拜住和这些儒臣的倡导和辅助下,硕德八剌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有些不过是再次采用或延伸他父亲时的政策。②他重采他父亲裁减冗官的政策,试图压缩官府的规模。他重申他父亲的原则,忽必烈朝以后的冗官全部罢除,随后又罢免了皇太后、皇后属下机构的大量官员。③1323年2月,他又申命振举台纲,要求御史台官员纠察官员的各种不法行为。④

恰在此时,为了行政合理化和司法公正化,《大元通制》的校定完成。⑤在财政方面,于1323年5月采用了“助役法”以减轻人民的差役负担。⑥官府规定居民按资产多少各出一定比例的土地,以土地的出产补贴应役者。这一制度的目的显然是减轻小土地所有者的差役负担,因为并不要求他们出田助役。⑦

虽然硕德八剌决心继续他父亲的改革,但在情感上他并不成熟,思想上也不能一贯到底,因为到他1323年去世时才只有20岁。虽然他大胆尝试削减政府开支,他还是喜好浮华和铺张。最大的铺张是他对佛寺的施舍。

硕德八剌对佛教的热情不亚于对儒学的热情,他有一次甚至问拜住是否能够依靠佛教来治国。⑧他亲自造访山西的佛教圣山五台山,遣派僧侣去海外取经,并且对缮写金字经文不断给予资助。此外,他还下令各州为忽必烈朝的帝师、吐蕃高僧八思巴(1235—1280年)建立帝师殿,规模大于孔子庙。花费最大的工程是在大都西面的寿安山修造的大昭孝寺,用了三年时间,动用了数以万计的士兵从事工役。硕德八剌对这项工程异常关注,为此有四名上书反对该工程的监察御史被处死或贬出朝廷。①

可能是因为硕德八剌笃信佛教,伊斯兰教在他在位期间颇受歧视。②上都的回回寺被毁掉,改建成帝师殿。负责传授波斯语言的回回国子监被废罢。③回回散居郡县者,每户岁输包银二两,而在以前他们是享受免税待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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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653]《元史》,卷31,第639页;卷138,第3324页。
② [653]《元史》,卷27,第597页;卷31,第693页;卷116,第2902页;卷138,第3325页。
③ [653]《元史》,卷25,第575页。
④ [653]《元史》,卷25,第572页;卷31,第693页。
① [657]危素:《危太朴集》,卷7,17b—18a。
② [653]《元史》,卷27,第598页。
③ [653]《元史》,卷27,第598页;卷112,第2822—2825页。
④ [653]《元史》,卷207,第4600页。
⑤ [653]《元史》,卷27,第623、626页。
① [653]《元史》,卷205,第4580页;卷179,第4154、4151、4157页。[61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3,6a;卷16,2a;卷18,4a。
② [653]《元史》,卷175,第4089页。
③ [653]《元史》,卷27,第605页;卷136,第3303页;卷176,第4112页;卷205,第4580—4581页。
④ [653]《元史》,卷26,第585页;卷174,第4061页。
⑤ [653]《元史》,卷187,第4269页;[61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9,10b;[618]欧阳玄:《圭斋集》,卷9,21a;[758]杨镰:《贯云石评传》,第187页;[816]宗典:《柯九思年谱》,第187页。关于小云石海牙,见[294]理查德•J.林恩:《贯云石》。
① [653]《元史》,卷27,第599页;卷116,第2902页。
② 关于拜住家族的影响,见[857]萧启庆:《元代四大蒙古家族》,第141—230页。
③ 关于安童,见[390]罗依果:《木华黎、孛鲁、塔思和安童》。
④ 关于拜住,见[616]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4,1a—8a;[653] 《元史》,卷136,3300—3306页;[730]匡裕彻:《拜住及其新政》。
⑤ [653]《元史》,卷27,第602页;[628]《元典章新集•诏令》,5a;杨志玖指出这是硕德八剌编造的“谋逆”,为的是孤立太皇太后,见[753]《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第262—263页。
① [653]《元史》,卷27,第603页;卷136,第3301页;卷175,第4075页。
② [653]《元史》,卷205,第4580页。
③ [653]《元史》,卷28,第626、630—631页;卷124,第3046页;卷136,第3304页;卷205,第4581页。
④ [653]《元史》,卷175,第4074页。
① [653]《元史》,卷28,第626—627页;卷183,第4220页。
② 关于硕德八剌的改革,见[850]萧功秦:《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
③ [653]《元史》,卷28,第625页;卷175,第4079页。
④ [653]《元史》,卷28,第628—629页;[636]《南台备要》,卷1,14a—15b。
⑤ [653]《元史》,卷28,第628—629页;亦见孛术鲁翀:《大元通制序》,《国朝文类》,卷36,6a—9a。
⑥ [653]《元史》,卷28,第630页;详见[791]陈高华:《元代役法简论》。
⑦ [616]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7,9b—10a;卷10,11b—12a。
⑧ [616]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4,5a。
① 大昭孝寺即今天有名的西山卧佛寺。见[619]许有壬:《至正集》,卷47,70a;[794]陈高华:《元大都》,第74页。
② 关于硕德八剌的反伊斯兰教政策,见[753]杨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第263—264页。
③ 关于回回国子监,见[199]黄时鉴:《元代中国的波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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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南坡之变

不论硕德八剌朝统治的得失,其结束是既突然而又悲惨。1323年9月4日,皇帝一行从上都返回大都,在上都南面30里的南坡驻帐。当天深夜,御史大夫铁失带领他管领的阿速卫军,冲进皇帝的大帐,将硕德八剌和拜住二人杀死。④直接参与这次政变的,有知枢密院事也先帖木儿、大司农失秃儿、前中书省平章政事赤斤铁木儿、前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完者、铁木迭儿之子前治书侍御史锁南、铁失弟宣徽使锁南。除了这些高官外,还有五名宗王卷入了此次事变:安西王阿难答的弟弟按梯不花、阿里不哥之孙齐王孛鲁、阿难答之子新封安西王月鲁铁木儿、曲吕不花(身份不详)和蒙哥汗后人兀鲁思不花。

在刺杀皇帝之后,反叛者迅速赶到大都,控制了政府机构。同时,派遣使者前往漠北去请晋王也孙铁木儿即位。

反叛者的组成反映了冲突的性质。主要的策划者铁失,既是皇亲,也是以前铁木迭儿的亲信。他是与皇族保持世婚关系的亦乞列思部人,铁穆尔汗的女儿益里海涯之子。①更重要的是,他的妹妹速哥八剌(死于1327年)是年轻皇帝硕德八剌的皇后。②铁失本人被铁穆尔收为养子并成为他的亲信。在爱育黎拔力八达朝任宣徽使之后,在硕德八剌朝初年他是朝中最有权势的大臣之一,以御史大夫兼忠翊卫、阿速卫都指挥使。虽然在清除铁木迭儿一派时铁失也涉嫌贪赃,他却得到皇帝的赦免,显然是因为他是皇帝的姻亲。同铁失一样,其他谋反者多数是铁木迭儿的蒙古和色目同盟者,他们已经被撤职或即将被撤职。在1323年清除铁木迭儿同党进一步深入时,他们担心惩罚将落到自己头上。因此,他们参与密谋,是为了救他们自己。

更有意义的是,在16个知名的反叛者中有5个是宗王。但实际上参与此事的宗王比列出来的人要多得多。在也孙铁木儿即位后不久,右丞相旭迈杰(死于1325年)告诉他能够自拔逆党、尽忠朝廷的“宗戚”,只有买奴一人。③诸王与铁木迭儿的关系,现在尚不清楚。

诸王作为一股势力有充分理由怨恨硕德八剌。在硕德八剌很短的在位时间中,有两次因为财政困难取消了诸王的岁赐,这在元朝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举动。①此外,为了增加皇室的权威,硕德八剌似乎比他以前的各位皇帝在封王上控制得更严,②并试图对诸王进一步加以约束。③他不顾皇室宗亲享有的传统特权而采取这些限制诸王的措施,促成他们参与谋反。

简而言之,铁木迭儿一派的残余势力与不满的蒙古诸王结盟,终于演出了南坡之变。探视其更深的背景,硕德八剌的被杀是两个政治集团之间冲突的极点,而这种冲突至少在爱育黎拔力八达朝初年就已经开始了。④爱育黎拔力八达和硕德八剌在汉化的蒙古大臣和汉人儒臣的支持下,做了多种努力使元廷更加儒化,这意味着加强中央集权和官僚体制。另一方面,以皇太后答己和她的亲信铁木迭儿、铁失为首的一派似乎不只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斗争,他们还在蒙古、色目贵族和官员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这些贵族和官员对有损于他们世袭政治、经济特权的改革自然是持反对态度。虽然硕德八剌在答己和铁木迭儿死后赢得了短暂的胜利,他的进一步行动却激成反叛,并导致了他自己的悲惨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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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关于南坡之变,见[653]《元史》,卷28,第632—633页;卷29,第637—638页;卷136,第3305页;卷207,第4600页;[850]萧功秦:《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第43—46页。
① 铁失的传记,见[653]《元史》,卷207,第4599—4600页;[689]屠寄:《蒙兀儿史记》,卷122,4b—5a。
② [653]《元史》,卷114,第2876页。
③ [653]《元史》,卷29,第642页。
① [653]《元史》,卷27,第606页;卷28,第621页。
② 硕德八剌在位的三年半时间中,封王的只有7名宗室成员,而在铁穆耳朝有15人封王,海山朝28人封王,爱育黎拔力八达朝有30人封王。见[351] 野口周一:《元朝后半期的王号授与》。
③ 见[653]《元史》,卷28,第632页的例证。
④ [850]萧功秦:《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第4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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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爱育黎拔力八达汗朝(仁宗),1311—1320年

早年的倾向

1311年4月爱育黎拔力八达继承兄长海山的皇位,是元朝历史中第一次和平与平稳的帝位继承。按照先前的约定,海山在1307年将他的弟弟封为皇太子,并像忽必烈在位时确定真金为继承人后的做法一样,任命爱育黎拔力八达为中央各机构名誉上的最高首脑,这些都为帝位的平稳转移创造了条件。④从海山与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兄弟情分和兄终弟及的和平即位方式来看,人们可能会认为两朝皇帝在政策和用人上保持连续性。但是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初年的表现恰恰相反:海山的主要大臣都遭清洗,大多数政策都被废止。这些作为,可以追溯到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文化、思想倾向以及他与兄长间的复杂政治关系。

爱育黎拔力八达从十几岁起就学于儒士李孟,李孟向他灌输的儒家伦理和政治观念对他后来的政治态度有很强的影响。①爱育黎拔力八达在怀州任宗王及后来身为海山的皇太子时期先后在身边任用的汉儒有陈颢(1264—1339年)、王毅、王约(1252—1333年)、赵孟頫(1254—1322年)、王结(1275—1336年)、张养浩、尚野(1244—1319年)、姚燧(1238—1313年)和萧■(1241—1318年);艺术家有商琦和王振鹏;此外还有色目学者板勒纥人察罕(他后来成为一个伟大的翻译家)和畏兀儿散曲作家小云石海涯(贯云石,1286—1324年)。结果是爱育黎拔力八达不仅能够读、写汉文和鉴赏中国绘画与书法,还非常熟悉儒家学说和中国历史。②在儒家政治学说的强烈影响下,爱育黎拔力八达自然反对海山所建尚书省的各项聚敛政策。

爱育黎拔力八达与他的兄长之间固然具有手足温情,但亦有政治上的微妙关系。因为爱育黎拔力八达实际上为他的兄长夺得了帝位,海山总是怀疑他有自己篡夺帝位的图谋。爱育黎拔力八达的老师李孟在海山即位后立即弃官而去,因为他被指控曾力促爱育黎拔力八达自己即位。爱育黎拔力八达在政治上不便为李孟辩护。①从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地位考虑,东宫詹事丞王约不断劝告他在政治上持忍让态度。②尽管如此,尚书省平章三宝奴和主要的宦官李邦宁还曾建议以海山之子和世■(1300—1329年)取代爱育黎拔力八达的皇太子位置。③爱育黎拔力八达似乎对他兄长的政策所起作用甚少,他对这些政策的反对直到他自己即位后才显示出来。

清洗

爱育黎拔力八达对兄长政策的反对和热切希望元朝政府更加儒化,促使他在即位前后很快进行了血腥清洗并废除了兄长的绝大多数政策。1311年1月30日,海山去世后仅三天,爱育黎拔力八达就撤销了尚书省,将其主要官员脱虎脱、三宝奴、乐实、保八、王罴逮捕并处死。④在其后的几个月中,废止至大银钞和铸币,中统钞和至元钞又成为官方通行的仅有货币。官员的人数裁减到1293年的水平,曾经升级的各官署则恢复到忽必烈时期的地位。海山批准的各项公共建筑计划,亦全部停工。⑤

爱育黎拔力八达在朝廷中加强了士大夫在政府中的地位。除了任用蒙古和色目丞相外,他成功地将他的老师李孟和出身于显赫汉军世家的儒帅张珪(1264—1327年)任命为中书平章政事,给予他们管理政府的极大权力。爱育黎拔力八达最早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把忽必烈时期的16位老臣召到京城,包括著名学者李谦(1234—1312年)、郝天挺(1261—1317年)、程钜夫(1249—1318年)和刘敏中(1243—1318年),他们中的不少人被委以要职,其他人则成为顾问。①爱育黎拔力八达还不断下令选取文学之士入翰林院和集贤院。②他的重用儒士,不仅仅是为了装饰门面。在他们的导引和支持下,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位初年采取了一些重要的举措,推动了元朝进一步汉化和儒化的改革。

恢复科举考试

爱育黎拔力八达使官僚队伍更加儒化的大胆尝试,是他改革元朝制度的最重要措施。儒士以前在元朝政府中之所以没有起到重要作用,主要原因是以前各朝都没有把他们的学问视为补选官员的基本标准。大多数高官是以出身为评选标准而产生(通过承袭和荫的特权,荫即降等承袭其父辈的官职),而多数中下级官员则是由吏入官。结果是大多数官员并没有受过儒学教育,也不具备儒家的政治倾向。

为改善通过承荫得官者的教育水平,1311年下诏规定汉人职官子孙承荫,需考试一经一史,考试合格者直接任职,免去见习期。③蒙古和色目职官子孙承荫者可以选择考试,通过考试的人授官时比原袭职务高一等。可能是为了减少儒官的竞争,由地方机构胥吏出身的官员可以出任的最高职务自四品官降为五品。④但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所做的最有意义的制度变化,是恢复了科举考试制度。

科举考试是中原王朝甄选统治精英的主要途径,关系重大,所以在忽必烈朝不断围绕恢复考试问题展开争论,但是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在恢复科举考试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有两个原因。①第一,由于元廷主要依靠承袭制补充官员队伍,采用考试制度将会损害蒙古、色目甚至汉人贵族家族的承袭和荫的特权,所以会遭到反对。第二,在汉人士大夫中对考试是否是补充精英的有效制度和采用何种科目亦存在完全对立的看法。一派赞成采用宋朝和金朝的考试科目,注重文学和经学的考试。受朱熹对考试制度的观点影响颇深的理学家反对这种观点,主张在科目中去掉文学,注重重要经典和策问考试。

因为没完没了的争论,科举考试一直没有恢复。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后,形势发生了变化。改善官员水平的急迫需要和皇帝本人欲使他的政府更加儒化的迫切要求,使得请求恢复科举考试的呼声再次高涨起来。②此时因为理学在元廷官员圈中已经占了明显的优势,以前理学家提出的方案几乎未遭任何反对就被采纳了。

1313年颁诏并在其后的两年中首次实行的新考试制度,显然有利于理学家的观点。考试科目重经学而轻文学。它还指定朱熹集注的《四书》为所有参试者的标准用书,并以朱熹和其他宋儒注释的《五经》为汉人参试者增试科目的标准用书。这一变化有助于确定理学的国家正统学说地位,具有超出元代本身的历史意义,并被后来的明、清两代基本沿袭下来。③

除此之外,新考试制度还有一些反映元朝统治下特有的多民旅社会的特征。在新制度下,蒙古和色目人的考试不仅比汉人、南人简单,他们还在种族制度下享有“同等席位”,通过各省考试参加会试的名额,按照四等人的划分,每等人75个名额。另外,为了不损害旧贵族家族的承袭特权和扰乱现存的官僚体制,登第殿试的名额控制在较低水平上,每次考试不超过100人。此后元廷举行了16次考试,考中进士的共计1139人。这个数字,只比同时期文官总人数的4%稍多一点。①因此,科举考试制度并不意味着对享有特权的贵族子弟利益的严重损害。

爱育黎拔力八达推行的考试制度,应被看作施行平等任官机会的汉人观念和作为征服王朝的元朝的社会政治现实之间的结合。然而,爱育黎拔力八达恢复科举考试制度,既有文化意义,也有社会和政治意义。把儒家学说作为甄选精英的标准,给汉族士人入仕提供了一条正常的道路。这对江南的士人更为有利,因为直到此时他们多被排除在官场之外。此外,考试制度也鼓励蒙古人和色目人学习汉学,特别是那些不属于贵族家族的人,并由此加速了征服者的汉化。②

编撰法典

编撰法典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改革元代制度而产生预期结果的另一个领域。可能是因为在多元文化社会确定统一的法典有难以克服的困难,也可能是因为蒙古统治精英认为统一法典会限制他们的权力所以采取了反对的态度,元廷从未制定一个通行全国的标准法典。缺乏法典引起了汉人官员的极大焦虑,他们进行了多次努力编撰法典和律例,以作为判案的依据。最早的补救措施是1291年颁布的《至元新格》,这大体上是个法令汇编。①此后铁穆耳朝和海山朝编修法典的努力几乎毫无成效。

爱育黎拔力八达很快采取措施对这样的形势加以补救。在1311年即位的当月,他命令中书省臣汇集从忽必烈朝初年以来的律令条规。这一汇编工作于1316年完成。②但是对汇编的复审过程比预期的时间长得多。直到硕德八剌即位后两年的1323年,这一法典才以《大元通制》的名目正式颁行。这个新法典收录了建国以来的法律条文2400余条,分为断例、条格、诏制、别类四大类。③

《大元通制》虽不是一个全面性的法典,按照现代法制史学者的观点,此书“是元代法律成熟的标志,因为它有充实的内容并采用了以《泰和律》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法典的结构”。《泰和律》是金朝的法典,它的编撰遵循的是唐代法典模式。④但是,作为征服王朝的法典,《大元通制》没有完全照搬以前的中国法典。它在许多方面反映了蒙古人的习俗和元代特有的制度特征。⑤《大元通制》和也是在爱育黎拔力八达朝由江西地方政府或私人编辑的《元典章》,是元代法制史的两个里程碑,也是征服王朝的元朝日趋成熟的反映。

书籍翻译和出版

爱育黎拔力八达对汉文化的喜爱,他和他的臣僚(特别是蒙古和色目臣僚)对儒家政治学说和汉人历史经验的渴求,可以从爱育黎拔力八达下令翻译或出版的著作的数量和性质上反映出来。①翻译成蒙古文的汉文著作包括:儒家经典《尚书》;②宋人真德秀(1178—1235年)撰写的《大学衍义》;与唐太宗(627—649年在位)有关的两部著作,吴兢(670—749年)撰写的《贞观政要》和太宗本人为他的继承者撰写的《帝范》;司马光(1019—1086年)撰写的伟大史书《资治通鉴》。

在爱育黎拔力八达赞助下出版的汉文著作包括:儒家经典《孝经》;刘向撰写的《烈女传》;唐代学者陆淳研究《春秋》的论著以及元代官修农书《农桑辑要》。③

虽然以上所列在爱育黎拔力八达同意下出版的汉文著作,反映的是他作为天子有倡导大众道德和增加物质福利的责任,翻译著作的选择,则显示了他的实用主义目标。在下令翻译《贞观政要》时,他指出此书有益于国家,并希望蒙古人和色目人能够诵习该书的译本。④蒙古君主显然希望蒙古和色目精英,包括他自己,能够学习儒家的政治学说和汉人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唐太宗的教诫,能把国家管理得更好。

限制贵族特权的失败

爱育黎拔力八达按照中原传统方式对元朝政府的改革无法走得太远,因为他不能削弱蒙古诸王的行政权、司法权和经济特权来加强中央集权。尽管忽必烈推行了中央集权的政策,蒙古诸王仍然拥有对他们领地(投下)相当多的行政、军事、财政、司法权。①进一步削弱他们的权力是政治冒险,因为这将面临蒙古和元帝国一条最基本原则的正面挑战。爱育黎拔力八达尝试削弱诸王权力的失败,主要是因为这一原因。

1311年冬季,爱育黎拔力八达下令撤销诸王的札鲁忽赤(汉译断事官),蒙古人犯盗诈者,命所隶千户鞫问。②由于札鲁忽赤代表诸王处理他们领地中的蒙古人的法律事务,撤销札鲁忽赤显然意味着取消了诸王直接审理他们属下的蒙古人案件的权力。③皇帝的这一命令似乎只实行了很短的时间,因为已知晋王也孙铁木儿(后来的泰定帝,1323—1138年在位)和周王和世■(海山之子,后来的明宗,1329年在位)两人在1316年被允许在他们位下设立了几个札鲁忽赤。④

爱育黎拔力八达削弱诸王行政权力的尝试受到更激烈的反抗,亦以失败告终。在右丞相铁木迭儿(死于1322年)的建议下,1315年爱育黎拔力八达下令诸王分地的达鲁花赤①由中书省任命的“流官”担任,诸王只能任命副达鲁花赤。②一年以后,甚至连诸王任命副达鲁花赤的权力也被取消了。由于达鲁花赤是诸王分地内的主要长官,常由宗王的亲信侍从充任,这样的做法招致一些宗王和御史台的激烈批评,他们指出这样做既违背了成吉思汗与兄弟们共享天下的约定,也破坏了忽必烈制定的制度。面对这些责难,元廷不得不在1317年取消改革措施,再次允许领主自辟达鲁花赤。③

海山时期对诸王的赏赐相当靡费,但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朝在缩减岁赐额方面未做多少努力。在海山去世的当月,爱育黎拔力八达以诸王朝会普赐金39650两,银1849050两,钞223279锭,币帛472488匹。④岁赐和海山朝的特殊赏赐依然照颁不辍,⑤爱育黎拔力八达没能做出大幅度削减赏赐额的举动。这样的赏赐是蒙古制度的一部分,爱育黎拔力八达需要确保诸王的继续支持,首先是支持他登基,以后还要支持他违背与兄长的约定以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的举动。此外,由于诸王的贫困和急需朝廷以赏赐的方式进行财政补助,这样的赏赐亦是必要的。根据1319年的统计数字,领主收入所依赖的“五户丝户”的总额只占窝阔台汗(1229—1241年在位)1236年初建分封制度时封户总数的1/4。①爱育黎拔力八达如进一步减少诸王的收入便会破坏分封制度,而分封制度是元朝政治结构的一个重要基石。

经济和财政政策

爱育黎拔力八达无力削减赏赐恰是使他不能恢复政府财政机能的一个因素。主要的原因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没有任何可行的经济—财政政策,他也不能坚持推行他的其他政策。他的基本经济观念是典型的儒家观念:省刑薄赋,使百姓各遂其生。②实际上,除了废止海山的聚敛政策外,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政府还试图以停止海山时期开始的公共建筑计划来减少政府开支,削减冗官,在可控制的范围内适度增加赏赐的数额。假如他们能使之制度化,这些政策确实能够减少政府的开支。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削减冗官和减少赏赐额都没有持续进行。③爱育黎拔力八达除了在他即位初年曾实行劝农外,没有其他的增加国家税收的计划。④

更激烈的措施于1314年和1315年出台,是时铁木迭儿第二次出任右丞相。这些新举措使人想到海山时的政策,所以不能确定有多少举措出自皇帝之手。正如我们将在后面所述,铁木迭儿是皇太后答己的宠臣,爱育黎拔力八达很难控制他的举动,而在《元史•铁木迭儿传》中,把这些举措全归在他的名下。①铁木迭儿增加国家税收的举措包括重将对外贸易置于市舶提举司之下和预卖盐引及官府监造的铁制品。②但是他最重要的计划,是要重新进行早年桑哥时推行的“经理”。③

经理的建议最早是由忽必烈时期留下的中书平章政事张驴提出来的,目的是通过核实田产来增加税收。④该计划要求江浙、江西和河南三省的土地所有者在40天内向官府报告田产的实际情况,报告不实者要受到处罚。假如施行得当,这次经理不仅能够大大增加国家税收,还有助于建立更平等的税收机制。确实,在宋旧境内的有田富民经常有田而不交税,而贫民甚至在卖了土地之后还要纳税。

当经理于1314年冬季正式实行时,由于官员的上下其手导致的执行不当,引起了广泛的困扰和怨恨,尤其是江西南部有田富民的怨恨。结果是1315年的秋季在江西宁都爆发了大规模起义,起义的领导者蔡五九自号为蔡王(1315年在位)。⑤虽然起义在两个月中就被镇压了下去,政府不得不完全停止经理,甚至在1316年免除了自实田的租税。①结果是铁木迭儿偏离爱育黎拔力八达政策主线的增加国家税收的举措突然终止。此后,政府并未采取任何措施来巩固其财政。

派别之争

爱育黎拔八达改革元朝制度未能成功,不仅是因为遇到诸王对抗,还因为他被宫廷内部的激烈派别之争所扰。爱育黎拔力八达从未成为他的家族乃至宫廷的主人,因为他的权力总是受到来自他的母亲皇太后答己及其属下的强烈限制。出身于与皇室保持世婚关系的弘吉剌部的答己,是一个擅权和道德有问题的女人。②爱育黎拔力八达从未采用任何有效的措施来阻止她干政。这样,在她的保护下,她在徽政院和宣徽院的亲信实际上组成了一个对抗中书省的权力中心。在答己的亲信中,铁木迭儿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朝和硕德八剌朝初期权力最大的人。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位的最后两年,围绕铁木迭儿的权力之争使政府陷于瘫痪。

虽然铁木迭儿出身于著名的蒙古家族,但他完全是在皇太后的庇护下得以生存并得到了权力。③他发迹于宣徽院,该院是管理宫廷宴享饮食事务的机构。从海山即位时始,铁木迭儿任宣徽使,他赢得了皇太后的信任并与她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为他后来的生涯取得了政治资本。1311年2月,在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前两个月,皇太后即任命铁木迭儿为右丞相,这可能违背了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意愿。在1313年春季铁木迭儿第一次去职之前,他任中书省的最高职务达两年之久。①在被迫离开中书省之后,铁木迭儿加强了与徽政使失列门及皇太后其他宠幸的联系。②在答己的重新支持下,铁木迭儿又在1314年秋季成功地再次出任中书省右丞相。③

据说铁木迭儿第二次任右丞相之后,更加腐败和专横,“以憎爱进退百官”。④不久就出现了对立的两派:一派以铁木迭儿为中心,另一派由李孟、张珪、中书平章政事契丹人萧拜住(死于1320年)、以唐兀人杨朵儿只(1279—1320年)和汪古部人赵世延(1260—1336年)为首的御史台官员等组成。⑤双方的冲突在1317年夏季达到顶点,是时监察御史40余人以奸贪不法弹劾铁木迭儿。由于证据确凿,爱育黎拔力八达下令逮捕铁木迭儿。但是,由于铁木迭儿还在皇太后的保护之下,爱育黎拔力八达最终只解除了他的宰相职务。⑥

另一次冲突发生在1319年初夏。由于铁木迭儿被委任为太子太师,在御史中丞赵世延的率领下,四十多名监察御史上书朝廷指出此人不可辅导东宫,并且列举了他的十余条罪状。尽管如此,在皇太后的坚持下,铁木迭儿的任命依然保留。中书平章张珪因反对铁木迭儿任职,在皇太后的命令下遭到杖责。至此时,铁木迭儿的主要对手都被强行去职或放逐。作为太子太师,铁木迭儿得以在爱育黎拔力八达朝剩下的最后六个月控制着整个政府。①

表面上,铁木迭儿与他的对手之间的冲突,是邪恶、腐败的宰相对抗忠臣及耿直的台臣的典型事例。但是,深入研究就会看出这是在政府高层进行的带有政治和思想色彩的激烈的权力之争。一方面,铁木迭儿及其在宫廷中的同盟者得到了皇太后的支持。铁木迭儿与后来图帖睦尔(1328—1332年在位)和妥欢贴睦尔(1333—1370年在位)时的权臣不同,燕铁木儿(死于1333年)和蔑儿乞部的伯颜(死于1340年)都享有凌驾皇帝的个人权力,铁木迭儿的权力则来自皇太后,而且有赖于皇太后的支撑。铁木迭儿本身权力的增长,就意味着皇太后对政府作用的增长。皇太后的对立面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本人,他即使并没有采取积极的支持行动,他的存在对铁木迭儿的为数众多的对手就是鼓励。实际上,爱育黎拔力八达一定非常反感他的母亲不间断地干预政务并经常违背他的意愿将她的亲信委以要职。

虽然没有明显的思想倾向,主要由蒙古和色目官员组成的铁木迭儿一派,关心的显然是保留与他们有密切关系的特权。因此,他们反对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改革。铁木迭儿尽管不是一个阿合马、桑哥式的理财家,①但还是采用了被他的反对者视为聚敛手段的财政政策。铁木迭儿的对手虽然是一个种族混合集团,但绝大多数是由于支持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改革而站在一起的儒士,他们把铁木迭儿及其同伙视为达到自己政治目标的障碍。

儒士一派没有扳倒铁木迭儿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皇帝对他母亲的软弱。爱育黎拔力八达天性慈孝,“事皇太后,终身不违颜色”。②孝顺不仅是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天性,也是他所设计的儒式政府的基本准则。爱育黎拔力八达之所以没有除掉铁木迭儿,就是因为他不愿意反抗和触犯他的母亲。第二是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儒治政策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无法为既成权力体制所接受。这种政策有损于诸王和蒙古、色目官员的传统政治和经济特权。于是,儒士在与铁木迭儿的对抗中,很少得到蒙古和色目精英的支持。

爱育黎拔力八达死于1320年3月1日,终年35岁。爱育黎拔力八达朝以极大期盼和果斯行动开端,所以还是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为“延祐儒治”。③它虽然为元朝增加了更多的中原色彩,但是实际上没有成功地遏制蒙古和色目精英的既得利益,因此没能从根基上改造蒙古—元朝的“整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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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653]《元史》,卷22,第480页;卷24,第536页。
① [653]《元史》,卷175,第4084页。
② 关于汉文化对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影响,见[653]《元史》,卷24,第535—536页;[557]吉川幸次郎:《元代诸帝的文学》,第235—240页;[122]傅海波:《蒙古皇帝能读、写汉文吗?》,第31—33页;[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13—15页;[801]罗贤佑:《元朝诸帝汉化述议》,第71—72页。
① [653]《元史》,卷174,第4087页。
② [653]《元史》,卷178,第4140页。
③ [653]《元史》,卷138,第3324页;卷204,第4551页。
④ [653]《元史》,卷24,第537页。
⑤ [653]《元史》,卷24,第545—546、549、552页。
① [653]《元史》,卷24,第537页。
② [653]《元史》,卷24,第545—548页。
③ [653]《元史》,卷83,第2061页。
④ [653]《元史》,卷183,第4220页;亦见[729]许凡:《元代吏制研究》,第53—54页。
① 关于元代科举考试长期停废的原因,见[2]安部健夫:《元代知识分子与科举》;[692]丁昆健:《元代的科举制度》;[824]姚大力:《元代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第33—38页;[88]狄百瑞:《理学和心学》,第53—54页;[273]刘元珠:《关于元代的考试制度:北方程朱理学儒士的作用》。
② [653]《元史》,卷175,第4089页;卷178,第4142页;[616]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43,5b。
③ [88]狄百瑞:《理学和心学》,第57—66页。
① [824]姚大力:《元代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第47—48页。关于爱育黎拔力八达推行的科举考试制度及其后来的发展,亦见[315]宫崎市定:《元朝的蒙古官职和蒙汉关系:科举复兴意义再探》;[755]杨树藩:《元代科举制度》。
② [859]萧启庆:《元代科举与精英流动:以元统元年进士为中心》,第129—160页。
① [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第14—23页;[517]植松正:《汇辑〈至元新格〉与解说》。
② [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第24—26页;[623]孛术鲁翀:《大元通制序》,《国朝文类》,卷36,7a。
③ 《大元通制》的条格类的一部分保存下来并在1930年由国立北京图书馆重印,名为《通制条格》。
④ [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第29页。
⑤ 见黄时鉴:《大元通制考辨》,《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第157—171页;亦见[1]安部健夫:《〈大元通制〉解说》。
① 关于元代将汉文著作翻译成蒙古文,见[149]沃尔特•富克斯:《元代的蒙文译著》;[118]傅海波:《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史学:民族涵化中史学的作用》;关于元代仅存的蒙文汉译著作《孝经》的研究和译注,见柯立夫[71]:《早期蒙文译本〈孝经〉第一章》;《早期蒙文译本〈孝经〉第二章》;[69]《早期蒙文译本〈孝经〉第十八章》。亦见罗依果:[392]《蒙文译本〈孝经〉》;[389]《蒙文译本〈孝经〉续论》。
② 关于下列书的翻译,见[653]《元史》,卷24,第536、544页;卷25,第565页;卷26,第578页;卷137,第3311页;卷181,第4172页。
③ [653]《元史》,卷24,第536页;卷26,第587页。
④ [653]《元史》,卷24,第544页。
① 研究元代“投下”的成果很多,如[336]村上正二:《元朝投下的意义》;[220]岩村忍:《蒙古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01—469页;[413]保尔•拉契内夫斯基:《蒙古时期投下的意义》;[809]周良霄:《元代投下分封制度初探》;[822]洪金富:《从投下分封制度看元朝政权的性质》。
② [653]《元史》,卷24,第547页。
③ 关于断事官,见[483]田村实造:《中国征服王朝研究》,第2卷,第444—463页;[711]札奇斯钦:《说〈元史〉中的札鲁忽赤并兼论元初的尚书省》。
① 达鲁花赤是个蒙古语词,原意为“镇守者”,后专指各官府的最高监治长官。按照元朝的制度,在中央和地方的许多机构,达鲁花赤都位于所有在职官员之上,他们的作用比行政官员大得多。除了极少的例外,只有蒙古人和色目人才能充任达鲁花赤。见[68]柯立夫:《达鲁花赤考》;札奇斯钦:《说〈元史〉中的达鲁花赤》,第465—631页;[105]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的《蒙古在中国的统治》是研究达鲁花赤制度的专著。
② 《元史》,卷25,第569页。
③ [628]《元典章》,卷9,9a—10a。[653]《元史》,卷25,第573—574页;卷26,第579页;亦见[103]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在《元代的中央机构》第545页的评述和她的《蒙古在中国的统治》,第97—101页。
④ [653]《元史》,卷24,第538页。
⑤ [715]史卫民:《元岁赐考实》,第148页。
① [220]岩村忍:《蒙古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58—461页。
② [653]《元史》,卷26,第577页。
③ [762]李则芬:《元史新讲》,第3卷,第377—378页。
④ [653]《元史》,卷24,第538、552、556、558页。
① [653]《元史》,卷205,第4577—4578页。
② [653]《元史》,卷94,第2402页;卷205,第4578页;[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第224、233页。
③ 关于桑哥的经理,见[513]植松正:《元代初期对江南的控制》,第57—60页。
④ [653]《元史》,卷25,第566、567、571页;卷94,第2353页;[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第31—32页;[754]杨育镁:《元代江南田赋税制考》,第155—157页。
⑤ 关于蔡五九起义,见[792]陈高华:《元代初期和中期各族人民起义斗争》,第306—308页;[751]杨讷、陈高华编:《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第1卷,第151—159页。
① [653]《元史》,卷93,第2353页;[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第38页。
② 答己的传,见[653]《元史》,卷116,第2900—2903页。关于徽政院作为权力中心所起的重要作用,见[708]方广锠:《元史考证两篇》,第231—233页。
③ 铁木迭儿出身于八邻部分支速合纳惕部,他的祖父不怜吉歹是蒙哥朝的著名将领。他的伯父忽鲁不花是忽必烈朝初年的左丞相。见[689]屠寄:《蒙兀儿史记》,卷122,1b。
① 根据《元史》本传,铁木迭儿1313年去职是因为健康原因(《元史》,卷205,第4576—4581页)。但是我们从其他史料得知,他的去职实际上是因为他的罪行所致。见[61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6,1b。
② [61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6,1b。[653]《元史》,卷175,第4075页。
③ [653]《元史》,卷25,第566页。
④ [653]《元史》,卷176,第4112页。
⑤ [653]《元史》,卷175,第4073页;卷179,第4153—4154页;卷180,第4164—4165页;卷205,第4578—4579页。
⑥ [653]《元史》,卷26,第579页;卷205,第4579页。[61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6,1b—2a;卷18,3b—4a;[616]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43,4b。
① [653]《元史》,卷26,第589页;卷205,第4579—4580页;[619]许有壬:《至正集》,卷76,19b—20a;[61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8,10b—11a。
① 窦德士认为铁木迭儿是“忽必烈朝理财之臣的继承者”([84]《征服者与儒士》,第37页)。但是,阿合马和桑哥原来都是蒙古统治机构之外的人,因为他们具有理财能力而被忽必烈所信用。铁木迭儿与他们不同,他原来已经是统治机构中的一员,他的掌权与财政事务全无干系。
② [653]《元史》,卷26,第594页。
③ [745]孙克宽:《江南访贤与延祐儒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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