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奇人王保保:死心塌地的保元朝的汉人

乱世奇人王保保:死心塌地的保元朝的汉人


在《倚天屠龙记》中赵敏的哥哥王保保,在小说里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配角,只出场了两、三次。但在历史上,王保保是一个叱诧风云、纵横天下,被明太祖朱元璋称为“天下奇男子”的伟人。

大概是在洪武初年岭北和林战役结束后不久,有一天明太祖朱元璋大宴众将领时突然问大家:“天下奇男子谁也?”众人都回答说:“常遇春是也。遇春将不过万人,横行无敌,真奇男子也。”太祖笑着说:“遇春虽人杰,吾得而臣之。吾不能臣王保保,其人,奇男子也。”这一著名典故见《明史,扩廓帖木儿传》。又据姚明的《清溪暇笔》载,在太祖夸赞王保保为天下奇男子后,“其后民间凡遇有微劳自矜者则诮之曰“尝西边拿得王保保来耶”至今遂成谚语。”也就是说,王保保不仅在明朝廷威名赫赫,在民间也是家喻户晓。当时如果有人作了一点小事就很骄傲的话,可以用“尝西边拿得王保保来耶”这一谚语来讽刺。(意思是,这点事算什么,有本事到西边把王保保抓来)

王保保在明朝初年可谓威名显赫,在明太祖的心目中甚至超过了开国第二名将常遇春,让我们看看历史上王保保是如何的一个奇男子吧。

一,削平逆党,构乱中原。

王保保,胡名扩廓帖木儿(Koko Temur, 扩廓是蒙古语“青”的意思)“沈丘人,小名保保。元平章察罕帖木儿甥也。察罕养为子,顺帝赐名扩廓帖木儿。”(《明史,扩廓帖木儿传》)王保保不象小说中是察罕的儿子,而是察罕的外甥。察罕帖木儿(Chaghan Temur)是乃蛮人(乃蛮人后来分别被蒙古和畏吾尔同化了),汉姓李,字廷瑞,察罕在蒙古语里的意思是“白”。而王保保则是汉人(不是现代意义的汉人,当时汉人专指北方在金朝就归降异族的汉族人,南方人当时被称作蛮子( Manchi))。元末蛮子起义,察罕在至正12年起义兵,转战河南、河北,收复汴梁,击退刘福通,平定山东,降田丰,“灭贼几尽”。后来在察罕总大军围益都的关键时刻,降将田丰刺杀了察罕,逃进了益都城。元惠宗(即元顺帝妥欢帖木儿Toghon-Temor汉语意“小铁锅”,乌哈图汗,顺帝是明太祖对其的蔑称)即在军中拜扩廓帖木儿为“银青光禄大夫、太尉、中书平章政事知枢密院事、太子詹事,仍便宜行事,总其父兵”(《新元史,扩廓帖木儿传》),开始了扩廓一生中辉煌的一页。

这一年是元至正22年,即公元1363年。

扩廓总察罕兵后,急攻益都,穿地道攻城,益都陷落。扩廓生擒守将王士诚和杀害察罕的田丰,剖其心以祭察罕。又献俘益都贼头目200余人于京师,同时派大将关保东取吕州,山东平复。“是时,东自临沂、西逾关陕,无一贼。扩廓帖木儿乃驻兵河南,朝廷依以为重。”

扩廓在平定北方后,没有利用朱元璋、陈友谅等人在江南大战的机会麾兵南指,反而不遗余力地参与元朝内部党争,构乱中原。他先是与他义父的战友孛罗发生龌龊,在太原大同之间数度交战,后来元太子爱猷识理达腊(Ayu Sridara,即元昭宗,死后明人称太子毕里秃,蒙古文献中的比力克图汗Biliktu Khan,即《倚天屠龙记》中大都城游街时提到的那位太子)与朝廷发生矛盾,逃出北京投奔扩廓,扩廓带兵保护太子还朝,剿灭政敌。“当是时,微扩廓,太子几殆。”(《明史扩廓帖木儿传》)扩廓因护卫太子有功封为太傅、左丞相。

后扩廓请出兵平定江淮,“诏为河南王,俾总天下兵,代皇太子出征,分省中官属之半以自随(所有中央机关一半的干部随其出征)。卤簿甲帐亘数十里,军容甚盛。时太祖(朱元璋)以灭陈友谅,尽有江淮地,……扩廓知南军强,未可轻进,乃驻军河南,檄关中四将军会师大举。”(同上)但扩廓所檄的这四将军李思齐等都是与扩廓义父察罕同起义兵、齿位相当的老人,根本瞧不起扩廓,也不听调遣。扩廓长叹道:“我奉诏总天下兵,而镇将不受节制,何讨贼为?”(同上)于是派他的弟弟脱因帖木儿守济南,防遏南军,自己带领主力入关攻打李思齐等,连年互战。而朝廷一会帮扩廓,一会又帮李思齐等人,后来更命众将合攻扩廓,并削扩廓官职。直到明兵直捣大都,元惠宗才慌忙恢复扩廓官爵。但诏下才一个月,徐达、常遇春的大军已经逼近了大都,惠宗北狩。扩廓勤王不及,大都于是陷落了。此时是至正28年,即公元1368年。

二,勤王不及,反扑大都。

大都的陷落开始了扩廓护卫元裔的后半生。至正28年10月,元惠宗封扩廓为齐王。当时的形势是,明朝发布 “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 的北伐檄文,明兵根据明太祖的战略先占领了山东,益都守将魏赛因不花投降;明兵诉河上河南,扩廓的弟弟脱因帖木儿在洛水北岸被击败逃走,梁王阿鲁台(察罕的爸爸,扩廓的干爷爷)投降,明兵捣潼关,至华州,李思齐等闻风远遁。于是明兵从德州、长芦一线直捣大都,惠宗北狩,明兵占领大都。以孙兴祖守大都,徐达、常遇春等人攻打冀中一带,作为进攻山西的跳板。而长城以南的元兵则只有扩廓拥兵山西了。明军还是比较惧怕扩廓的,攻打大都的战略部署基本上是避开扩廓。但大都陷落,明军不得不要面对这个劲敌了,可惜初战虽是扩廓的大胜,但由于惠宗的瞎指挥,致使扩廓全军覆灭。

明军占领大都后,常遇春的主力即南下保定、中山、真定做为取山西的北路军。徐达的部队则在漳德一带,作为南路军。作为徐达前锋的汤和部,自怀庆取泽州,形成孤军冒进的态势。扩廓迅派军南击汤和,在韩店大战,明军惨败。明将汤和自此败后被调到西部战场,也算太祖的小小惩罚吧。

但韩店的胜利却被惠宗的瞎指挥破坏了。实际上,惠宗之逃离大都实在有些仓促,其实以大都城之坚韧是完全可以守城待援的。惠宗逃到了开平,才发现让出大都城实在太可惜了,于是命令扩廓收复大都。扩廓于是集合主力,北出雁门,经保安、居庸关,向北京攻击前进。

而此愚蠢的行动迅速被老谋深算的徐达等人发现了弱点。徐达等人认为北平有孙都督据守,且有坚城,不足为虑。扩廓倾巢而出,太原空虚,明军主力均在太行东南部真定、漳德一带,离太原很近。于是采用批亢捣虚的战术直捣太原。扩廓慌忙回救太原,其部将豁鼻马约降。当时明军骑兵先到,而步兵未完成集结。常遇春向徐达建议:“我骑兵虽集,步卒未至,骤战必多杀伤,夜劫之可得志。”(《明史常遇春传》)徐达采用了常遇春的建议,选精骑夜袭扩廓。“扩廓方燃烛治兵书,仓促不知所出,跣一足,乘孱马,以十八骑走大同。……(明军)遂克太原。遇春追扩廓至沂州而还。”(《明史常遇春传》)

明军在平定山西后,即平定了陕西。然后用兵东部,保卫北平的侧翼。而北元则东有纳哈出,西有王保保,战争逐渐分为两个战场。

三,拥兵塞外,保卫元裔。

洪武元年八月明军攻陷大都后,于第二年六月进行了第一次北伐。由常遇春帅步骑九万出北平,经过会州、锦州、全宁(今内蒙古翁牛特旗地方)、攻下了开平。元惠宗逃到开平以北的应昌,即现内蒙古达来淖尔湖(Dal Nor)的西南岸。一代名将常遇春,在完成这次任务后,暴疾卒于回师途中,年仅40。代替常应付东面战场的是李文忠。

扩廓此时在西方,可能是作为对明军第一次北伐的牵制,扩廓带军包围了明将张温据守的兰州。明军派出的援军被扩廓全歼,援军首领于光也被杀死。

在这种情况下,明军立即于洪武三年一月三日开始了第二次北伐。在制定进攻方略时,包括名将徐达在内的所有将领都异口同声地建议大军直扑应昌,逼扩廓从兰州撤兵。可见徐达等人都不太情愿直接与扩廓交锋。但太祖力排众意,命令明军兵分两路。西路由大将军徐达自潼关经西安救兰州,寻机歼灭扩廓;东路由左副将军李文忠出居庸关,直捣应昌。这是使敌人“彼此自救,不暇应援”的方略。(《明鉴易知录,卷一》)

战事进行到四月,东西两线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变。东线是北元惠宗于4月28日突然逝世,元惠宗孛儿只斤氏,讳妥欢帖睦尔,蒙古文献称为乌哈图汗。在位37年,年51岁。在位期间荒淫无度,任用奸党,戕害忠良,对南方的反叛也姑息任之。但他心灵手巧,曾制造宫漏,奇妙无比,又会观天象。可惜世祖打下的大好江山毁在

手里。他的儿子爱猷识理达腊(Ayu Sridara,即元昭宗,死后明人称太子毕里秃,蒙古文献中的比力克图汗Biliktu Khan)即位,改元宣光。(宣光元年为第二年即洪武四年,本年仍为至正30年)在此国丧前后,李文忠已经先后夺取了应昌外围的重要据点兴和、察罕淖尔等地,五月13日,李文忠在离应昌百余里的地方从一俘虏的口中得知北元惠宗死讯,督师急弛两日至应昌,“明日克之,获元主嫡孙买的里八剌并后妃宫人……唯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与数十骑遁去。文忠亲帅精骑追之,至北庆州,不及而还。”(《明实录》)。东方战场以北元的惨败告终,《皇明资治通纪》在评论第二次北伐东方战场时记载:“大军所至,朔廷遂空。”

西部的扩廓也遭到了惨败,这就是明初的沈儿峪之战。扩廓在听说徐达援兰州的消息后,急忙固守兰州东面的定西准备迎击。四月,徐达在沈儿峪全歼扩廓军。“达出安定,驻沈儿峪口,与王保保隔深沟而垒,一日,达整众出战,大败王保保兵于川北乱冢间,……保保与其妻子数人从古城北遁去,至黄河,得流木以度,遂出宁夏奔和林。”(《明鉴易知录,卷一》)西部的战事也结束了。

扩廓逃到和林不久,元昭宗也来到这里(和林是成吉思汗的故都,又称哈喇和林Khara Khorum,1912年一个外国人在外蒙的额尔德尼昭地方发现著名的兴元阁碑,证明这里就是古代的和林)。,对扩廓以国事任之。从此扩廓开始了独撑将倾天下的重任。

到了洪武五年,朱元璋下决心彻底解决北元。于是集结了15万大军,分三路第三次北伐。中路大将军徐达,由雁门直趋和林,摧毁北元的指挥部;东路左副将军李文忠由居庸关至应昌,然后直扑土拉河,从西北面攻击和林(几乎是长春真人丘处机西游的路线);西路征西将军冯胜出金兰取甘肃,各将兵五万。

东路军李文忠一直打到胪朐河(今克鲁伦河Kerulen),接着在土剌河(Tula今图拉河)击溃哈喇章等,进至拉鲁浑河(Orkhon今鄂尔浑河)畔的称海,被蒙古大军包围,李文忠勉强撤退。但损失惨重。

中路军徐达遇到的是劲敌扩廓帖木儿。这一次,在明与北元的大对决中,扩廓巧妙而坚决地击败了明朝第一大将徐达。扩廓用诱敌之计将明军逐渐引入其纵深。徐达的先锋是常遇春的内弟、后来在洪武21年威震漠北的蓝玉,出雁门后,在野马川(《口北三厅志》云,野马川在“宣府西路膳房堡口外”)遇到胡寇,追至乱山(位置待考),取得了小胜。接着到了土剌河,“与王保保遇,击败其众,保保遁去。”很明显,扩廓在诱敌深入。他亲自率领小部队且战且退,把敌人引向和林。而他手下的大将贺宗哲率领主力在和林以逸待劳。果然,“扩廓遁,与贺宗哲合,而拒我兵于岭北。时,师数发(左谷右瓦),而心易虏,骤与之战,不利,死者万余人。”(《明史纪事本末》)可见,扩廓的诱敌之计使明军轻敌而惨败。

西路军冯胜却取得了以外的胜利。但由于失败的两路是当时有名的战将中的头两位,如果表彰了冯胜等于羞辱了徐达和李文忠,所以太祖借故没有给冯胜赏赐。至此,洪武五年的北伐以明军的惨败而告终。

对这次惨败,明史诸典籍均一笔带过,不做太多的评论。但史料的蛛丝马迹可以看出这次的惨败对太祖来说实在是刻骨铭心。叶子奇的《草叶子》中说,“分三路出讨,至漠北大败,死者先后约40余万人。”明初谋臣刘基在北伐之初“尝言于太祖曰:扩廓未可轻也。至是帝思其言,谓晋王曰:吾用兵未尝败北。今诸将自请深入,败于和林,轻信无谋,致多杀士卒,不可不戒。……自是明兵希出塞矣。”(《明史扩廓帖木儿传》)

四、明太祖对王保保的招降

朱元璋对王保保是非常重视的。《皇明通纪》载,“高帝谓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一,少传国玺;一,王保保未擒;一,元太子无音问。”可见,扩廓在太祖的心中比太子爱猷识理达腊还要重要。太祖屡次想招降王保保。在察罕总兵围益都时,江淮震动。朱元璋派使者与察罕通好,察罕派张(上日下永)和马合谋从海路到江东授官职。刚刚到,察罕遇刺的消息也传来了,太祖立即杀掉了马合谋,不受官职。“及扩廓视师河南,太祖乃复遣使通好,”对于这样没有信义的人,扩廓当然是“留使者不还。凡七致书,皆不答。既出塞,复遣人招喻,亦不应。”(《明史扩廓帖木儿传》)朱元璋给王保保的七封书信,均可以在《明实录》里读到,确实是苦口婆心,仁义尽至。

太祖对王保保作为一个汉人,在元朝覆亡之季宁死不降的态度简直有些不理解。在那篇著名的北伐檄文中有一段是专骂扩廓的:“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君,凭陵跋扈,遥制朝权,此河洛之徒也”。

最富传奇色彩的是朱元璋派两员降将去漠北招降扩廓。一个是扩廓派去守益都的魏赛因不花,此人姓李,名也叫保保。他是察罕的助手之一,曾同扩廓一同攻打益都。因要与王保保区别,所以称老保(当时小名叫保保的很多,前文提及的李文忠,小名也叫保保)。他是扩廓留在山东的重将,在明朝大军的攻击下,在洪武元年就投降了。后来朱元璋派老保赴塞北劝降扩廓,“扩廓帖木儿鸩杀之。”(《新元史魏赛因不花传》)

另一个则是割据关中的李思齐,也在洪武初年投降了明朝。朱元璋也派他去漠北与扩廓通好。扩廓对李思齐的态度还比较好,“待以宾礼”,不久就派骑士送李思齐回国,到了边境,骑士说,主公(扩廓)有命,请留一物为别。李思齐说,我远来无所齑。骑士说,那就留条胳膊吧。“思齐知不免,断臂与之。还,未己卒。”(《新元史李思齐传》)毒死一个,另一个卸了胳膊。扩廓对待叛将加说客的态度可谓创新了。

在至正27年四月,朱元璋对身边的人说,我对王保保屡次招降,如果他投降我不失王侯之位,可以做一代明臣。况且元朝已经快完蛋了,他却死心塌地地跟随元主,“岂识时务者哉?”(《国初群雄事略》)可见对招降王保保的失败,朱元璋实在很不理解也很无奈。

五,王保保的亲属和部下

扩廓的亲属见于记载的有一个弟弟脱因帖木儿和一个妹妹王氏。脱因帖木儿一直追随哥哥扩廓。妹妹王氏估计当时年纪较小,所以没有跟哥哥到部队中。她应该留在了老家河南沈丘或在哥哥扩廓的食邑汝南或在干爷爷梁王阿鲁台的封地汴梁,明军占领了河南,她也成了明朝的子民。

对扩廓招降的失败让太祖更加敬重扩廓了。他竟然把扩廓的妹妹王氏嫁给了他的第二子秦王朱爽,洪武四年九月,“册故元太傅中书右丞相河南王保保女弟为秦王妃”(《明实录》)。洪武四年正是扩廓在定西沈儿峪全军覆没后不久。太祖此举一方面是对扩廓的招降,另一方面也是对扩廓的敬重。

成为天子的儿媳妇,本是件荣幸的事,但扩廓的妹妹王氏显然保持着其政治上的反对派(或者叫持不同政见者)的态度,对这门婚事进行了反抗。《国初群雄事略》载:“时妃有外王父丧,上命廷臣议之。”“外王”指的是梁王阿鲁台,“父丧”指当时扩廓的妹妹正在服丧期间。以太祖高皇帝在朝廷和家里的威信,提出这两个理由来抗拒皇命的不可能是秦王爽或者是朝廷的大臣,只可能是王氏本人。显然,王氏不情愿嫁给哥哥死敌的儿子,但又不能明目张胆地抗拒皇帝的命令,所以提出了“外王”和“父丧”这两个拒婚的理由。这两个理由还是很充分的,使朱元璋感到为难,所以他让大臣们商议。幸好礼部尚书陶凯会拍马屁,提出“大功以下,虽庶人亦可成婚,况王妃无服”。(《国初群雄事略》)有了礼部的说法,朱元璋也就置“外王父丧”于不顾了,正式发布册书,册王氏为秦王正妃。

可是这个秦王却屡次犯错误,受到太祖的斥责。多亏哥哥太子朱标多方救解,才免被罢黜。死后朱元璋亲自定其谥号为“愍”,是一个含有一定贬义的谥号。洪武28年秦王薨,扩廓的妹妹竟然为朱元璋的儿子殉葬了。《明史秦王传》载:“(秦王)其妃为元河南王王保保女弟,……洪武28年秦王薨,……王妃殉。”奇怪的是朱元璋其他的儿子死后都没有发生妻子殉葬的事,连朱元璋最讨厌的第十子鲁荒王朱檀在洪武22年死后也没有王妃殉葬,为什么偏偏只有秦王朱爽的王妃殉葬?可能因为当时扩廓已经去世多年,而且北方经过洪武21年捕鱼儿海战役,基本肃清了北元的残余势力,所以扩廓的妹妹也就不重要了。同王氏一起殉葬的还有秦王朱爽的次妃邓氏,她是宁河王邓愈的女儿。邓愈早在18年前也就是洪武10年就去世了,他的长子邓镇娶了李善长的外孙女,李善长在洪武23年因为大逆罪被杀,株连到邓镇,邓镇因此也被当作奸党杀掉。娘家破败如此,邓氏的殉葬也就不足为奇了。

扩廓的弟弟脱因帖木儿在扩廓死后一直继续追随元主,担任詹事院同知的职务。在洪武21年四月的捕鱼儿海战役中,明朝大将蓝玉的部队全歼了北元的武装,脱因帖木儿在战斗中走失了坐骑,藏身于深草间,不幸被俘。被俘后被安置在蓟州工作,但他暗中联络其他降将准备起义,被告发后被捕。在洪武21年七月,脱因帖木儿被蓝玉杀害。

扩廓的部下都非常有节气,降明的极少。如武将贺宗哲等人,一直追随扩廓到荒凉的漠北。扩廓的幕府中,最有才气和名声的是蔡子英。

蔡子英是元朝的进士,一直追随察罕和扩廓父子。在沈儿峪之战后与扩廓失散,不久被捕。他面对明君臣酷刑之逼和高官之诱,都表现出了崇高的气节。有一天他突然大哭不止,别人问他原因。他说:“无他,思旧君耳。”(《明史蔡子英传》)太祖很感动,在洪武9年12月,放蔡子英出塞,让他回归在和林的故主。遗憾的是,此时扩廓已经去世了。

另一个有气节的人是前文提到的张永,在出使江东时被太祖扣留,太祖爱惜他的才气,委以高官。但张永却以“身在江南,心思塞北”的誓言回答,最终被太祖无奈地杀害了。

扩廓的妻子毛氏,事迹无考。只知道她在扩廓去世后,也自经而死,追随扩廓到阴间去了。

扩廓亲属和部下的节烈,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扩廓的人格魅力。

六、王保保之死。

洪武八年八月,即元宣光五年八月,天下“奇男子”扩廓帖木儿死了。《明史扩廓帖木儿传》载:“其后,扩廓从其主徙金山,卒于哈喇那海之衙庭。其妻毛氏亦自经死。盖洪武八年也。”

金山就是阿尔泰山(Altai),哈喇那海可能是现在的哈腊湖(哈喇那海到底在那里,我没有见到其他考证。我推断是Qara Na-our,应该翻译成哈剌海,或黑海。)衙庭《蒙兀儿史记》和《新元史》作“牙庭”,不见于其他满蒙典籍,其位置无考。自洪武五年北伐失利后,明军“希出塞矣。”后来,扩廓将兵犯大同、宣府等地,太祖戒守将严守,不可出塞,这一地区遭到扩廓铁骑的蹂躏。后来徐达找到了机会,在怀柔击败了进犯的扩廓。但基本上这一时期,明军对扩廓是被动的防御。而太祖这一段时间对蒙古的攻略基本上集中在东部,先是对兀良哈征讨,然后重点对满洲用兵。但是,问题是扩廓为什么死在了遥远的科布多地区,没有死在战事集中的东部地区呐?现在没有充分的史料来了解其内情。只能根据当时的情况作一些推测:扩廓从其主毕力克图汗西徙到阿尔泰山一带,正是撒马耳干的大酋驸马帖木儿蹂躏中亚之时,毕力克图汗来到这一带,有可能与驸马帖木儿有一定关系。另外,这一段时间,瓦剌部(明史又作阿鲁台,即清朝前期的卫拉特四部)逐渐强大,此后不久瓦剌的强酋猛哥帖木儿就兴起了,北元的首领来到这一带,恐怕和瓦剌的强大有一定的关系。同时,阿尔泰山离乃蛮人的聚集地别失八里(Bechbaliq,今新疆古城北)很近,而扩廓去世的地方哈喇那海再往西南不远,就是窝阔台开辟的著名的答必斯丹山口,是蒙古通往中亚的捷径,扩廓此来会不会利用他与乃蛮部的亲情关系作一些亲善工作呢?

总之,扩廓帖木儿死了。这个让明军屡尝败绩,自己屡败屡战的天下奇男子死了。他独自支撑的北元将倾的天下,不屈不饶地抗击新兴的汉族势力,维护了北元的帝系。他死了,不久,北元在明军和瓦剌的打击下也覆亡了。

洪武11年,元昭宗毕力克图汗去世,其弟脱古斯帖木儿(Togouz Temor)即位,在 洪武21年,明永昌侯征虏大将军蓝玉的大军在喀尔喀(Khalkha)河北岸的捕鱼儿海(Bouir Nor今内蒙古贝尔泊)彻底歼灭了北元的武装,获王子地保奴及公主后妃百余人,官属3000余人,男女77000余人,马驼牛羊十五万余口。太祖于军中拜蓝玉为公,比之卫青、李靖。(可惜因为回师的路上蓝玉强奸了元主妃,元主妃愤而自尽,弄得另一个重要俘虏脱古斯帖木儿的儿子地保奴仇恨满胸,破坏了太祖的怀柔政策,太祖赏不行,见《明史蓝玉传》)不久脱古斯帖木儿死于蒙古内斗,北元的帝系断了,元的国号也被鞑靼取代了。

到了永乐年间,鞑靼基本上无力与中原和瓦剌(Oyrad)抗争。直到明朝中叶,鞑靼的大酋达延汗、俺答汗、吉囊、黄台吉、小王子等鞑靼历史上辉煌的名字才开始出现在明史中。

明朝的“天子守边” 

1. 天子守边 

 明成祖朱棣与明朝其他皇帝都大不相同,他是太祖朱元璋二十六个儿子中的佼佼者,年轻时受封北平(即北京)为燕王,是在与蒙古的多次交锋中成长起来的优秀军事统帅。太祖朱元璋临死前,还特意给了燕王朱棣一道诏敕,让他节制诸王,负起指挥北方军事之责,并守卫大明江山。太祖朱元璋为此写道:“攘外安内,非汝而谁?”后来果然是攘外安内,非朱棣而谁。朱棣当上了皇帝后,并没有在南京安于享受,大多数时间仍然呆在北京(当时京师仍为南京,北京称行在),南京的事务交由太子监国处理。而当北京成为明朝的京师后,他又经常率师在外。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天子守边”。以往历朝历代,均为“天子居中,诸侯守边”,以形成四周拱卫之势。“天子守边”因而成为成祖朱棣最鲜明的特质,这也是后来明朝建都北京的最大特点。
  从来中国古代边患都在北方,定都南京不利于控制北方边防,而且有造成边将拥兵自重,国家分裂,政局动荡之虞;定都北京,天子守边,是大一统帝国的基础。


2. 浅论明朝迁都的利与弊

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一方面因为自己准备充足,一方面因为明太祖大杀功臣,没有给建文帝留下几个能打仗的将军,建文帝又太软弱,数次下令“活捉燕王”,结果最终兵败失踪。


燕王即位是为永乐大帝明成祖。

建文帝可谓一位好皇帝,在位期间废除锦衣卫、宽待百官和百姓,很得人心,城破后明朝百官基本没有几个投降就说明了这一点。明成祖可谓其位不正,为了加强皇权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对明代最大的影响就是迁都北京。北京既是他经营多年的大本营,又远离南方亲建文帝的势力。除此之外,迁都北京还可以实现“用南京控制南方财赋,用北京控制北方边防。”“天子守边”局面。这在后来的200多年一直是明朝的基本国策。

首先,用北京控制北方边防。由于明朝与北元以及后来的瓦剌、鞑靼敌对,北方边防一直是国防的重中之重。自古皇帝最怕的就是丢江山,手握重兵的边臣造反是每一个皇帝都不希望看到的局面。迁都是明朝的方式。由于北京算是一个从农业区到牧业区的一个边防重镇,迁都此举造成了明代独特的“天子守边”的局面。一方面,天子守边可以防备边臣拥兵自重;另一方面,北方边防因为首都在边境而必须保证稳定,客观上使得边防不至于松懈。而且边防的稳定掩护了大后方南方地区的发展。
其次,用南京控制南方财赋,南京仍旧作为陪都,控制当时全国最富庶的江南地区。由于江南一带已经成为全国经济、商业、农业的中心,必须要保证对这个地区的控制。南京虽然号称陪都,而且有几乎全套中央政府设置,但是基本没有什么实权,说白了只是监视南方给北方首都送钱送粮的。所以虽然首都不在经济中心区,但是控制却很稳固。

但是由于明朝制度保证皇权的过度集中,这些都是在皇帝英明、朝政太平的时候才能实现的。明中期以后的皇帝不是昏庸就是根本不理朝政。所以迁都北京没有达到应该有的效果。
第一,长城以北的大片缓冲地带后来送给了内附的兀良哈部,所以实际上北京已经成了边境。整个明代因此始终处于准战争状态,国防开支对整个国家负担沉重。
第二,明朝皇帝昏庸的居多,朝政混乱,边防也数次告急。甚至有几次敌人直接攻到北京城下,迁都完全没起到巩固边防的作用。这里插一句,没仔细想过,但好象明英宗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未亡国就被抓的皇帝。
第三,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是江南一带,北方已经无法支持首都的巨大物资开销。从宋代开始,北方首都都要靠大运河运输从南方供应。北迁北京使得国家为了供应首都而将江南物资财富不断运到北方,对整个国家的发展实际非常不利。结果是拖慢江南地区经济发展。
第四,北京地处农耕区的北方边缘,无论是北方游牧民族还是东北的女真人都距离北京非常近。一个国家的首都没有足够的战略纵深来保护是非常危险的,也是对军事上的一种不便。结果后来东北边境战事迭起,因为要保卫北京,军队的回旋余地变的非常小。个人认为这相当制约对满洲作战的战略选择。

当然,明朝灭亡不能说是迁都北京的结果,只是探讨一下利弊。

选自《历史帝国》

3. 中国应认真考虑“迁都”


都?没错!中国确实应当认真考虑迁都了,因为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选择首都,应当考虑国家发展和应对挑战的需求,而在当前的情况下,当初定都北京的理由已经不复存在,其负面作用却与日俱增。北京继续充当首都,不仅对整个国家发展构成了额外的负担,城市自身也走入了死胡同。

尽管早在两千多年前,燕国就在北京地区建立了都城;但在历史上,北京并非华夏文明的腹心地带,其作为大一统中国政权首都的历史是在元、明、清三朝。显然,今日中国选择首都时,不能从自始至终奉行塞北本位、视中原为鱼肉掠夺对象的蒙元政权的视角考虑,审视明成祖定都北京的出发点方才恰当。

明朝兴起之后,蒙元残余势力败退塞北,但卷土重来之心未泯,有明一代,明廷始终视蒙古为头号大敌,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告诫子孙:“胡戎与中国边境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明朝天下精兵良将,尽在九边。但在没有现代通讯、交通工具的古代,定都南京的明廷与其他任何一个定都腹心地区的王朝都面临相同的两难:如果放手赋予戍边重兵集团主将足够的自主权,他们向安禄山看齐的风险很可能上升到令人无法承受的地步;如果仿效宋朝奉行“守内虚外”政策、束缚戍边重兵集团主将手脚,军队的作战能力将遭到严重削弱,“靖康之变”和崖山的悲惨结局永远铭刻在明人心头。对此,明成祖选择了迁都北京,“天子守边”,充分显示了大明王朝前期朝气蓬勃、迎难而上的精神风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选择定都北京时固然有接近当时的友好国家之意,但在百万苏军虎视北疆之时,我们再次看到中国显示出了同样的气概。

然而,时至今日,当初选择定都北京的这些最重要理由都已不复存在:依靠现代通讯和交通工具,中国无需“天子守边”就能够防止安禄山之辈重现;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东方已逐步取代北方成为对华最大军事威胁的方向;内蒙古已经牢固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疆土,苏联解体、中俄结成战略伙伴关系也消除了来自北疆的军事威胁;定都北京已不再有接近盟国的意味;……

与此同时,继续定都北京的负面作用却日益暴露。在这样一个缺水地区,北京竟然已经发展成为近两千万常住人口的巨型城市,中国当局不能不考虑是否已经超越了环境容量?是否最终会为此付出无法承受的重大代价?是否已经损害了整个国家的均衡发展?

正是为了满足北京不断膨胀的需求,在水资源方面被迫作出牺牲的地区已经从海河流域上下游和周边省区扩大到了作为南水北调水源地的汉江流域。如此大规模、远距离的跨流域调水,对汉江下游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未必没有可能解决不了北方的环境问题,反而把本来环境还好的南方也毁了。而且,北京搬迁了一个首钢,可计划大力发展的芯片等产业耗水量似乎也不逊色。与其千里迢迢高成本调水到缺水地区,何如将相关产业、资源部署到水源丰富的地区?

就北京自身而言,过多的人口和产业也正在恶化这个城市的生活品质。由于人口过多,相应地机动车过多,北京的交通堵塞早已是全中国大城市中最大的梦魇,以至于被赋予“首堵”之名;环境污染、房价居高不下也随之而来。也许这可以指责是“钱松地紧”造成了北京房价领涨全国的局面,但是中国必须反思,在北京这样一个地方,环境容得下放松地根吗?在保护低收入阶层权益、改善民生的旗号下,中国政府可以在北京维持低廉的水价,但无法改变从外地调入的水资源注定高昂的成本,而这些水资源本来可以在其他地方以低廉得多的经济和环境成本得到。

更糟糕的是,只要继续定都北京,北京环境负担、生活品质继续恶化并波及其他地区的趋势就不可能逆转。因为一个传统上并将继续实施中央集权制的大国必须在首都集中相当的资源,而只要过多的资源集中在北京,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人们就会涌向北京寻找机会,这是中国国民的权利,不容限制,但客观上必将进一步加大北京的环境负担。在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七大上,胡锦涛所作报告谈到了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格局”,但继续定都北京,恐怕就是最大的区域发展失误。

如果北疆仍然存在一个虎视眈眈的重大现实军事威胁,如果北京现在只有三五百万常住人口,那么,中国确实不必考虑迁都;但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当认真考虑迁都了。从长远来看,迁都有助于化解上述问题;就中短期而言,随着国内外对奥运之后中国经济前景日益瞩目,迁都有助于提供一个新的经济题材克服潜在的危机。

如果迁都,新的首都应当在长江中下游之交处选择一个周边空地比较广阔的中小城市,这样的话地理位置适中,环境容量大,新首都市中心能够提供其他现成大城市所无法提供的地皮建设中央政府各个部委;由于新都土著人口不多,难以形成足够强大的地头蛇势力绑架中央政府一味索取局部私利,也容易全部使用普通话交流,而不至于在首都还大量使用方言交流。


4. 中国迁都动议 / 秦法展 胡星斗

首都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国家最高权力和最高首脑所在地,在国家政治经济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从18世纪末到2007年底,全世界已有61个国家实施了迁都,占现有国家总数的近三分之一。按国家面积和人口计算,分别占五大洲面积总和的71%与人口总和的74%。特别是近10多年来,世界上已有20多个国家先后迁都,目前还有10余个国家正在考虑迁都,可以说当今世界正在涌起一股新的迁都潮。

我国的北京自明朝1402年迁都北平至今已经600余年,新中国建都北京也已近一个甲子,如今的北京从一个古都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都市,成为中国的代名词,成为中国人乃至世界华人华侨的骄傲。

然而,作为首都的北京现在也面临着日益加剧的人口膨胀、资源匮乏、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我们认为,按照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性社会的要求,北京作为一个大国的政治首都已经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将国家政治首都迁出北京已经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诸多专家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说:为了提高首都政治中心建筑环境的改善,应在一定时期、条件允许时,考虑建设新行政区的可能。2006年4月17日,胡星斗在其“中国问题学”网站上发表文章,提出了迁都的基本设想,2006年5月9日,胡星斗上书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建议分都、迁都和修改-宪-法,提出把政治首都迁往更加适宜与安全的地方如河南南阳等地,该文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2007年11月,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上撰文说,元明清选择北京,主要基于大一统政权奉行“塞北本位”的利益需要,尤其是明成祖迁都北京,目的是“天子守边”,巩固江山。1949年新中国定都北京,有接近当时的友好邻国前苏联之意。时至今日,依靠现代通讯和交通工具,中国已无须“天子守边”。自鸦片战争以来,东方已经逐步取代北方成为对华最大军事威胁的方向。梅新育指出,近年北京的发展,碰到水资源短缺、人口膨胀、空气污染等难题,还受到北方荒漠化的威胁。北京地处缺水地区,一座近2000万人口的巨型城市,水资源已“超负荷”。南水北调、搬迁首钢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可能给南方及周边省份带来压力。另外,不断膨胀的人口和产业,对北京的生活品质带来挑战。环境污染、房价居高不下也随之而来。从长远来看,迁都有助于化解上述问题。就中短期而言,国内外对奥运之后的中国经济前景仍然看好,迁都有助于提供新的经济题材。

从上可见,迁都问题已经引起中央和社会各阶层的高度关注和重视,迁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人民的共识。我们认为,迁都势在必行,只是需要选择恰当的时间和时机的问题。

5. 朱元璋朱镕基都想到了“迁都”是历史巧合?

潘谷西老先生是东南大学建筑系著名教授,是大陆大学教材《中国建筑史》的主编,早年毕业于民国中央大学。几年前,我曾就城市考古问题,专门到南京鸡鸣寺附近的东大兰园生活区寓所,拜访了潘先生。当时,建议北京迁都的议论颇多,潘先生结合南京母城、东晋时期台城(唐代著名诗人韦庄的“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诗句即源于此)城址的发现,认为,中国古都文化有三大类型,即以西安(长安)为代表的黄河流域文化;以南京(建康)为代表的长江流域文化;以北京(大都)为代表的渤海文化。择地建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政治因素往往是最先考虑的,中国古代这三大都城文化里都掺杂了很多的政治因素,其形成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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